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为对抗中国主张其海事权利，奥巴马行政分支的选择是实施所谓“航行自由”操作。但是，作为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当下国际秩序的领导国家，美国还有其他很多选择。为令中国承担局势升级的责任，美国——其盟友甚至更为妥当——可以偷师中国，在该地区扩大进行半官方的研究性航行。

 斯蒂芬·G.布鲁克斯(Stephen G. Brooks) 威廉·C.沃尔福斯(William C. Wohlforth)

　　二十五年后，美国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旅程行将告一段落了吗?很多人认为是的，他们看到一个崛起中的中国正准备赶上甚或在不远的将来超越美国。毕竟，以很多指标衡量，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纵然放缓了，很多年后仍将胜出美国。国库充盈的北京动用其新的财富赢得了朋友，遏制了敌人，将其军事力量加以现代化，并积极在其外围地区伸张主权。因之，对很多人来讲，问题不是中国是否将成为超级大国，只是还需要多久成为超级大国。

　　但这是一厢情愿或糟糕透顶的想法。经济增长不再如过去那样直接转变为军事力量，这意味着，崛起中大国的崛起和传统大国的衰落，如今都较过去更加困难。并且，因在科技方面落后许多，作为具备成为美国真正全球伙伴之天然潜质的唯一国家，中国还面对较先前崛起中的国家更令人气馁的挑战。即令美国在经济方面的主导地位已不复巅峰状态，其在军事方面的优势并未丧失，其遍布全球的联盟体系也是如此，该联盟体系构成现存自由国际秩序的核心(除非华盛顿不明智地决定予以抛弃)。与其期待国际政治中的权势转移，每个人都应当开始习惯于一个美国在未来几十年里依旧充当唯一超级大国的世界。

　　持续的支配地位将帮助美国抵御最严重的传统国际危险，即当代世界主要大国之间的战争;还将赋予华盛顿诸多选项，以应对诸如恐怖主义这样的非国家威胁和气候变化这样的跨国挑战。但也将令美国承担领导责任，并迫使美国在亟需优先处理的多项急务中做出选择，特别是在财政状况愈发拮据的情形下。如俗谚所说，大国就要承担重大责任，并且，扮演领头羊的角色将要求华盛顿展示一种美国外交政策一直以来往往欠缺的成熟。

　　包容性的国家财富

　　预言中国未来的大国地位时，人们太多强调了该国迫在眉睫的国内挑战：经济趋缓，环境受到污染，腐败无所不在，金融市场危机重重，社会安全网付之阙如，人口快速老龄化，中产阶级焦虑不安。但即便这些问题确实有害，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真正短板却另有其事：与美国相比，中国的专业技术水平低下。相较于以往崛起中的大国，中国要与领先的大国一争高下，存在大得多的技术差距。中国或许出口了一个又一个集装箱的高技术产品，但在一个生产全球化的世界，那并未揭示太多意义。中国全部出口产品的一半由经济学家所称的“加工贸易”构成，这意味着中国是进口零部件用于组装，然后再出口。这些中国出口产品中的绝大多数并非由中国公司，而是由来自更发达国家的企业掌控。

　　技术实力更能反映专业知识的国家源头，一旦以技术实力来衡量，中国的真正地位也就一清二楚了。比如，世界银行知识产权使用付费数据显示，美国毫无疑问是创新技术的首要来源，2013年以其1280亿美元的收入傲视全球，是处在第二位的国家日本的四倍还多。相形之下，中国大规模进口技术，但出让其知识产权使用所获得的收入尚不到10亿美元。技术差距方面的另一个显著指标是所谓三方专利数量，即在美国、欧洲和日本登记的专利数量。2012年，将近14000件这样的专利诞生于美国，而中国仅有不到2000件。科学和工程领域最有影响文章的分布揭示了同样的内情：美国占了这些文章的几乎一半，超过中国所占比重的八倍。那些文章属于被引用次数最多的百分之一，由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统计而得。进一步分解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和生理或医学奖，结果也是如此：自1990年以来，主要在美国从事研究的获奖者有114人，主要在中国从事研究的获奖者为2人。

　　恰恰是因为中国经济与美国经济差别巨大，作为引发权势转移预期的衡量指标，国内生产总值(GDP)大大低估了这两个国家之间真实的经济差距。一方面，中国目前施加于其环境的巨大破坏对计算其GDP有利，即令这种巨大的破坏久而久之将缩短人们的寿命并增加环境整顿和卫生保健方面的费用，而最终削弱经济能力。另一方面，设计GDP这样一个指标，最初是为测算二十世纪中期的制造业经济体，因之，一个国家的生产越是基于知识，越是全球化，其GDP就越是低估其经济的真实规模。

　　联合国新开发的一项统计数据间接呈现出GDP夸大中国相对实力的程度。这一数据被称作“包容性财富”(inclusive wealth)，代表迄今为止经济学家计量一国财富的最系统努力。如一份联合国报告所解释的那样，该数据清点的是一国三个领域中的存量资产：“(1)制造资本(道路、建筑、机器和装备)，(2)人力资本(技能、教育、健康)以及(3)自然资本(底土资源、生态系统、大气层)。”三项总计，美国的包容性财富达到将近144万亿美元，是中国32万亿美元包容性财富的4.5倍。(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15年中国GDP为67.67万亿元。以2015年12月31日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计算，2015年中国GDP总量相当于10.42万亿美元。据媒体估算，2015年美国经济总量大约为17.87万亿美元。这相当于中国GDP的1.7倍。——译注)

　　中国经济相较于美国经济的真实规模，或许居于GDP数字与包容性财富数字之间，诚然，后一种测算未曾受到与GDP同样水准的审核。然而GDP的问题在于，它衡量的是流量(通常是一年内生产的商品和服务的价值)，而包容性财富衡量的是存量。如《经济学人》杂志所言：“依据GDP来测算一个经济体，就好比通过季度利润而不曾瞄一眼资产负债表来判断一家公司。”因为包容性财富衡量的是一个政府可令人信服地加以利用以实现其战略目标的资源池，所以，在考量地缘竞争时，它是更有裨益的度量标准。

　　但不论如何比较美国经济与中国经济的规模，显而易见的是美国在将其资源转变为军事力量时具备强大得多的能力。以往，崛起中的国家与处在领先地位的国家拥有相似的技术水平。比如，十九世纪晚期和二十世纪早期，美国在技术方面并不落后于英国很多;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并不落后于先前的协约国很多;冷战早期，苏联在技术上并不落后于美国。这意味着，当这些挑战在经济上兴起，它们可以很快就构成对处在主导地位的大国的严肃军事挑战。但如今，中国在技术方面的相对落后意味着，即便其经济持续前进，中国要在军事方面赶上并成为一个真正的全球战略伙伴而不仅仅是自家邻近地区的重要角色，也将并非易事。

　　假如所有美国用来获得超级大国地位的只是在本地动用武力的能力，那么中国与美国之间在技术和经济方面的差别就不会有太多重要意义。但美国之所以是超级大国，是因其具备在全球范围内采取行动的能力，而获得那种能力的门槛很高。那意味着拥有政治学家巴里·波森(Barry Posen)所称的“共有权控制力”(command of the commons)，也就是说，拥有对空中、太空和开放海域的控制，以及用来管理这些势力范围的必要基础设施。当人们衡量形成这种能力的十四类系统(从核攻击潜艇到卫星再到运输机的所有一切)时，美国在每一领域所向披靡的优势也就显示出来了，这是数十年来多方面进步的结果。对中国来讲，在这些领域中的任何一个，要接近美国的实力都可能花费极其漫长的时间，更不要说在所有领域了。(巴里·波森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系教授。——译注)

　　一方面，美国已建立起扎实的科学和工业基础。中国正在迅速拓展其技术输入，其研发支出和拥有科学和工程学位的毕业生数量也在迅速增长。但任何国家可以在这些事项上跃进得多快，是有限度的，并且中国的进步方式中存在多种多样的障碍，如缺乏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资本分配方式效率低下。考虑到其政治体制僵化，要改变那一方式是极其困难的。雪上加霜的是，中国要追赶的目标并非一成不变。2012年，美国在军事研发方面花费了790亿美元，这一数字是中国估计支出的13倍以上，所以，固然中国进步神速，或许仍不足以弥合差距。

　　其次，美国花费了数十年时间致力于获得先进的武器系统，久而久之这些系统却变得愈发复杂。1960年代，开发飞行器大约需要五年时间，但到1990年代，随着零部件和代码行的数量急剧增加，这个数字变成了十年。如今，设计并制造最先进的飞行器要花费十五到二十年时间，军用卫星甚至耗时更长。所以，即便另一国成功建立起科学和工业基础来开发赋予美国共有权控制力的那些类型的武器，到其能够实际上拥有那些武器，也可能存在漫长的时间间隔。甚至中国的国防计划制定者也认识到了挑战的规模。

　　共有权控制力还要求具备管理多门类巨型国防项目的能力。尽管人们对军工产业集团的罪恶和五角大楼内部的“浪费、作伪和滥权”非议不断，但在美国，过去许多个十年里，研究实验室、承包商和官僚兢兢业业，早已具备这样的专业知识，而它们的中国同行并不具备。这种“从实践中学习”的经验属于组织而非个人，只能经由实物示教和现场授课来传递，因之，网络窃取或其他形式的间谍活动并非获取这种经验的有效捷径。

　　中国的国防工业仍处在摇篮时期，如学者理查德·毕胜戈(Richard Bitzinger)与其同事所认为的那样：“除开少许卓越的成就如弹道导弹，中国的军工产业集团并未展示出多少设计和生产相对先进的传统武器系统的能力。”比如，尽管已投入巨量资源，中国依旧无法大规模制造高性能飞机发动机，只能转而依赖次等的俄罗斯样机。在其他领域，北京甚至不去操心与其他国家一较高低的问题。以水下作战为例，中国在反潜艇作战方面装备低劣，且甚少做出改进。中国只是目前才有能力生产核动力攻击潜艇，这种潜艇在安静性方面可与1950年代服役于美国海军的多类潜艇媲美。但自那以后，美国政府已投资数千亿美元并耗时六十年，用于制造目前这一代达到完全静音水平的弗吉尼亚级潜艇。(理查德·毕胜戈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译注)

　　最后，需要有一整套非常特别的技能和基础设施，才能实际上启用所有这些武器。启用这些武器有难度，不只因为武器本身偏向于极度复杂，而且因为通常需要协调一致才能启用。比如说，部署一只航空母舰战斗群所耗费的努力复杂到难以想象;数量众多的编队舰只和作战飞机必须实时协同行动。甚至那种可能看上去简单的系统也要求具备复杂的周边环境方能真正发挥功效。比如，只有当一只军队配备训练有素的人员来操作，并且具备快速搜集、处理无人机获取的信息并依据那些信息展开行动的技术和组织能力，无人机才能发挥最大的效用。为获得共有权控制力而开发必要的基础设施，可能耗费任何一支军队相当漫长的时间。并且，考虑到这样的任务高度重视灵活性和委任制，中国的中央集权而且等级森严的武装力量与之尤其格格不入。

　　这一次局面不同了

　　唯独在1930年代，日本摆脱了严重衰退并异变为一部暴虐的军事机器;德国从一次大战后军备遭到解除的失败者，改头换面而成为有能力征服欧洲的战争巨头;苏联则从战争和革命中复苏，成长为令人生畏的陆上大国。下一个十年见证了美国一骑绝尘，从军事上的落败者迅速成长为全球性超级大国、苏联紧随其后的历史。今天，绝少有人严肃预判再发生一次世界大战甚至是冷战，但很多观察人士认为，这些往事只是揭示出，一旦试图从它们的经济中攫取军事能力，国家可以多么迅速地变得危险重重。 

     但眼下正在发生的事情，并不是你爷爷那一辈的权势转移。拥有必要的经济资源，是中国由强国成长为超级大国征途中第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中国是否很快就将拥有这样的资源，这一点可以讨论。但只作为一个巨型经济体，中国将无法成为世界第二超级大国，也不大会克服下一个巨大的障碍，即获得必要的技术能力。在那之后还存在这样的挑战：将这种潜在力量转化为对全球性力量投射而言是必须具备的全方位覆盖的系统，并学习如何运用这些系统。这些步骤中的每一步都费时费力，并且困难满满。结果是，中国将长期继续徘徊在强国与超级大国之间的某个位置。你或许会称其为“新兴的潜在超级大国”：因其经济上的增长，中国已摆脱强国之列，但在有可能获得经济和技术能力以成为超级大国之前，中国尚有漫长的路要走。

　　另有其他事项削弱了中国谋求超级大国地位的努力：迫令中国做出必要献身的刺激力量微不足道。美国将其无远弗届的军事能力归因于冷战带来的关乎生死的强制性要求。假如决策者不曾面对挑战，要去制衡苏联这样一个有可能主宰欧亚大陆的超级大国，美国绝无可能承担它所承担的重任。(苏联崩溃二十五年之后，俄罗斯拥有世界第二强大的军事能力，这实际上并不令人惊讶。)今天，中国并未遭遇类似冷战那种推动美国在其军事领域进行巨量投资的压力。相较于过去的苏联，如今的美国是远少威胁力的超级大国：不论中国决策者认为美国的外交政策令局面有多恶化，冷战期间将华盛顿调动起来的那种程度的恐惧都不可能形成。

　　对中国甚至更加不利的是，因长期以来拥有引以为傲的盟友网络，美国几乎没有动力放弃其控制力。美国的盟友名单可以解读为囊括了当今世界最发达的经济体，这些伙伴降低了美国维持其超级大国地位的代价。美国的国防开支在1990年代末期大约相当于GDP的3%，随后十年间因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发动战争而上升到大约5%，目前已回落至接近3%。华盛顿能以相对小规模的付出维持一种全球性的军事能力，部分要归功于其盟友提供的军事基地和它们帮助开发的尖端武器。中国唯一坚定的盟友是朝鲜，但这个国家造成的麻烦往往多过其价值。

　　考虑到重重障碍横亘于中国迈向超级大国之路，以及试图克服这些障碍的刺激力量微不足道，国际体系的未来几乎就取决于美国是否会继续承担那种次要很多的责任，即维持我们和其他国家所称的“深度介入”(deep engagement)。“深度介入”是包围全球的大战略，美国遵循这一战略已有大约七十年。某种不可思议的意见转变会造成美国真的放弃发挥其全球作用(而不是形成因美国已经如此行事而间或做出的那种神经质的、政治化了的指控)，华盛顿避免了这种意见转变，未来数十年间将在维持核心军事能力和盟友并遵守承诺方面处在有利地位。那些承诺包括，保护关键地区、支持全球经济并在跨国问题上加强合作。

　　这一宏大战略的益处会难于辨认，特别是考虑到美国近年来的外交败笔。诸如入侵伊拉克这样的惨败，在在提示人们看清在海外动用武力改变他国国内政治的困难所在。但大国之目标在于阻止不利结果出现，并不亚于推动有利结果发生，在这一点上，华盛顿的成就之优异，远超出大部分美国人的领悟。

　　对一个引领国际体系且在很大程度上令国际社会心满意足的大国来讲，有足够力量去制止或者限制挑战，事实上比有能力在边缘地带进一步提升其地位更有价值。数十年来，美国大战略的一个核心目标是防止出现一个远为危险的世界，该战略在这方面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可以这样衡量：历史上常见的结局，如严重的安全困境扰乱一些重要地区、分崩离析的联盟对遏制内部突围的挑战无能为力、武器飞速扩散、强国之间爆发军备竞赛，以及形成相互竞争的经济或军事集团，均付诸阙如。

　　假如华盛顿真的从当今世界抽身而退，更多这样一些挑战可能浮出水面，跨国威胁的涌现可能比现在甚至更加严重。纵然这样的威胁并未壮大，假如美国不得不同时着力应付一个在稳定性方面差很多的全球秩序，处置这些威胁的任务也可能变得极其困难。即令如今美国要聚拢其盟友应对跨国挑战间或也是棘手之事，但假如美国放弃其领导地位并退守至其后花园——越来越多的分析家、决策者和数量庞大的公众今天正如此呼吁——美国要聚拢其盟友甚至可能更加困难。

　　让我们远离诱惑

　　自苏联倾覆至今，与美国相较于其他国家显著的力量优势如影随形的是其自我伤害的风险，伊拉克发生的事情正是这样。但美国经济地位下滑的有利效应或许在于，迫使美国领导人更加专注于美国大战略的核心使命，而不是被卷入复杂混乱的外围冲突。事实上，那已是贝拉克·奥巴马总统外交政策背后的主导逻辑。然而，美国军事上的支配地位得以维持，经济上的主导地位正在衰落，这样一个世界将继续考验美国的控制能力。主要考验方式有四种。首先是这样一种诱惑：美国为谋求自我本位的收益而恐吓或利用其盟友。美国的盟友在许多方面有赖于华盛顿，而指望它们提供赞成票作为回报——不论是支持有争议的美国政策，避免介入美国反对的行动，还是在双方互惠的交易中同意不平等条款——似乎是只有笨蛋才会放弃的事情。(想想看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吧，他一再声称，美国总是在与外国人包括其核心盟友打交道时失手，而他将恢复美国赢得交易的能力。)但是，作为当代国际秩序精髓的基本约定是，假如这一秩序的成员搁置追求相对军事优势，加入一张由制度之网构成的密集网络，并同意遵循共同的规范，那么美国将不会利用其优势地位从盟友那里攫取不适当的回报。期待华盛顿绝不运用其优势地位谋求更有价值的交易，大约是过分的要求，而且包括约翰·F.肯尼迪、罗纳德·里根、乔治·W.布什和奥巴马在内的多位总统在不同历史时刻都曾如此行事。但假如太过频繁地运用其实力以实现拘泥于自我本位的收益，而不是从整体上维护和改进这一体系，华盛顿就将承受真正的风险，即其领导地位和既存秩序的合法性遭到侵蚀。

　　其次，当其他国家也就是中国运用其在世界舞台上日渐增长的经济影响时，美国将越来越多地承受反应过激的诱惑。近代多数值得重视的崛起中大国，包括德国、日本和苏联，它们在军事方面的实力要强于经济方面。相形之下，中国未来数十年间在经济方面的实力将强于军事方面。这是一件好事，因为对全球秩序的军事挑战很快就能转变为敌意。但这意味着中国将转而逐步强化经济上的挑战，这些挑战必须加以明智应对。中国在经济战线上的多数举措可能将只涉及对现存秩序进行细小或者表面性的调整，这对改善北京的声誉至关重要，但不会威胁到该秩序的基本架构或者原则。对这样一些举措，华盛顿理当以克制和优雅来应对，认识到为将北京纳入这一秩序而付出适当的代价，要比冒险引发其对这一架构整体发动更加根本性的挑战更加可取。

　　近期围绕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而出现的争吵是一个有关如何避免不当举止的有益案例。2013年，中国提议成立该银行，用以巩固其地位并在亚洲提供基础设施投资。这家银行的放贷标准最终或许较人们所期待的少了一些建设性，但它不可能对该地区造成严重伤害或者削弱全球经济的架构。可美国的回应是，发起一场公共外交战役，劝阻其盟友加入，而它们回避了美国的反对意见，早早报名加入。这一本能反应既针对中国人提出的一项相比较而言具有建设性的动议，也针对其盟友的参与其中，这样一来，华盛顿发起了一场不必要的零和战役，这场战役最终以羞辱性的外交失败宣告结束。(与此同时，假如美国国会未能如期通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这可能成为甚至更严重的惨败，造成海外对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严重质疑。)

　　第三，美国将面对一种总是伴随实力而来的诱惑：在一些未牵涉其核心国家利益的地方进行干预(或者对其核心国家利益进行扩充解释，乃至于掏空了这一概念)。这样的诱惑可以存在于一场超级大国之间的争斗中——冷战期间，如同苏联在阿富汗一般，美国曾在越南陷入困境——今天，美国已没有可与其平起平坐的对手，这样的诱惑显然是存在的。奥巴马小心翼翼地避免了这一诱惑。他因为将“不做蠢事”提升到了大战略座右铭的高度而饱受批评。但假如做蠢事威胁到了美国维持其大战略以及相关的全球存在的能力，那么他就得分了。尽管还是遗漏了必然的结论：“保持警惕。”而在将近七十年里，“保持警惕”意味着继续执行华盛顿的核心使命：巩固关键地区的稳定，确保全球经济和更广阔的秩序持续释放活力。

　　最后，即令核心利益受到威胁，比如在其外围地带遭遇中国日渐自信的立场，华盛顿也有必要避免采取过于咄咄逼人的军事姿态。北京的“反介入/区域封锁”(anti-access/area-denial)能力极大提升了美国在中国附近动用飞行器和水面舰艇(但不是潜艇)的成本和风险，这是事实。但华盛顿应当如何应对北京新获得的局部军事能力，有赖于华盛顿的战略目标是什么。在整个1990年代，美国对全球秩序的主导是非同寻常的，要重新获得这一时期美国所享有的全面军事行动自由，确实可能困难重重，而且必要的行动会增加未来发生对峙的风险。但假如华盛顿的目标更有限——确保地区盟友的安全并维持有利的制度和经济秩序——那么挑战理当是可控的。

　　譬如，即令中国的军事实力日渐上升，通过采取自己的地区封锁战略，美国还是可能制止中国的侵略并保护美国的盟友。这一手段不同于为应付一场太平洋冲突而非常多讨论到的空海一体战(Air-Sea Battle)法则，它不会去设想敌对状态迅速升级为对中国大陆发动攻击。相反，设计这样的手段是用来在一场冲突发生期间将中国运用军事能力限制在广为人知的“第一岛链” 即覆盖日本、菲律宾和台湾的部分区域之内。基于这一战略，美国及其盟友或将部署水雷和移动反潜导弹，这样的混合装备与中国自身曾用来将美国水上舰艇和飞行器驱离其海岸线的装备一样。美国可能转弱为强，并迫使中国在它依旧非常薄弱的一些领域与其他国家展开竞争。那些领域中最突出的是水下作战。

　　这一战略的前提是，即便有能力阻止美国水上部队和飞行器前往接近其海岸线的区域，但中国可能还是无法将那一空间用作冲突期间向更远地区投射军事力量的发射台。在这样的情形下，中国的近海水域可能变成某种无人海域，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在这一海域太多动用其水上舰艇或者飞行器。这与主导1990年代的情形大不相同，当时中国无力阻止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军事力量无所顾忌地来往于正对着其国界线的空域和领海。但有必要全面理解这样的变化：在数十年时间里花费数百亿美元之后，中国开始扭转这一不同寻常的脆弱局面，这只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美国自身绝不可能接受这样的改变。

　　这样的区域封锁战略或将有助于解决长期问题，但同时，对应付来自中国的最迫在眉睫的挑战基本上仍无能为力。这一挑战是，中国正在南中国海一些人工岛屿上持续修建军事设施。没有简单答案，但华盛顿理当避免做出过于咄咄逼人的回应，因为这样的回应有可能激发冲突。毕竟，这些缺乏遮蔽设施的小型岛屿可以说并未改变整体上的军事平衡局面，因为一旦冲突爆发，这些岛屿几乎无法防御。中国过分自信，结果甚至可能适得其反。去年，菲 律宾欢迎美国军队在缺席二十四年之后再度驻扎其滨海地区。这个国家由真正的岛屿构成，拥有极为宝贵的军事基地设施。并且，美国目前正在与澳大利亚谈判，在其军事基地派驻远程轰炸机。

　　眼下，为对抗中国主张其海事权利，奥巴马行政分支的选择是实施所谓“航行自由”操作。但是，作为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当下国际秩序的领导国家，美国还有其他很多选择。为令中国承担局势升级的责任，美国——其盟友甚至更为妥当——可以偷师中国，在该地区扩大进行半官方的研究性航行。华盛顿的另一个宝贵选项是国际法。中国正面临日渐上升的压力，要求将其领土争端提交国际法庭仲裁，假如北京继续抗拒这么做，它将失去合法性并可能发现自己成了制裁和其他外交惩罚的对象。并且，假如北京试图从有争议地区攫取经济收益，华盛顿可能推动一项流程：让海牙的常设仲裁法庭来裁定中国非法行动的收益;在裁定中国的主权要求期间，向中国出口商品征收临时关税以积累恰好那么多的收益;随后，一旦争端在国际法庭裁定，即分配那些关税收益。这一流程类似于按比例惩罚策略(proportional punishment strategy)，华盛顿曾助力将该策略确定为世界贸易组织相关条款的组成部分。不论采用何种手段，对美国的全球利益来讲，重要的不是那些岛屿自身或者那些主权要求本身的性质，而是这些刺激为那一更广阔的秩序带来了什么。

　　尽管用政治学者柯庆生(Thomas Christensen)的话来讲，中国可以“制造问题而不跟进”(pose problems without catching up)，但要害在于，美国的全球地位予其以腾挪的空间。关键在于利用处在守势所带来的优势：如很多战略思想家都已指出的那样，挑战一种固有的现状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柯庆生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伍德罗威尔逊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教授，2006至2008年间曾担任负责东亚与太平洋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译注)

　　认识你自己

　　即令中国正在崛起，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仍要比近来的一些评论或会令人们相信的那般要更加牢固——事实上是相当牢固，乃至于对这个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国的主要威胁可以认为是在美国国内。随着美国的主导地位从二十年前的巅峰地位有稍许滑落，华盛顿或许是受到了诱惑，因而对一个诚然令人沮丧而且难于管控的世界所固有的一些障碍反应过激，要么主动攻击，要么退守家园——不论哪一种方式，都抛弃了坚忍而富于建设性的手段，而这样的手段数十年来一直是美国大战略的核心。这可能是一个严重的错误。那一大战略的成功和收益所在，远远超出大多数人的见识，因为他们将这一战略的主要成就——防止出现一个远不那么意气相投的世界——视为想当然之事。

　　执意推动整顿的一项笃定无疑的做法大约是制造一场类似伊拉克战争那样的灾难。美国到目前为止已渡过那样一场灾难而其全球地位毫发无损，这证明了其超级大国的地位有多么牢靠。但那并不意味着决策者可以不断犯错而不受惩罚。随着其经济方面主导地位的滑落，美国保持了其军事方面压倒性的支配地位，在这样一个世界，对想象中的威胁反应过激的诱惑将愈发强烈——与此同时，承受随之发生的错误所造成代价的误差幅度将收缩。不论人们对目前的竞选都说了些什么，美国所处的全球环境都决不能说是极度危机重重。但也不能说美国的地位固若金汤，乃至于下一位总统不负责任的政策也不会造成损失。

　　(作者斯蒂芬·G.布鲁克斯是美国达特茅斯学院政府系副教授，威廉·C.沃尔福斯是达特茅

　　出处：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2016-04-13/once-and-future-superpower?cid=emc-debate_promo_a-content-041416&sp_mid=51151714&sp_rid=c3VubmVfbGlAaG90bWFpbC5jb20S1&spM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