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確立「全面改革領導小組」，由習近平擔任組長以來，中共中央反貪腐、打老虎的力度逐漸加強，規模和手段都遠遠超過外界的預期。當然，身為反貪腐領導核心的習近平藉由集權、擴權展開的強勢作為，也把他在中共中央的權勢推到了頂峰。

    而另一方面，習近平近來也在外交上展現積極的作風，除了穿梭國際行禮如儀以外，也對東海及南海宣示主權，擺出「中國崛起」的強硬姿態。這種對內整肅貪腐，對外宣揚國威的雙軌策略，使他贏得了大陸民族主義的熱烈回應，在鞏固領導核心上增勢不少。但是，習近平個人在中央的威望越高，權勢越大，卻相對地透露出中共政權濃厚的人治色彩，以及制衡、監督機制的欠缺與不足。

    不可否認的，中共黨委與官員的貪腐文化由來已久，而且貪腐規模少則千萬，多則數億，已是大陸官場司空見慣的現象。尤其是一九八０年代大陸實施改革開放，朝著資本主義的方向傾斜之後，由於改革始終停留在經濟層面，不曾觸及政治層面，因而形成與資本主義國家完全不同的發展。

按照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進程，當整個社會到達一定程度的資本累積時，中產階級也將隨著經濟的發展逐漸產生，並且形成政治改革的動力，促使政治走向民主開放的體制。可是，中共的發展卻不是這樣，當它逐漸成為全球重要的經濟體時，執政當局竟然在進一步政治改革的關口停住了。直到今天，中國大陸不但中產階級的力量未曾興起，而言論自由、思想檢查的箝制，也沒有出現較為鬆動的跡象。

事實顯示，為堅定走在改革開放的路上，中共政權歷經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三代領導核心，一次比一次更為集權、擴權，對社會的控制，不容異己發聲的形勢，則比過去任何時期都還要嚴峻。在維穩政策的前提下，網路檢查和控管的嚴密，幾乎是無所不用其極。不過，大陸經過四十幾年的改革開放，目前的中共已經不是當初的革命政權，也已不再實施政權成立初期的無產階級專政。如果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是正確的路線，即使社會主義向市場經濟傾斜，也應該由工農階級大眾來掌管政權。但是，無產階級所託付的共產黨，在接受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洗禮之後，卻從此背棄了無產階級的利益，讓工人和農民受盡剝削，形成大陸社會貧富不均的現況。

   在一黨專政下，雖然擁有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但是，隨著經濟發展帶來的政治民主化卻遭到中共全力阻撓。這種跛腳式的資本主義，由於缺乏民主機制的監督，因而所有財團的運作，以至於貿易的活動，都給了黨委和官員直接介入，以權勢交易錢財的空間。也就是說，市場經濟在一黨專政的格局下，經商的財路和做官的權勢緊緊依附，使得官員拒絕貪污腐化成了人性的一大考驗。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大陸這個缺乏民主體制監督的市場經濟體，已迫使當局不得不更為集權、擴權，而藉由黨機器來監控跛腳式資本主義所帶來的貪腐弊端。既然貪腐與否是由黨機器監督，財利所在當然是黨機器最清楚，最後甚至於社會的資源分配，也是黨機器說了算數。結果，即使境內十幾萬官員被舉發有貪腐行為，也找不到一個獨立的司法機關來審判、執行，因為，所有的政府部門都由黨治，甚至於社會的公平與正義，也是由黨來決定，形成了中共黨機器完全治理的局面。問題到此就呼之欲出了，官員貪腐的溫床就在於一黨專政，除了中共最高領導核心，沒有任何人可以針對貪腐官員作出有效的整肅。

正因為這樣，領導人習近平藉由集權、擴權，強調反貪腐的力度就被充分合理化了，而他對外以「中國崛起」的強硬姿態宣告主權，恰恰跟黨內反貪腐行動相互呼應，使他這個原本缺乏民意基礎的領導核心，輕易擄獲了境內民族主義的認同。問題是，這種人治色彩的操作，也大大增強了掌權者對社會的嚴厲控制，結果，經濟向右靠，政治卻向左，這就是今日中共所謂「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