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
果說，陳水扁的大陸政策是單一的，即用不停頓的小步走「台獨」來測試中共的底線，同時還要爭取美國對台獨策略的諒解；那麼，馬英九的已見雛形的兩岸政策就
是：一方面，維持現狀、加強兩岸的經濟文化交流，拓展台灣國際空間；另一方面，用制度之爭來定位兩岸關係和爭取國際支持，把大陸的政治民主化作為兩岸政治
談判的前提，讓台灣的大陸政策與美國的人權外交相配合，從而使台灣問題變成大陸政治改革的催化劑。

中共既不會接受「台獨牌」，也不會接受「打民主牌」。但在台灣所處的國際環境的約束下，二者相比，民主牌比台獨牌具有更大的優勢。

台
獨選項不具有現實可行性，其操作空間也越來越狹窄，而向中共打民主牌卻具有更大的操作空間。既然台獨牌和民主牌都是對中共的得罪，那麼，與其打台獨牌得
罪，不如打民主牌得罪。前者得罪三重的，既是中共政權、也是大陸民意、還有美國政府；而後者得罪是單向的，得罪的僅僅是中共獨裁者，而贏得的卻是大陸民意
和美國支持。只要台灣問題能夠推動大陸的民主進程，就會出現最理想的三贏局面：台灣、美國和大陸同時獲益。

所以，台灣打民主牌的政治選擇是富於遠見的，最應該成為台灣朝野的共識，以一個聲音促進大陸民主化。 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之際，正值幾件與中國相關的大事件發生，包括：美日兩國與中國在東亞戰略利益衝突升高，美歐迫使人民幣升值的壓力日增，中國總理溫家寶在美再度提出政治體制改革議題，並稱「人民對民主自由的願望和要求是不可抗拒的」。此外，中國內部以及國際上有關普世價值與中國模式的爭辯熱絡，中國社會內部各種維權抗爭、草根串聯的「社會群體事件」漸多，執政者花在社會「維穩」成本愈高。

    　若從國際強權政經利益衝突的脈絡來看，很容易把劉曉波得獎視為西方強權對新興中國強權進一步施壓的策略一環。這也是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會稱頒獎給劉曉波為「下流行為」 的原因。不能否認，諾貝爾獎等國際性榮耀反應出國際政治氛圍，從達賴喇嘛、高行健到劉曉波的獲獎多少反應出當時西方國家對中國的態度或「期望」。不過，只
是從強權競爭角度來理解劉曉波獲獎，無助於解決劉曉波背後所代表的根本問題：中國處理劉曉波問題的確違反了自由民主人權等標準。

    　中國官方很難把這些價值詮釋成西方強權的意識型態工具，因為中國內部一樣在爭議普世價值，一樣像溫家寶所說，人民正自發地要求民主自由，
這是官方必須面對的不可抗拒鬥爭。假如只是把劉曉波視為「帝國主義」與「民族主義」對抗的棋子，或把他抽象化為道德良知的「神主牌」，其實對劉曉波這廿多 年來的努力都不公平，只是廉價地消費一位和平獎得主，更無助解決劉曉波事件背後的根本矛盾。

    　對台灣而言，就如陳嘉銘博士十日在本版所指出：「世界上少有人民比台灣對和平更焦慮，少有人民比台灣更知道這個苦。」台灣民間應該思考，有沒有可能在劉曉波努力的基礎上，與對岸民間共同來推進劉曉波的志業，既有利於中國的進步，同時化解台灣在威權強國之鄰的焦慮不安之苦？

    　若回到具體基礎上，讓劉曉波入獄的《零八憲章》就是台灣可以去深入審視理解的文件。在這份文件中，劉曉波提出「自由」、「人權」、「民
主」等普世價值，在具體改革上提出以修憲修法實現黨政分離、公平選舉、三權分立、保障集會結社與言論自由等主張。上述都是台灣過去三十年具體走過的路，我 們可以從同理心出發，協助中國以「漸進、和平、有序、可控，自下而上與上而下的互動」來實現這些政治體制改革（劉曉波法庭答辯書中語）。《零八憲章》提出
「環境保護」、「社會保障」與「轉型正義」問題，這是兩岸社會此刻共同面臨的挑戰；而《憲章》提出中國特有「城鄉二元戶口制」問題，卻是涉及台商在中國利益的重要議題。更關鍵的是，《憲章》提到的「聯邦共和」議題，更涉及到兩岸長遠的制度關係。

    　台灣關心中國民主人權，不是「革命輸出」，而是共同建構一個以普世價值為基礎的兩岸互利互惠結構，這才是長治久安之圖。呼籲中共釋放劉曉
波，相對而言是較廉價的宣示；如何站在劉曉波努力的基礎上，共同開創一個有利於兩岸人民的和平、進步、自由與民主的架構，這應該是對劉曉波更大的禮讚，也 是對兩岸人民更大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