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中共國家統計局最新公布的數據顯示，大陸人口城鎮化比率從1978年的17.9%提高到2013年的城鎮化率約為54%，預計2020年將突破60%，平均每年以超過1％成長，這意味著每年超過1300萬人口從農民轉為城鎮居民，這種速度不僅是高鐵，而是火箭級的速度，放在人類歷史上都是難以想像的。

而在中共18大提出了「堅持走中國特色的新型城鎮化道路」，於同年12月由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進一步提出「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的發展戰略，對於城鎮化更是加碼投資，將所謂的「新型城鎮化」視為能夠透過拉動內需、調動金融、擴大投資、創造就業，以突破發展的瓶頸，預防未來可能的經濟危機。根據人民日報的估算，到2030年近4億的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所需的公共成本約51兆人民幣，且農民工市民化的人均公共成本約為13.1萬人民幣。因此「新型城鎮化」可說是開啟了屬於習李時代經濟戰略新的一頁，更是作為大陸未來十年國家發展的藍圖。

而有別於過去中國大陸的城鎮發展是建立在低成本獲得建設用地、廉價使用勞動力、嚴重破壞環境承載與負荷的基礎之上，是一種「非持續性」的城鎮化。「新型城鎮化」的提出，是以達成「持續性」發展為首要目標，實現由「量的增長」轉向「質的提升」；另一方面，企圖從「物的城鎮化」、「土地的城鎮化」，轉變為「人的城鎮化」，強調必須解決農民工進城後公共服務均等化和落戶難的問題。

對「新型城鎮化」持正面觀點的支持者認為，這不僅可以緩解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人口和經濟壓力，更可以為農民就地、就近創造更多就業機會，實現農村剩餘勞動力的轉移；其次，能夠幫助改善農村經濟結構，解決農村產業空洞化和農業人口老齡化的問題；最後，還可以降低農業人口盲目湧入大型城市所帶來的風險，緩解人口過去聚集重點城市的壓力。換言之，透過中央集中火力的組合拳，以火箭般的速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相反地，反對者則認為大陸目前存在的問題是城鎮化速度過於快，遠遠高於當前GDP增速所對應的合理城鎮化速度，若以行政指令的方式強推，將會引發更多的社會矛盾。例如，近10年來，因為強制拆遷和土地徵收造成的衝突及糾紛層出不窮，地方政府為了業績和地方財政加大強徵、強拆力度，使得集體性抗爭事件不斷，民怨沸騰。進一步言，中國大陸仍然無法擺脫過去城鎮化建設的弊病，關鍵在於政府未能提出具體的方案和規範，尤其是尚未釐清中央和地方、政府與市場的關係，例如「新型城鎮化」一經提出，許多地方政府便向中央遊說，積極爭取投資基金，準備徵田圈地、大拆大建，大搞政績工程，而重量不重質的城市建設，更造成許多「空城」、「鬼城」的現象發生。

從根本上來說，制度結構是造成目前大陸社會不平等與社會衝突的根本原因，也是「新型城鎮化」勢必得面臨的危機來源，其中以「戶籍制度改革」、「農村土地流轉制度改革」最為棘手。目前大陸部分地方的戶籍制度改革，主要限於該轄區的非農戶口，對跨區流動人口的戶籍改革只是有限度的開放，換句話說，農民「落戶難」是推動「新型城鎮化」的根本問題所在。此外，因歷史制度的遺緒，農村集體土地歸集體所有，由集體經濟組織和村民委員會行使所有權，造成「集體土地人人所有，卻人人無權」的矛盾，導致農民自主權利難以施展。

總而言之，「新型城鎮化」發展戰略的提出，反映中共已注意到傳統城鎮化問題的癥結所在，但是仍無法針對這些「城市病」提出妥善解決的對策，各地方政府依然患有「投資飢渴症」的現象，相當倚賴「土地財政」來獲得地方發展的動力，影響大陸未來城鎮化的健康發展。如何透過立法和行政的指導加強各城市發展走向與產業規劃，確保地方政府的貫徹執行，引導民間資金的投資，以及營造良善的制度環境等都是關鍵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