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當局對官員問責的作法，是從松花江水環境污染事故兩名正省（部）級黨政領導幹部被責任追究開始的，後有中石油川鑽探井噴事故，2003年北京防治非典不力，到去年山西襄汾潰壩事故，深圳「舞王」歌廳大火及河南登封媒礦事故，都追究了相關失職官員的責任，再到中共質檢總局局長李長江、河北省常委兼石家莊市委書記吳顯國等人的辭職，讓外界看到失職問責已經成為監督百官的利器。這對以往存在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只對基層問責，不對高層問責的現像來說，的確是一大進步。

　　然而，在中國大陸現行體制中，缺乏責任政治規範的情況下，期待對高官的政策違失課以政治責任，並非易事，官員問責案例的形成，往往取決於輿論所形成的壓力程度，以及國家領導人的主觀意志。儘管大陸近年來確曾掀起一波又一波官員問責浪潮，但始終難以建立明確的問責制度。

　　中共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曾說：「有權必有責、用權受監督、侵權要賠償」，這是建立官員問責制的重要基礎，但是在中共目前的體制下，要官員「用權受監督」是不太可能的。因為各級政府的政務公開透明度不足，導致人民很難對官員的權力進行監督，問責的前提是公開與知情，對人民負責首先就是要讓人民知道這個國家正在發生的一切事情。如果人民不知情，就無法知道誰對人民負責任了，誰沒有對人民負責，這就無法追究官員的失職行為。因此，只有政府透明、政務公開，才能把政府及官員置於人民監督之下，人民才能在事故發生後追究官員的責任。
　　要建立一套更為完善的官員問責制，就要讓政黨負起應有的責任；讓失職的官員除了去職以外，還要接受法律的調查和審判;讓政府透明、政務公開，為人民監督官員權力建構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