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波獲得諾貝爾獎，是中國公民的第一人。中國政府的反應，卻讓世人看得瞠目結舌，見識今日中國實況。

十
月上旬，諾貝爾獎逐項揭曉之際，中國社會還在感嘆其國人在這個舉世矚目的大獎，何其寂寥，探究何時出現第一人。然而，八日劉曉波得獎消息一經宣布，一切卻
戛然中止︰官方指稱劉曉波獲獎是褻瀆和平獎的下流行為，立即阻撓包括新聞界的探訪，非法軟禁劉太太，逮捕維權人士，政府全面控制的媒體對此天大新聞隻字不
提，主要網站也只呈現官方回應。中文成語「葉公好龍」，最可描繪中國對諾貝爾獎的迎拒矛盾。同時，世人所極度尊崇人權鬥士，卻被打成「正在服刑的罪犯」，
與其他五人同囚一室，凸顯這個國度不但深具「中國特色」，也與普世迥異。

中國既與普世如此不同，經由諾貝爾和平獎的聚焦，自可對它產生變革
的壓力，要求執政者落實承諾，把基本人權還給中國人民。有如挪威諾貝爾獎委員會所強調，儘管憲法明載，中國公民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
至今遭到剝奪，有鑒於人權與和平的密切關聯，劉曉波為他全球人口最多的祖國基本人權長年奮鬥，以致鋃鐺入獄，得獎自屬實至名歸。

爭基本人權 盼劉得獎扮催化劑

劉
曉波得獎，舉世叫好，唯獨中國惱火抓狂，台灣至少也有連戰、馬英九者因摃龜而悵然。根據報導，這兩名前後任中國國民黨主席，因為向中國卑躬，換取台海情勢
和緩表象，當事人且以產製「和平紅利」自詡，有人乃薦之於諾貝爾委員會。不過，雖然今年和平獎角逐者眾，達空前的二百三十七人，但依委員會規矩，名單要五
十年後才公布，兩人是否正式入列，尚未可知。可以確定的，據歷來準確掌握諾貝爾獎最後名單的瑞典ＮＲＫ電視網，和平獎先縮短名單至二十五至三十五人，再篩
選至五、六人，其中除了劉曉波，還有阿富汗女權鬥士薩瑪爾（Sima
Samar）、前德國總理柯爾，以及被馬英九政府列為不歡迎人物的維吾爾領袖熱比婭。

在委員會公布紀錄前，外界無從知悉考量細節。歷史上，
惡名昭彰者如希特勒、墨索里尼、史達林都曾獲和平獎提名，這是由於提名者包括大學教授及瑞典、挪威國會議員，只要有人提名，即可入列；當年提名希特勒的瑞
典國會議員承認，只是為了抗議對納粹姑息的英國首相張伯倫也列入名單，數日之內旋即撤銷。獲得提名，從而不等同於得到委員會認同。

同樣從過
去的紀錄看，現今台海兩岸和緩的表象，自不足以獲委員會青睞。世人記憶猶新，一九七三年美國國務卿季辛吉與北越黎德壽因達成巴黎和約同獲和平獎，引發歷來
最大爭議，不但黎德壽拒絕接受，和平獎五位委員有兩位憤而辭職，最諷刺的，南越於一九七五年慘遭北越併吞。有了這一「和平獎導致南越滅亡」的慘痛經驗，馬
英九式的「搖尾可以乞憐」一廂情願，中國對台灣「軟的更軟、硬的更硬」併吞策略不改，國際間容或只看到台海和緩的表象，當事人也在自我感覺良好中做和平獎
大夢，委員會自不可能被這些假象所迷惑。再就現實看，馬英九執政以來，台灣人權自由不進反退，且見諸自由之家、無國界記者組織等國際人權機構評比，紀錄如
此不堪，「這個人」演得再好，諾貝爾獎畢竟不是奧斯卡。

劉曉波把和平獎獻給六四事件亡靈。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是至今仍待平反的課題，而
且中國不但人民基本人權橫遭剝奪，基層仍無民主選舉，一黨專政依舊，經濟蓬勃發展既導致貧富懸殊，也帶來人民看不下去的貪污腐化。所有這些，凸顯中國不僅
與令人尊重的大國頗有差距，也彷彿尚未進入二十一世紀。劉曉波得獎，因此必然隨之而至的問題是，對中國走向民主自由有多少助益？

從紀錄看，
和平獎誠然有利促進自由民主，但有如委員會秘書長倫德斯泰（Geir
Lundestad）所說，和平獎旨在促進世界和平，惟力不足以創造和平。同理，和平獎有助促進民主人權，但絕非一帖即能生效的萬靈丹。證諸各國經驗，威
權國家蛻變為民主，大致需要三種力量︰人民內部的努力、領導階層的改革決心、外來壓力及助力。台灣從威權走向民主，即三者兼具︰既有人民追求民主的犧牲奮
鬥，晚年的蔣經國及民主先生李登輝堅持改革，加上以美國為主的國際壓力及助力，終於打造了台灣民主。

邁向民主路 中國人民仍須努力

中
國要走向民主，最根本的是要有更多人民為自己基本自由與公民權利挺身而出。去年中國發生二十三萬起群體性事件，足以反映思變的人心；而最近北京知識界、老
幹部聯名，指出版自由比不上殖民地香港，強烈要求開放報禁，更凸顯劉曉波之道不孤。不過，一黨專政當局必然全力抗拒這一趨勢，有如世人所見識的，「中國之
光」劉曉波只因提出溫和理性的「零八憲章」，即以言獲罪，關進黑牢。另一方面，中國總理溫家寶在國內外數度放言，強調政治改革的必要，台灣「被統派」媒體
立即為之吹捧，且與劉曉波相提並論，至為不倫。關押劉曉波的溫家寶果真有心，理應按憲法落實人權，執行中國政府簽署的國際人權公約，而非言行不一，徒招
「溫影帝」之譏。

從歷史看，和平獎頒給翁山蘇姬（一九九一年），未能撼動緬甸的軍事專政；頒獎沙卡諾夫（一九七五年），加上前此（一九七○
年）諾貝爾文學獎贈與索忍尼辛，對蘇聯的民主改革，產生積極的促進作用。當然，出現從上而下的改革者，蘇聯變革方得最終成就，戈巴契夫得和平獎（一九九○
年），因而最是恰當。同樣地，在南非從少數統治邁向民主的奮鬥中，先後有盧穌里（Albert
Lutuli，一九六○年）、屠圖大主教（一九八四年）獲和平獎，再加上曼德拉及戴克拉克總統的努力，世人所詬病的種族隔離方得終止，兩人且同得和平獎
（一九九三年）。

劉曉波得獎，因此既凸顯國際社會對人權鬥士的禮讚，也代表世人對中國民主的期盼及壓力；有了外在的助力及關注，中國人民能否爭得一般正常國家公民的基本自由權利，仍然必須靠自己努力。誠然，如果有人效法戈巴契夫或戴克拉克，這一天或可提早到來。

台灣也有一個王曉波，但此曉波非彼曉波，而是中華民族主義者，受到馬政府和中共政權的器重。被安排在台灣的高中歷史課綱委員會，試圖要將台灣的歷史教育帶回中華民族主義的老路。

劉曉波何其不幸，必須承擔黑牢之苦；王曉波則仿如天之驕子，受到雙邊政權的青睞。然而，兩位曉波正好反映著不同的價值—劉曉波追求民主自由的
精神，是人類的普世價值，是台灣與中國前途發展的希望，也是台灣與中國可以建立起和平共榮的觸媒；王曉波的中華民族主義，是中國可以併吞台灣的利器。但是
沒有民主自由的中國，以及失去民主自由的台灣，儘管「統一」，但是可能會有更多的劉曉波要關入黑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