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月下旬，中共當局出臺的2015年「中央一號」文件，仍然聚焦在「農村、農業、農民」的議題，也就是眾所周知的「三農問題」。這也是自2004年以來，中央一號文件連續十二年聚焦的問題，固然顯示中共當局對「三農問題」的重視，但同樣也暴露出此一問題的嚴重性，不禁讓人感到憂心。

根據大陸「每日經濟新聞」的報導，今年中共中央一號文件的主題為「深化農村改革和農業現代化」，備受關注的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包括農村土地徵收、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宅基地制改革都將分類試點；此外，糧食安全、農業科技、生態循環農業等內容也都收錄其中。換言之，高喊多年的「三農問題」迄今仍是中共棘手難以解決的老問題，有賴習李政權的突破。

誠如鄧小平所言：「中國經濟能不能發展起來，首先要看農村能不能發展，農業是不是好起來。農村不穩定就是整個局勢不穩定，農村沒有擺脫貧困，就是大陸沒有擺脫貧困，農民沒有積極性，國家就發票不起來。」難怪，前總理朱鎔基只要「想起農業，晚上就睡不著覺。」

尤其，大陸近年來天災人禍不斷，異常極端氣候頻現，不是洪水氾濫，就是嚴重乾旱；而各地方政府為追求GDP的數據增長，大肆破壞環境，導致人均耕地減少、土地重金屬污染、沙模化，導致人民現正面臨糧食危機時代的到來。

去年4月17日，中共首次公布土壤污染狀況調查結果，發現19.4%的耕地土壤點位超標。以18億畝耕地面積來計算，大陸約有3.5億畝耕地被污染。比2006年，環保部公布的大陸受污染耕地約1.5億畝，增長了133%，糧荒問題勢必更加突出。

「農業是安天下，穩民心的戰略產業！」中共各級幹部若是未能徹底有效解決「三農問題」，即使目前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要真正邁入全面小康社會還是很遙遠。

早在1996年時，大陸經濟學家溫鐵軍就已發現並提出所謂的「三農」問題，但中共當局似乎並沒有警覺到問題的嚴重性。直到2000年初，湖北省監利縣橫盤鄉黨委書記李昌平甘冒不韙寫信給前總理朱鎔基，道出大陸長久以來「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的無奈，才使這位鐵血總理驚覺到問題的嚴重性，在他缷職前的第十大人代大會上大聲疾呼，要新政府與各界對「三農」問題加以重視。

佔大陸總人口數四分之三的農業人口，由於所得偏低已經難以激起其生產的行動力，尤其是新生代的農民工，紛紛前往城市打工，出賣勞力，這些被稱為「盲流」的龍大農民勞工，估計至少有一億人以上，然因嚴峻的經濟環境因素，被迫又需「回流」農村上崗，一如中共農業部長韓長賦所說：「懷著忌恨城市，厭惡農村的心態，確實已成為社會的隱痛」。

儘管這幾年來，中共當局已相繼推出「推行農村稅費改革」，「給農民減負具體方案」、「推行農村建設目標」、「推出農民工維權方案」等改善三農問題的舉措，但成效仍然不彰。究竟問題的癥結在哪裡？大陸西南財經大學名師劉德林認為是：「農業稅加重，各地政府亂收費，致使農民增產不增收，前進而不錢進，政府缺代法制觀念、官僚主義嚴重、民本意識不高。」因此，他呼籲中共當局「重農不能停留在嘴上或文字上，而是要落實到行動和腿上，用政策和法律做保障，用行動和執行來做臺階。」

的確，由於計畫經濟體制對農民剝削，歧視性的國家財政分配，過度重視工業與城市發展，忽略農村投資與建設，致使農業生產力無法持續提升。加上城鄉隔離的嚴格戶籍制度，限制農民流動，使農業勞動力無法有效利用外，農地產權不明、農民缺代代表與維護本身利益的組織，尤其複雜龐大的縣鄉行政官僚體制以及共黨黨務代表所需經費又都是來自農民，長期下來更是成為農民的要命負擔。

「三農」問題雖有其急迫性、複雜性與長期性，但只要能夠對症下藥，就能藥到病除，而且還能脫胎換骨。藥引就是中共當局要針對核心問題進行改革外，更須破除「政左經右」的迷思，合理制定農地政策，加快農村建設與農業結構調整，照顧農民，提升所得，才能根本解決問題。

在這方面，臺灣就是體現「有土斯有財」的道理，從實施「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讓農民「耕者有其田」，進而成立農會、合作社、產銷班等維護農民免受米蟲、果蟲、菜蟲等剝削的權益組織，保障收入外，政府更是大力實施農民保險，發放老農津貼，提供低利貸款，並以「苦民所苦」的襟懷，不斷精進突破，與經濟、教育、科技、文化、社會、政治等面向相結合，使農村建設日新又新，農業發展充滿生機活力，農民收入日益增加。中共當局若能借鏡臺灣的寶貴經驗，確實從根救起，不再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摸索，深信三農問題必能徹底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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