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敗犬女王】

電視偶像劇《敗犬女王》走紅台灣大街小巷，將演員阮經天、楊謹華捧得如日中天，也讓一般大眾更加認識「敗犬女王」的社會現象。然而，當我們平心靜氣思考這「敗犬現象」的政經、社會因素，恐怕就不會如同看戲劇般的輕鬆與寫意。近來，在經建會最新的研究報告「台灣地區兩性婚姻趨勢分析」指出，女性初婚年齡，從民國九十年的26.4歲，遞延至民國九十六年的28.1歲。而在25歲到29歲的女性，有配偶的比率為32.15%，換言之，十位適婚單身女性，多達七人未結婚。此一數據，與南韓的49.55%、日本的39%有配偶比率相比，台灣女性的晚婚遠勝其他鄰國，而隱隱形成看不見的危機。 

反觀台灣男性，在初婚年齡上，從民國九十年的30.8歲，遞延至民國九十六年的31歲，看起來這六年間雖只延後了0.2歲，但卻隱含著中、南部男性可能藉由尋找外籍配偶以提升結婚比率。從該報告中進一步的數據資料顯示，在30歲到34歲的男性，100個單身適婚男性，多達55人未結婚。這些數據在在顯示出對台灣未來人力結構的衝擊，不僅是婦女延後懷孕與生產、新生兒出生降低，更使台灣人口結構趨向老年化社會，退休年齡往後延遲。 

此外，「敗犬」現象除在女性群體中盛行，也在男士們身上可見一般。當我環顧四周身旁的親朋好友，沒結婚的男、女有的引頸企盼、有的早已死心，但共通的想法均是，找不到可以相互扶持的另一半，那就過好現在的單身生活。探究其因，政經因素恐推首位，其次是企業組織，最後則是個人因素。 

【政經因素】 

在經建會的報告中，所提供的建議是，政府如能增加婚育政策誘因，鼓勵適齡結婚以提升有偶率，則生育率會緩步回升。同時，政府應思考如營造家庭環境，改善生活品質及提升適婚年齡青年結婚意願。這些建議看似務實，但卻缺乏具體的實踐目標。以青年成家最大的考量，就是能否擁有自己安身立命的小窩來看，當房價居高不下，或是得搬遷至偏遠地區置產，對許多想成家的青年男女，無疑是一大考驗，而延緩其成家的意願。甚至是居住的環境，不利於養育小孩，也會影響青年男女生育的意願。 

以最實際的例子而言，當人行路道高低不平、甚至常被機、汽車所佔據，對於父母要推嬰兒車著實成為惱人之事。因此，我常見許多父母推著嬰兒車走上馬路，與汽、機車爭道。自然而然，青年男女就算到了適婚年齡，真的步入結婚禮堂，看著外在環境的生活品質，也會思考是否要養育下一代。 

同時，自從二房金融風暴席捲全球，各國失業率飆升，對剛步入社會的青年男女，恐怕就業或保住飯碗會遠比結婚、生育來得更為重要。這對現階段的執政團隊而言，恐怕是要先恢復經濟榮景，提振青年男女的就業信心，這比單方面增加婚育政策誘因，要來得更有效。當人連肚子都顧不好時，談結婚、生育都將是不切實際。 

【企業組織】 

當政府提供婚育誘因後，若是企業組織不配合或消極應對，就算是再好的政策，恐怕也難具體落實。以第647期的《今週刊》(98/05/18-98/05/24出刊)就曾報導育嬰假實施的成果，發現申請的勞工不到5%，該文的小標題如此寫著：「不敢請假、補助有限，育嬰政策淪為美麗條文。」儘管許多家庭有了孩子，但考量著如果再生一胎，卻要冒相當的風險時，不少家庭會打退堂鼓，甚至是生了孩子的婦女，會在產假一結束，立即返回公司上班。若是真申請育嬰假，企業主也會陽奉陰違地私自勸說，申請育嬰假恐會造成公司人力吃緊，不如自請離職，免得公司為難。 

企業組織的因素也是造成育嬰政策立意雖良善，但企業主不願配合的話，也是徒勞。更深入探索其中的相關數據，會發現政府的育嬰政策，恐只讓公部門的員工享受其利。在主計處所呈現的資料中，受私人企業僱用的勞工為公部門員工的六倍。但在2008年申請育嬰假者，有勞保身份者不過是公保身份者的兩倍。此一數據顯示出，勞工申請育嬰假者，遠不如公部門員工來得踴躍。 

看似立意良善的政策，卻是欠缺相關配套措施，甚至是企業主不見得能完全配合。有的企業組織連育嬰室都沒有，好供生產後婦女可以擠乳餵養自己的小嬰兒。更甚者，許多企業組織對《性別工作平等法》所列之相關條文均不甚熟悉，也未設置專有的空間，導致婦女對於是否繼續生育存有疑問，甚至生產完後為了保有自己的工作，對於育嬰假的申請，不敢奢望。 

【個人因素】 

《Me世代》一書的作者珍‧特吉博士(Jean M. Twenge)指出，1970年代後出生的人，充滿自我的特色，對於自己的生活有其定見，也因此造就出「個人主義」的群體，他們對婚姻的看法也不再像戰後嬰兒潮的世代，有了喜歡的人會立即步入婚姻。他們視婚姻不過是一紙合約，可有可無，甚至也不想要擁有家累，於是他們延遲進入婚姻的時間，甚至改以同居替代婚姻。 

而「宅男/電車男」、「腐女/魚干女」、「好人」等辭彙的出現，也呈現出不少男女在社交訓練上的付之闕如，以致於都只能藉由網路與人溝通，所以要能找到適合的婚配對象，更益形困難。再加上台灣蓬勃的科技業，許多基層工程師往往每天都工作超過12小時，要他們再去撥額外的時間尋找對象，無異就是要剝奪他剩餘的睡眠時間，更遑論是否找得到可能的候選人。 

一旦時間蹉跎而過，或許就如現下的許多台灣男性，開始尋找外籍配偶，要不就是得轉換個人想法以過單身貴族為其職志。如此做的原因，一是可跳過自由戀愛所強烈需要的溝通，另一則是節省時間。因為少了溝通，只要透過旅行社代為安排，看是去東南亞國家或中國，有中意的對象，先結了婚，然後再慢慢培養感情。對單身貴族而言，他也不需要花時間去跟另一半談天說地，以確認彼此是否速配，可以盡情地過自己想過的生活。 

【全面性政策】 

綜合以上三個因素，看不見的危機隱然成形，而這危機早在幾年前就已浮現，只是相關政策的訂定，總在危機迫在眉睫時，才端上檯面，甚至是緩不濟急。晚婚與少子的趨勢已經是台灣必然要面對的社會問題，倒金字塔型的人力結構是可預見的未來。政府恐怕不該只考慮婚育政策的誘因，或是家庭環境的營造，而是需要政經因素、企業組織、個人因素三者兼顧一起考慮。 

當政府能提出好的政策、恢復經濟榮景，並且企業組織願意切實配合《性別工作平等法》裡的內涵，同時整個社會環境對於敗犬現象予以關注，營造利於兩性溝通的氛圍，或許這才能提高結婚率與生育率。光是只有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恐怕只是徒讓美好的政策與想法流於空洞，而絲毫未能攔阻趨勢的進程。全面性地針對婚育提出上、中、下游以及點、線、面的改變措施，才能讓未成家者，夢想成家，已成家者，更想在這塊土地上生養眾多，培育國家未來的主人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