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諾貝爾和平獎頒給了仍在黑牢中的中國異議份子劉曉波，中國惱羞成怒，進行媒體的全面
封鎖，在中國媒體上看不到劉曉波得獎的消息。荒謬的是，卻有針對此事的評論，官方媒體發表社評，批評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淪為反華工具，鼓吹中國分裂、甚
至瓦解。」其實，中國的歇斯底里反應，並不令人意外，但是它的非理性舉措卻印證了吾人的一個重要觀察，即西方世界長久以來一直期待經濟成長可以為中國帶來
民主政治，已淪為一廂情願、破滅的幻想。中國的經濟成長，不但沒有帶來民主改革，反而強化了它的威權統治，以及對國際政治的操控能力。

在二
次大戰後，西方學界出現一種理論，若是一個獨裁國家，有了長期的經濟成長，人民財富增加，基本生存的物質需求得到滿足之後，教育程度提升，民智大開，對民
主、自由與人權的要求與期待就會相對提高，使民主運動蔚為風潮，進而推倒專制政權，建立民主國家。此一理論在南韓、台灣，以及部分第三世界的政治發展經驗
中得到了體現與印證。這些國家在經濟發達後，民主運動勃興，專制、獨裁、軍事政府接連倒台，掀起了「第三波民主」。而中國在一九七八年採行開放路線後，即
使已經清楚表達，此一改革只是在經濟領域中放寬了某些限制，在政治上依舊堅持共黨領導與社會主義，即所謂的「四大堅持」，卻仍然帶給西方世界一些不切實際
的期待，以為對中國進行投資與經貿往來，使中國人民脫離一窮二白的悲慘境遇，將可因人民期待升高，鬆動中共的政治控制，最終打造出一個民主的中國。

不
料，這套經濟成長帶動民主轉型的理論，完全不能適用於中國。中共是一個建立在馬列主義意識形態、一黨專制的政權，雖然打著平等主義理念，自許為無產階級的
先鋒隊，但在革命建國與幾次黨內大鬥爭中，早已墮落為前南斯拉夫共產領導階層吉拉斯所稱的「新階級」，一個集權力、利益與貪腐於一身的獨裁集團。中國從改
革開放後，持續三十年的高成長，中共自居其功，認為這是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發展模式。實際上，中國近年來的經濟發展，係得力於全球科技發展與創新，以及金
融交易與全球貿易網路的完整建構，既非中共領導之功，也不是中國獨特的因素所致。換言之，沒有「中國模式」這回事，逐漸得到了國際認同。

但
是，中共卻把這種共通的經濟發展模式，貼上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標籤，凸顯它的卓越領導能力，與意識形態的正確性，自稱可以走自己的路，抗拒外界要
求民主化的壓力。中共認為，其經濟發展模式既與西方國家迥然不同，其政治體系的土壤，也不適合移植西方民主價值，必須建立在具有威權統治色彩的東方價值
上。因此，可以說這三十年來，中國與西方各有盤算，其實是誤會一場，西方期待用經濟成長來改變中國的政治獨裁，然而中國卻只想利用西方的技術、資金與市場
經濟理念，讓中國富起來。西方想把中國由專制獨裁的社會主義國家，打造成民主文明的大國，在國際社會中擔負起建設性角色；而中國對西方國家顯然只是借力使
力，發展經濟，但政治上則堅持不變，並以最後一個社會主義大國自豪。

國際社會常對中國改革的可能性抱持一種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例如最近中
國總理溫家寶只是提了幾次政治改革，就引起西方世界的胡思亂想，以為中共準備洗心革面，放下屠刀了。其實，在中國進行政治改革，不管是體制內或體制外，幾
乎都是不可能的任務。中國故世的趙紫陽總理，曾經想以新加坡的李光耀與台灣的蔣經國為師，借東方價值之名，把中共政權轉化為軟性威權政體，卻被拔除黨政職
務，形同判處政治死刑。而劉曉波只是一個文人，只不過推動《零八憲章》，提出自由、人權、平等、共和、憲政、民主等六項普世價值，竟被當成「煽動顛覆國家
政權」的罪犯。

劉曉波是民間異議份子，趙紫陽曾是中共統治集團的領導人，一個主張民主，一個主張統治結構的軟性化，一個由下而上，一個由上
而下，但都成為中共政權的眼中釘，一位淪為中共的階下囚，一位遭到軟禁，成為「國家的囚徒」，證明中國的民主之路是走不通，因此，國際社會對中國民主的期
待，是到了應該徹底覺醒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