第八章 日治第一美女

當年三重的正義北路一百六十六巷，從正義北路進去時，要先經過兩塊廢耕田中央的無名小田徑，才能真正到達地址編為正義北路一百六十六巷的巷子口。而正義北路與無名小田徑交叉的小巷口，那時是一家日式木構的洗染店。

民國五十六年有一天，正義北路與小田徑交叉巷口的正中央，突然挖起地基，築起模版要蓋房子，那等於我們那條巷子，在正義北路就沒有出口了。巷中居民非常錯愕，群情激憤，紛紛提議要抗議。於是大家約好，利用一個夜黑風高的晚上聚集起來，把那時已經釘好的模版，用棍棒、鐵條或磚頭打破敲毀，並用各家的水桶、臉盆，到那時已經大半乾凅的廢耕田中，挖起土石，倒往那已挖開的地基。業主聞訊趕來制止，一群人吵得不可開交，幾乎打起來。

那時一六六巷的居民才知道，原來大家以為是正義北路一六六巷口的巷道，竟然是私人的土地，但居民卻一無所知。其實那是建商過去賣屋時的手法，讓大家一直有錯覺，以為那就是一六六巷大家共有的巷道。當時巷中的居民都很憨直，只覺得那條路大家已經走那麼多年了，巷口也掛著一六六巷的牌子，那應該就是我們的道路。大家就和業主、工地人員，前前後後吵了將近一個月，不讓工程繼續進行。

後來業主報警，該工地就在警察的護衛之下恢復施工，等到該棟房子建好之後，接著兩個廢耕田與其中的土石小徑就被人用磚造圍牆圍了起來。其實，巷內的人根本不知是誰圍的圍牆。雖然巷內居民經常會偷偷地將該圍牆的一部分破壞或推倒洩憤，但在那種戒嚴時代，居民終究是不敢一直聚眾抗議，最後，那兩個廢耕田用圍牆圍住的事實，居民慢慢地就認了，此後巷裡居民的出入，就轉從現在的自強路出入。

那時跟業主抗爭的時候，經常是由媽媽帶頭去破壞工地。因為當時的鄰居們也公認到我們家協調時警察最客氣，警察也好幾次借用我們家的客廳來與幾位居民代表溝通。因此那時就常有居民會到我們家來商量要如何處理該件事情。據那時的鄰居說，到我們家開會，一則因為媽媽護衛土地的態度很強硬，很能代表居民的心聲；二則因為我們家牆上，掛著于右任與賈景德，兩位院長級人物的墨寶，警察以為我們家有某種背景，因此態度比較客氣。

但現在回憶，當年巷中居民的知識實在很有限，抗爭的方式很幼嫩，忌諱更是很多，不像今天社會的開放，有許多抗爭的模式可供模仿，甚至也沒有像今天那麼便利的電子媒體可供利用造勢。因此當年媽媽帶頭的抗議，其實是相當陽春的，最後巷子內很多居民的感情，雖因該件事是拉近了許多，但仍無法制止該建物的興建。

   時光回到一九三一年……

大檢舉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之前，日本人在台灣進行「大檢舉」。根據月里三姨回憶，當年三月二十四日深夜，日本警察為偵查台灣共產黨的地下組織，在台北市進行全面的搜查，兩位巡查在上奎府町一丁目二十九番地，逮捕到台灣共產黨領導人之一的趙港(註1)。根據月里三姨描述，那個地方就在我烏協公上奎府町一丁目二十六番地隔鄰的房子。

烏協公曾在一九O三年，明治三十六年八月十二日領養了文山堡大坪林庄十二張(註2)高文通先生二歲的四女高緣入戶做媳婦仔，我們都稱呼這位高緣女士為大妗。原因是高緣女士後來冠了許姓，一九二二年，大正十一年三月更從從外面招婿成家，且一直與烏協公一家人非常親密。許高緣女士所招的夫婿，來自台北新富町三丁目五十六番地的朱檔先生，烏協公視同兒子，也深受媽媽兄弟姊妹的敬愛，因此我媽媽同輩們都尊稱許高緣女士的夫婿為大哥，尊稱許高緣女士為大嫂，因此許高緣女士就成為我們的大妗。這位大妗就是前面說過的那位許兩傳表哥的母親，也就是IBM公司許朱勝的祖母。許朱勝的名字，「許朱」兩字即兼有紀念祖父的意思在內。

根據月里三姨一九九九年時的回憶，我大妗成家後租屋居住的地方，與趙港、簡吉、黃天海他們聚會、辦雜誌的地方，是同一房子的不同房間，趙港他們也利用房客共用的小客廳辦雜誌。但我查日治時期的戶籍謄本，大妗居住的地址是上奎府町一丁目二十七番地，而流傳的資料顯示趙港他們的地址是隔壁二十九番地(註3)。如果流傳的資料無誤，那我大妗與他們就應該是隔壁鄰居才對。但三姨說的很可能是事實，因為那是三姨第一段婚姻結緣的所在，記憶應該不致有誤。如果是這樣，那趙港他們工作聚會即被捕的地址應該就是二十七番地才對。由於當時烏協公與他們是隔壁鄰居，烏協公常到大妗家探視，並在趙港、黃天海、簡吉等等許多台灣社會運動先驅們聚會編雜誌的地方，閱讀他們訂的﹤台灣民報﹥。於是烏協公與橋頭阿嬤就與趙港，及他們那些經常在那裏出入的同志們逐漸熟識。

因此之故，月里三姨說，在那次「大檢舉」事件中，烏協公與橋頭阿嬷也受到牽連，曾先後遭日人短暫羈押入獄調查。當年烏協公也因這些因緣，而認同台灣文化協會的活動，且影響了我月里三姨的思想。

「大檢舉」那一年媽媽才正是十四歲之時，那個往事並沒有影響到當時尚屬年少，僅住在附近的媽媽。當年我們雖然看到媽媽曾經帶領居民，抗爭正義北路一六六巷口被封的那件事，但那可不算是什麼政治行動。抗議的原因其實很簡單，如果不是媽媽那麼在乎她那辛辛苦苦維護的房子，應該是不會去做那件事的。

無政府主義者

二二八事件之後很長一段時間，台灣陷於一個白色恐怖的年代。媽媽在三芝那孤立的海邊，聽聞到許多政治事件，嚇壞了。到了新莊後，尤其看到月里三姨的遭遇，更深深影響了媽媽對政治的觀感，那是媽媽極度低貶政治的鐵證。

月里三姨篤信社會主義，曾參與日治時期台灣的工人運動，也因簡吉等人的關係，加入當時的台灣農民組合。那時與同是參加台灣農民組合，作家楊逵先生的夫人葉陶女士是知己好友，都是當年共同參加社會運動，具有濃厚社會革命意識的新女性。

生於一九一二年，明治四十五年的月里姨，在一九三０年，昭和五年十二月六日與台北州宜蘭郡宜蘭街宜蘭字乾門一百二十六番地黃炳輝先生的次男黃天海結婚。黃天海先生是日本時代一位熱情洋溢與才華無礙的無政府主義者，醉心於當時的新劇運動，但結婚後兩年，二十七歲即英年早逝，故其生平資料少有流傳，只有在台灣總督府出版的﹤警察沿革誌﹥中，記錄當時無政府主義者的演劇運動時，才看得到有關天海姨丈的一點斷簡殘編。

在一九三０年，昭和五年六月十五日民烽演劇研究會，在台北市日新町蓬萊閣成立，當年黃天海姨丈即在該會擔任「近代劇概論」的講師，台灣新劇先鋒張維賢先生則在該會擔任「舞台藝術」講師，連戰先生的祖父連雅堂先生，則同時在該會擔任「白話文」講師。

最早，我三姨月里是因為常到隔壁尋找經常在那裡看報的烏協公，進而認識了那一些辦雜誌，以及從事社會運動的志士。月里姨曾經回憶，後來與他們那一群同志，在一起閱讀社會主義的一些文獻宣言，他們讀到熱淚盈眶，沸血澎拜，一心想要改造社會。認同他們的理念之後，月里三姨與他們，包括醉心於新劇運動，在那裏辦雜誌的黃天海，遂變成相知相惜的同志，月里姨與天海先生相互欣賞才華，進而成為愛侶結婚，他們育有一子。

台灣農民組合在一九二六年，大正十五年六月由簡吉與趙港等人發起，簡吉並被推為中央委員長。一九二七年，昭和二年十二月四日，台灣農民組合在台中召開第一次全島代表大會，月里姨在那時就加入了他們的行列，成為台灣農民組合的一員。簡吉也在一九三一年的「大檢舉」中，遭到逮捕入獄。最後，趙港在獄中病逝，簡吉則在一長段時間後出獄，但戰後白色恐怖時期，簡吉再度入獄後槍決。在那些過程中，月里姨曾經幫忙掩護過簡吉及他們那些同志。

很難想像簡吉先生的哲嗣簡明仁先生，即是當今大眾企業集團的老闆，是台塑集團創辦人王永慶先生的女婿。

一個為信仰而奉獻了生命的無產階級革命者，他的兒子除了變成台灣一個還算有名的資本家外，更是台灣一個具有象徵性地位的大資本家之女婿。兩代之間這樣的差異，實在也讓我們看到了台灣社會這幾十年間的巨大變遷。

而近八十年前，現在大眾電腦簡明仁先生的父親簡吉先生經常出入的台北上奎府町，與現IBM電腦公司許朱勝祖父母，竟曾有那樣的鄰居關係。

「資匪」被捕

民國三十九年十二月四日深更暗瞑，三個穿便衣的情治人員，會同里長和一個不知來歷的女人，到月里三姨家急急敲門，不分青紅皂白就把三姨強制帶走。那一年媽媽三十三歲，也是隨爸爸遷回到新莊後一年。

最後三姨被以「資匪」罪名判刑十二年。保安司令部軍事檢察官起訴書中指出，月里三姨「自幼時即與匪黨簡吉、廖煙相識，日治時期參加工友協助會，曾接受匪幹黃查某交閱大眾哲學和談文獻等匪黨書籍」。起訴書中所謂的「自幼」即指日治時代居住在台北上奎府町一丁目，因鄰居關係而逐漸相知的往事。

在審訊過程中，月里三姨激烈抗辯，辦案人員用很粗的竹棍劈頭猛打，她為了保護腹中的孩子只有奮力用手抵擋，因此手指被竹棍打到受了嚴重傷害，享年九十七歲的三姨，右手大拇指的傷害一生都沒有復原。

三姨入獄時已懷有身孕。懷孕六個月時，家人保她出來生產並稍做調養，孩子出生後再帶著孩子入獄。本來應該在民國五十一年出獄，也因保外生產那段時間不算坐牢，而加長到民國五十二年十一月才出獄。三姨的最小孩子，我的阿榮表哥也陪他媽媽在獄中一起生活，直到要唸小學時才「出獄」，離開母親去讀台北市福星國小。

月里三姨出獄那一年，媽媽是四十六歲。

三姨入獄後，家人根本無法知道她的生死命運會是如何。在她入獄的十三年間，張姓姨丈與金枝阿姨另組了家庭。三姨出獄後，一家人的關係已經變化了，後來三姨又經歷了一次不幸的祝融之禍而家破人離。

最後三姨與張姓姨丈辦妥離婚，回到娘家與橋頭阿嬷住一起。民國六十年，媽媽過世那一年，六十歲的三姨，才在昔日同志的撮合之下，與她少女時代即相知的老同志，艋舺人周合源先生結婚。民國六十二年定居新北投後，攜手共度了一個相當美滿的晚年。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輔大尹章義教授，曾經在一個名稱為「台灣思想起」的電視節目中，就曾經說月里姨是「日據時期台灣第一美女」。(註4)

在台灣七十年前的那個時代，那樣一個容貌姣好的女性，沒有淪為男性的花瓶，竟然還會去從事社會改革運動，實在是難以思議。但那個時代實少有女性如三姨一般深受現代進步思潮的薰陶。可能因此之故，尹章義教授才會對許月里女士有「日據時代台灣第一美女」的讚嘆吧。

孤魂聯盟與愛愛寮

出生艋舺的合源姨丈也是日本時代，一位社會運動的健將。合源姨丈也曾是一位宣揚無產階級解放運動，日治時代被稱呼為「黑色青年」的無政府主義者，曾經參與組織「孤魂聯盟」。張維賢先生曾經說過：「孤魂是活在世間孤苦伶仃，死後無人理睬的可憐靈魂，這些孤魂的悲劇，恰似我們無產階級的農民痛苦生活，可憐之情，令人心寒，因此我們在此組織孤魂聯盟，目的是要發動無政府主義運動，為展開光明的前途而奮鬥。」

根據合源姨丈生前向我解釋說：「孤魂」也是他們那一群信奉無政府主義者的自稱，他們也曾合辦﹤伍人報﹥宣揚無政府主義。合源姨丈曾向我說「伍人」的發音就是接近台語「忤人」的意思，表達自己就是有「故意與人過意不去」的風格，含有一份自我解嘲，諷刺自己的幽默。

個性樂天達觀，充滿理想的合源姨丈，也曾是日本時代有名的三大「乞食頭」之一。此一機緣，合源姨丈回憶說，是因在其好友無政府主義者稻垣藤兵衛創辦的「稻江義塾」中，認識了施乾先生。

稻垣藤兵衛是一位奇人，大正十一年初夏突然在台北大稻埕成立「人類之家」展開行動救濟娼婦。稻垣首倡娼婦自由廢業的「自廢運動」，當時人視其為「唐吉訶德」，並常將某事物冠上「稻垣」來揶揄這類人不自量力的情況。但稻垣一生倡導「人與人之間應該互助友愛」並奉為自己一生的座右銘，不畏懼毀謗及迫害，試圖找出希望的他，二十年如一日。「人類之家」後來分成社會部門與教育部門，社會部門舉凡現代社會福利事業、勞資關係、婦女保護、兒童保護、職業諮商、生病慰問、療養設施等等通通開辦，而教育部們則設有勤勞科、幼稚科及國語夜校，同時成長為容納一四O名學生的「稻江義塾」，於是社會評價逐漸肯定，其行誼為日本時代的台灣社會福利史留下了一冊光輝浪漫的詩篇。(註5)

合源姨丈發現他們聲氣相投，於是們那一群無政府主義者就結為好友。年輕的合源先生後來去東京，想多讀一些書，但施乾先生到東京力邀，於是就從日本束裝回台，與致力新劇運動的張維賢先生，三人一起在艋舺創辦了一個著名的乞丐寮，當時的名稱叫「愛愛寮」。

施乾先生是一位具有崇高人格的人道主義者，原本在台灣總督府商工課服務，曾經調查過艋舺的貧民生活，看到他們困苦的情形，油然生起惻隱之心。後來竟辭去總督府的工作，變賣所有家產，昭和八年，一九三三年在今天的台北市大理街旁，成立台灣第一家乞丐收容所「愛愛寮」。

根據合源姨丈生前回憶，他們向艋舺街上的商家說，與其讓那些乞討者天天上門討食，不如由他們創設一個乞丐寮，將那些乞丐安置一起，由他們照顧，並教導他們製作一些手工產品如雞毛撢子等，以培養他們自立更生的能力。而每月只需由他們按時向商家收取一點贊助費，作為那些乞丐的生活費用即可，那樣大家都可省去麻煩。

台北艋舺的遊民問題源遠流長至今猶存。當年收容乞丐的「愛愛寮」，如今已改為「愛愛養老院」，仍然矗立在台北市大理街當年的原址。施乾先生的日本太太，原名清水照子的施照子女士，則一直在「愛愛養老院」中主持院務，直到二００一年，民國九十年十二月九日，這位一輩子奉獻於台灣，受人尊敬的女性，於清晨中去世，享年九十三歲。

一九三八年合源姨丈離開愛愛寮，西渡前往中國北京，一直到一九四六年戰後才回台灣，擔任大同公司董事長林挺生先生的秘書，也因為會說北京話，林挺生請他到當時的大同工職兼任公民課教席。那時他仍然從事政治活動，曾幫好友吳三連先生競選台北市長。

合源姨丈的大哥周爐源，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在艋舺的淡水河邊被美軍的飛機炸死；五弟周財源，曾擔任過台北市議員、副議長，以及增額監察委員。但合源三姨丈卻因左派思想，成為白色恐怖時代的祭品，也與三姨一樣繫獄十二年。民國四十二年冬天，莫名奇妙地被捕入獄，以資匪、知匪不報，合併判刑十二年。

合源姨丈出獄後，大同公司便不再聘用他了。最後由他在中國時認識的好友楊肇嘉先生安排，進了台灣玻璃公司工作。楊肇嘉先生在日本時代，曾從事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戰後回台曾任台灣省民政廳長、省府委員。根據合源姨丈的回憶，當時已辭去公職，擔任台灣玻璃公司董事長的楊肇嘉先生，為了安頓好友，也為了避免合源先生再度出事，特地請合源先生去擔任他的秘書，以便就近照料兼看管。合源姨丈在民國五十四年十一月出獄，他出獄後與月里三姨一樣家破人散，最後才在昔日同志撮合之下，與年輕時即熟識，共同參與過社會運動的小妹，找了圓環邊的一家飯店，在親友與同志的祝福下結縭偕老。

民國七十四年楊逵先生過世，三月二十一日楊逵先生的眾多友朋，在台北忠孝西路與中山南路口，當時台北市議會的地下室，舉辦了一次「楊逵紀念會」。合源姨丈受邀出席老友的紀念會，並在會中致詞，那是三十多年未曾公開活動的合源姨丈，出獄後第一次再度走上講台。那正是八十年代「黨外運動」風起雲湧的時代，隨後合源姨丈受邀為康寧祥先生等人助選。一九０三年九月十五日出生的合源姨丈，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十三日終老於北投，享年九十一歲。合源姨丈彌留之前，猶能瀟灑地與晚生後輩揮手告別，其風範實在令人動容。

三姨與合源姨丈由於日本時代皆受過日人之欺凌，曾經被譏為清國奴，戰後又受白色恐怖的無情迫害，兼以對社會主義的堅持，反對資本主義，因此充滿濃烈的反日及反美意識。曾為民進黨黨員的兩老，後來離開民進黨，成為統盟的成員，月里三姨生前還是統盟的榮譽主席。儘管合源姨丈與我們一些後輩，對台灣未來前途的主張並不相同，但是縱觀合源姨丈的經歷，堪稱一生瀟灑磊落，是無怨無悔忠於自己信仰的人格者。

人生的禁忌

儘管如此，媽媽生前對兩老的評價，還是認為非常不值得。在媽媽的觀念中，有許多事是人生的禁忌。媽媽常常告誡我們男孩，有幾件事是絕對不能碰的，第一是政治，第二是玩弄女人，第三則是賭博、賭股票。因為這些事都是會讓人家破人亡的。記得小時，媽媽曾多次帶我去監獄探望月里三姨，在那個過程中，媽媽常述說她所理解的政治，諄諄告誡政治是三種不能碰觸之事的首惡，絕對不可碰觸。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媽媽面對白色恐怖時代的政治巨變，可說完全無法適應。因此媽媽在那時所形成的認知裡，政治絕不是一般人能碰觸的恐怖情事。

媽媽懼怕政治，也嚴禁家人談論政治，每當我們家孩子不小心觸及政治話題，媽媽總是嚴陣以待，立即祭出「竹仔絲」打罵伺候，她深怕家裡人也會因談論政治惹禍上身。媽媽的那些心情與反應，當然是那個時代很多台灣人，歷經白色恐怖政治的常見民心，也是那個時代很多台灣人對政治的共同觀感。不過媽媽特別嚴重，原因很大部分就是媽媽看到三姨之遭遇，所產生的反應。媽媽生前經常惋惜三姨的聰明才智受到糟蹋，認為三姨如果不要管政治，一生命運必然大大不同。

我的親長，在民國七十、八十年代，那些政治改革運動風起雲湧的時代，看到我們投身那些運動與街頭的抗爭，還是覺得很不自在。常常會問我說：「如果你媽媽現在還在世，禁止你參與政治，你會怎樣？」

事隔這麼多年，在兩個全然不同的時空，當然是無法回答這些問題的。不過還好，台灣的政治有了很大的轉變，雖然社會多元而分歧，但如果媽媽還在世，應該會習慣這種改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