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香港鄰近深圳的屯門、沙田等地，有幾次抗議大陸遊客自由行的活動，每次吸引了幾百名香港民眾參與。對這項活動的抗議訴求，香港特區首長梁振英曾經鄭重表示，他瞭解香港民眾得想法，後來，香港政府也和中共中央達成協議，對大陸遊客前來港澳自由行了一些限制，香港民眾的抗議，可以說是具體而微地反映了當地人的心聲，也說明香港為「一國兩制」付出了相當代價。

從二○○三年起，中共開放大陸部分城市居民前往香港、澳門自由行，二○○九年再開放深圳居民一年無限次赴港自由行，總計二○一三年為止，十年來香港在餐飲、零售、運輸等旅遊市場規模成長了三倍，不過，一年超過四千萬人次蜂擁而至的大陸內地遊客以及新移民，卻將彈丸之地的香港擠得水泄不通，生活空間受到嚴重壓縮，不但地鐵便擁擠，物價也變貴，已經造成香港民生活極大的壓力。再加上中共當局對香港特區首長選舉所作的種種限制，讓香港人產生前所未有的身分區分和主體意識，對來自中國大陸的民眾很容易挑起敵對情緒。

不可否認的，中共接收香港主權以來，香港和中國大陸的經貿關係比過去更為緊密。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同時也是世界通往中國大陸的門戶，它的經濟表現依然亮眼；根據香港特區政府的統計，目前香港人均所得高達三萬八千美元，經濟規模比起主權轉移之前還要增加一倍多。可是，瑞士洛桑管理學院的競爭力評比報告，香港的排名卻不如過去，而香港民眾對身處的環境也越來越不滿意。

曾經有「東方明珠」美譽的香港，經過十幾年「一國兩制」的洗禮之後，如今不但社會情緒對立，經濟更加依賴中國，競爭力不進反退，這一切就竟是怎麼造成的呢？在「一國兩制」下的香港，特區政府一味配合北京的要求，逐漸強化香港的功能性角色。在金融方面，努力增加銀行和股票上市公司的家奴，將香港發展成為人民幣的離岸交易中心。在土地財政方面，則拉攏地產商，帶動房地產投資，然而，在表面漂亮的數字背後，很大的比例卻是中國大陸資金挹注，影響層面遍及地產、零售、觀光旅遊等產業。

香港特區政府配合中共政策拉攏商界的結果是，資本家、有錢人越來越賺錢，貧富差距則越來越嚴重；短期內香港的財富似乎增加了，但是，這種只配合中共當局，卻不考慮自身經濟結構合理性的作法，給香港帶來的就是整體競爭力的削弱。尤其是過度傾斜的發展金融和房地產，使房地產增值速度超過人民經濟收入，不但民眾住房成本大為提高，對中、小企業發展的衝擊更是非同小可。例如餐飲為了應付不斷上漲的房租，只好從食材和廚師薪資上節省成本，當然也連帶降低了原有的品質，使香港「美食天堂」的命名蒙上陰影。顯然，忽略結構性需求的傾斜發展，讓香港長期的競爭力逐漸流失，不僅挫傷了創業精神，還造成扼殺競爭的寡頭壟斷。

事實顯示，雖然「一國兩治」的設計，當初號稱是港人治港、五十年不變，但這只是個粗線條的頂層設計，將一國家兩種制度的大傘撐起來後，並沒有列出具體的政策細節，結果，中共當局卻以中央自居，架空了特區行政長官的威信，要求配合中共中央的政策行事，使「一國兩制」下的香港經濟功能化；而中共操弄特區首長及議員代表的選擇規則，讓反對黨四分五裂成所謂的泛民主黨派，又使香港政治集權化；再加上大陸內地前來香港的遊客和新移民，缺乏法治的素養，種種旁若無人的行為，造成了香港社會的文化衝突和摩擦。這些改變，讓香港民眾對「一國兩制」大失所望，有越來越多的人最後「用腳投票」選擇移民，搬離了香港。

儘管如此，中共當局在今年召開的全國人大、政協兩會，提到港澳地區的時候，更前所未見的強調「嚴格按照憲法與基本法辦事」，把中共憲法提升到最高層面，這無疑宣告「一國兩制」是「一國」多於「兩制」，香港特區政府必須聽命於中共中央，跟香港民眾原先的期待有相當落差，也預示了港人對中國大陸認同的疏離將持續擴大，使未來香港的穩定籠罩了一層陰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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