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義就是對自由的愛。
索爾仁尼琴
如果以十九世紀末嚴複、梁啟超一代人對西方自由主義經典的譯介算起，自由主義進入華人世界超過一百年了。整個二十世紀，國共兩黨都敵視自由主義。毛澤東以《反對自由主義》一文讓自由主義在中國聲名狼藉，蔣介石在臺灣則以復興中國傳統文化的號召抵禦自由主義的擴張。即便如此，自由主義如細水長流、潤物無聲，是幾代知識份子為之獻身的理念和理想。
在西方，自由主義首先是一種政治哲學，以及一系列主導性的政治價值——“自由、平等、民主、正義以及其他，是我們在抽象意義上都共同肯定的普遍理想”，它包含了以下這些根本性的原則——“公民不被政府以侵犯性的方式所強制；經濟結構要對人們予以平等的關切；以及人民的自治等等”。 而在中國，自古以來缺少自由主義傳統，自由主義與本土的專制主義政治文化始終格格不入。
近代以來，接受自由主義觀念的知識份子，身處並不自由的國度，心靈之痛苦不言而喻。倘若自由主義是一種類似于清代樸學的“文心雕龍”，自由主義者自可將“主義”與“問題”二分，置身事外、悠哉遊哉；但是，自由主義是一種政治文明、一種生活方式、一種人之所以為人的本質闡釋和“元價值”，它必然與專制政治發生尖銳衝突，使得自由主義者成為孤獨的少數派。
近代以來，自由主義在華人世界的傳播和發揚，經歷了幾個高潮時期：清末憲政運動、“五四”新文化運動、從《新月》雜誌到《觀察》雜誌、中國“反右”運動前夕的“大鳴大放”、臺灣《自由中國》事件、臺灣美麗島事件、中國八十年代思想解放運動、北京“八九”民運、臺灣“野百合學運”、中國《零八憲章》、臺灣“太陽花學運”……以上這些具有豐富象徵意義的名詞表明：自由主義在華人社會的“本土化”，不僅是寫在紙上的、在書齋裏的事業；更是充滿血與火、需要付出生命代價的事業。思想史家徐複觀指出“政治問題，不能不成為中國知識份子長期的共同問題。完全缺乏這種感受的人，便缺乏追求文化思想的動機，便不可能在思想文化上有所成就，甚至會發生反文化思想的作用。” 換言之，自由主義不是抽象的理論，乃是生活本身，乃是每時每刻都將面對的“政治”。
來自歐美的古典自由主義，從一進入華人世界起，便“名不正言不順”。自由主義被當作精英階層之奢侈品，而非平民百姓之必需品；自由主義因為與個人主義緊密相連，難以在國家、民族的建構中發揮立竿見影的作用，甚至可能與之發生衝突。在此維度上，如何回答此一追問：自由主義的“本土化”如何完成？自由主義怎樣應對國家主義敍事？自由主義何以面對臺灣（以及其他區域）關於“獨立”的訴求？
自由主義在華人社會的百年敗局
百年來，三代自由主義知識份子曲折的人生軌跡發人深省：嚴複和梁啟超等第一代自由主義者，經歷了清末的王綱解紐和民初的軍閥混戰之後，一度“改旗易幟”，成為威權主義的擁護者。胡適、陳獨秀等第二代自由主義者，在國共兩黨的夾縫之中找不到適當的位置，不由自主地被時代所邊緣化。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蔣介石政權在臺灣製造雷震案，島內萬馬齊喑，“自由中國”不復為“自由中國”，唯有殷海光等少數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堅持自由的言說。殷海光這位具有“超越性”的第三代自由主義者，在逝世前夕發出悲涼的感歎：“五四以來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自胡適以降，像風捲殘雲似的，消失在天邊。我從來沒有看見中國的知識份子像這樣蒼白失血，目無神光。他們的亡失，他們的衰頹，和當年比較起來，前後判若兩人。在這樣的氛圍裏，懷抱著自己的想法的人之陷於孤獨，毋寧是時代的寫照。” 在與此差不多相同的時間段內，中國掀起了更為慘烈的“反右”運動，百萬知識份子被劃為異類和賤民，具有自由主義傾向的學者和作家被一網打盡。他們中許多人的生命消逝在環境惡劣的勞改營中，成為思想史家朱學勤所謂的“思想史上的失蹤者”。
進入二十一世紀，海峽兩岸之政經格局均發生劇變，自由主義的傳揚與紮根仍不容樂觀。在中國，天安門屠殺之後二十餘年間，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衰落，社會出現價值虛空。一黨專制的政治體制與國家壟斷下畸形的“自由經濟”，扭結成讓西方觀察家無從解讀的怪胎。在全球範圍內，中國表面上是變化最快的地方——若離開北京、上海一年時間，再回到市中心，許多街道就讓人無法辨認了。但街道和建築的變化，並未觸動社會的核心部分——無論是形而上層面的價值轉型和形而下層面的制度轉型，都未能有所推進，正如學者劉軍寜所論：“普世價值的正當性在中國遲遲不能在政治文化和信仰層面確立起來。由於普世價值的正當性確立不起來，在制度政策層面，作為自由主義普世價值的制度載體的憲政民主制度也就難以確立。” 終極性信仰的缺失，以及彌漫至社會各階層的對公共性問題的冷漠症和厭惡症，使中國社會變成一個既無契約也無底線的叢林世界。
在臺灣，開放報禁、黨禁之後二十多年間，民主制度初步鞏固。從總統直選到議會選舉以及縣市長選舉，均以和平方式推進。政權兩度輪替，即便是“百年老店”國民黨亦在形式上實現了直選党主席。言論自由、新聞自由、信仰自由是憲法保障和民眾認同的價值，新聞自由指數在亞洲甚至排在日本之前。但是，自由主義仍然如同水上之浮萍，民眾對“民主”的接受度遠高過“自由”。當兩者產生衝突時，人們通常“取民主而舍自由”。由此，產生了民粹主義之隱憂和族群問題的高度意識形態化。藍綠兩個陣營都試圖以“族群意識、血緣意識”為中心建構“人種認同”。
此時此刻，海峽兩岸都需要重新普及自由主義。自由主義為何長期疏離于華人主流社會？中國思想史家李澤厚提供了“救亡壓倒啟蒙”的解釋，此說法在八十年代的中國學界流行一時。美國學者傑羅姆•格里德將此思路推展開去，認為在二十世紀中國的革命和暴力的背景之中，沒有自由主義健康生長的空間。自由主義本來就沒有建構一個強大的民族國家的功能，自由主義只能依附于一個法治健全的社會制度，而當時的中國並沒有這種先天的條件：“自由主義的失敗是因為中國的生活是由武力來塑造的，而自由主義的要求是，人應靠理性來生活。簡言之，自由主義之所以會在中國失敗，乃因為中國人的生活是淹沒在暴力和革命之中的，而自由主義則不能為暴力和革命的重大問題提供什麼答案。” 在我看來，這是一種複雜化的“槍桿子裏出政權”式的、“武器”高於“主義”的解釋。它仍不足以解釋自由主義為何長達一百年都無法在中國完成“本土化”：近代深陷於暴力和革命的國家很多，為什麼偏偏中國離自由主義的核心價值最遙遠？
劉軍寧是最深入地闡釋政治自由主義的中國學者之一，他多年來都處在無法“正面突破”的困境中。於是，他一度像嚴複那樣將目光轉向中國自身的傳統，認為自由主義的百年敗局乃是忽視傳統資源：“在價值層面，以生命權、財產權、自由權、平等權等基本人權為核心的自由主義普世價值，始終沒有得到本土傳統資源的有力支持。……不論我們對傳統的態度如何，沒有本土的傳統資源的支援，普世價值及其制度載體就難以從信念和信仰的層面上得到民眾發自內心深處的認同，我們所追求的憲政民主制度就無法在中國落腳、生根。” 面對倡導全盤西化的劉曉波等友人的批評，他不承認這是退卻，而認為是為自由主義尋找更多“同盟軍”，并堅信中國傳統文化與自由主義並不必然對立：“從中國傳統中演化出自由的傳統並為普世價值及其制度載體在中國的落實提供超驗的正當性是完全可能的。”
我並不認同劉軍寜的這一論點。作為一種超越性的價值，自由主義固然不能為西方獨享，但它確實未曾在中國的文化和歷史中出現過，莊子、陶淵明、李白、蘇東坡、黃宗羲都不是自由主義者。回歸中國傳統、尋找中國傳統與自由主義的契合點，在近代早已有幾代知識份子做過嘗試——從嚴複到陳寅恪再到新儒家諸君，終究一無所獲。這種一無所獲已經證明：中國傳統中並沒有能實現“現代性轉化”的，與自由、民主和人權價值接軌的、鮮活的思想資源。
近代以來，自由主義不是被革命放逐，也不是被傳統壓垮。自由主義的百年敗局，不是因為幾代自由主義者未能處理好自由主義與革命以及傳統文化的關係，而是未能及時應對“兩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之下國家體制如何建構和個體如何安身立命。那麼，如何讓自由主義形成普遍性的價值判斷、並主導民主與憲政的制度安排？今天的自由主義者必須直截了當地處理那些最嚴峻的議題，在應對的過程中貫徹自由主義的基本價值，讓自由主義成為被民眾普遍接受的核心價值。
何謂最嚴峻的議題？那就是中共當局最害怕人們觸及、民眾卻最需要獲知答案的領域——如國體與政體之重構，如中央與地方之分權，如人權與主權之先後秩序等等。更具體地說，當然包括如何面對台獨、疆獨、藏獨以及正在興起的港獨的訴求。過去很長時間裡，大部分自由主義者在統獨議題上保持緘默，或者內心仍然是“大一統”的支持者。然而，真正的自由主義者，不會贊同“大一統”的格局，必然支持個人主義和地方主義。自由主義要實現“本土化”，必須邁出“在刀鋒上行走”的第一步：以兩岸關係為例，西方的自由主義傳統早已提供了足夠的資源闡釋之，對台獨問題的思考與論述，不應成為中國的自由主義者避之唯恐不及的“瘟疫”，而應成為超越“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傳統、進而走向憲政、共和、民主的未來中國之起點。
“自由”與“祖國”的對峙：柏克如何看待美洲革命？
某些以“自由主義”為標榜的學者，迷戀抽象的自由主義理論，夢想著創造一套具有“中國特色”的自由主義理論。這種“哲學王”式的理想，一方面顯示出這些人井底之蛙的狂妄——在自由主義所涵蓋的每個領域，西方都豎立起了他人難以企及的標竿；另一方面則是他們對現實世界對刻意迴避——或出於恐懼、或出於鄉願。如此，自由主義怎能成為“有機的資源”和“有吸引力的價值”？
以兩岸之統獨議題而論，中國的自由主義者的處境，與昔日柏克面對美洲問題時相仿佛。當波士頓傾茶事件發生、美洲人民的反抗如火如荼之際，英國舉國上下都是關於戰爭的叫囂，用柏克的話來說是“為他們並不去打的戰爭，高聲地請戰”。即便那些從來沒有嘗過權力滋味的小百姓，也“犯了驕狂”，“為他們永遠也掌不上的殘暴的統治權，搖旗呐喊”。 在舉國皆狂的氛圍下，柏克提出和解方案，反對以武力解決美洲問題，卻被人們辱駡為賣國賊和膽小鬼。
柏克是法國革命最無情的批評者，他對彼岸法權的降格以及公正的消失深感悲哀，對“公民因莫須有的罪名被審判”、“受害者被一群狂熱分子在受同樣狂熱所感染的法庭上推來推去”極其厭惡；同時，他卻是美國革命最熱情的支持者——他本人是頗有影響力的英國政治家，首先考量的當然是英國的國家利益，他卻認為鎮壓美洲革命不符合英國的長遠利益，英國應當接受美洲人民的獨立訴求。 正是通過對美洲問題大無畏的言說，柏克將自由主義的精神內核揭示出來。自由主義也正是在對具體問題的言說中，獲得了蓬勃的生命力。
柏克在討論政治問題時堅持的基本立場是：自由主義者堅信“自然自由權”高於國家主權。所謂“自然自由權”，是指先於政府的、既非政府創設、政府也無權取消的自由，如信仰的自由權。以此原則觀照美洲問題，柏克舍祖國而取自由。他支持美洲殖民地人民獨立的訴求，因為他在美洲人的要求之中發現了“衍生出英國法律制度的原則”，美洲人創造的國家“通往一個開放和人人平等的社會，通往一種生機勃勃而又包羅萬象的政治文化，在這種文化中，形形色色的個人在自我管理、自我實現以及追求自己的幸福方面都是自由的”。
關於柏克在美洲革命中的立場及影響，另一位自由主義大師阿克頓如此評論說：“美國對歐洲影響最有力的例證是愛德蒙•柏克。我們認為他是這樣一個人：他早年拒絕所有的原則和抽象命題，並變成了一個最為勤勉、也甚為保守的人。當和殖民地的爭吵持續不斷時，情況有所變化，柏克成為一個革命者，就像華盛頓一樣的革命者。” 更準確地說，柏克不是革命者，而是古老的自由價值的守護者。柏克認為法國大革命標榜的自由是形而上學的抽象概念，只能造成災難；真正的自由乃是現實生活中具體的自由，即符合自然秩序的自由。 對柏克這位文質彬彬的英國紳士而言，美洲同胞的自由比虛幻的“大英帝國的版圖”更重要。所以，與其說柏克是“美國影響歐洲的例證”，不如說他的根基建立在歐洲古典自由主義的源頭上。
一七七五年三月二十二日，柏克在英國下議院發表題為《論美洲的和解》的演講。他認為，鎮壓美洲，不僅是對美洲自由權的踐踏，也是對英國自由原則的踐踏，是對英國大憲章的踐踏；它不僅為害於美洲，更將為害於英國人的自由；其次，美洲是不可征服的，英國假如動武，有可能更快地導致美洲獨立的後果；第三，即使美洲可以征服，美洲人也不會服從，英國需要不斷地鎮壓，這將使英國變得國弊民衰。 遺憾的是，下議院否決了柏克的動議，通過了首相諾斯的強硬政策。
其實，美利堅開國元勳們最初的目標，并不是獨立而是自由，是為了擁有與英國人一樣受君主和法律保護的基本權利。一七七五年前沒有分離問題。此前，令美洲殖民地民眾最為自豪的是，他們擁有英國皇家政府框架下的自由與權利。美國歷史學家邁克爾•舒德森指出，英國的君主制早已“共和化”了，在英國君主制的政治文化中，“國王”和“人民”都是合法的存在。 弗吉尼亞議會的牧師威廉史蒂斯在一七七五年的一次布道中說，“國王不會做錯事”是因為英國君主制的特點使他不可能做錯事，“這就是說，他的特權永遠不可能增長到傷害和欺壓人民的地步”。美洲殖民地的代表人物傑伊在向大不列顛人民的致辭中，曾表達過此種感情：“請准許我們像你們一樣自由，而對於與你們的聯盟，我們深感無尚光榮和無比幸福。” 另一位殖民地代表人物查塔姆，在一七七五年的一次演說中指出，英國的自由時代建立在偉大憲政格言（即不得對英格蘭人民徵稅，除非得到他的同意）的基礎之上，“努力維持這一原則是大西洋彼岸和此岸的輝格派的共同事業。它是上帝和自然的聯盟，像日月星辰一樣，恒常、不變和不朽。只要是正義的，那麼反抗你們的行為是必要的：你們的全能議會的空洞的宣言，你們關於必須服從的傲慢學說，在說服或者奴役你們的美洲朋友時，將會被發現同樣軟弱無力。” 顯而易見，如果英國主政者接納柏克的建議，採取和談的方式回應美洲民眾的訴求，聯盟尚不至於破裂，更不必以戰爭解決爭端——說不定美國會像加拿大與澳大利亞那樣，一直留在英聯邦之內呢。
可惜，席捲英國的愛國主義狂潮否決了溫和派的意見，面對英國咄咄逼人的態勢，美洲人民為了防止自由被無端剝奪而一步步地走向了獨立。兩個月後，英方炫耀武力的政策激出了波士頓郊區的來克星頓之戰。柏克獲悉此消息後，萬分痛苦地說：“完了，與美洲和解的希望，只怕是全完了。血已經流了。閘門開了。流到何時，流到哪里，怎麼停下來，只有上帝知道。” 此後，英軍在美洲的處境每況愈下。英國並沒有通過戰爭贏得“尊嚴”以及強加于美洲人民的“無代表，亦納稅”的義務。一七七六年七月四日，美國《獨立宣言》發表。柏克最擔心的事情終於發生：英國的主權，被美洲人“甩在了他的臉上”。
那麼，為什麼柏克等極少數人能夠具有神奇的免疫力，站在激情澎湃的“愛國主義”之外思考？對柏克而言，在國家、民族和政府這些“宏大敍事”和“崇高價值”之上，還有更高的價值，即自由。一個“共同體”（如國家、民族和政府）成立的前提是，它是按照自由原則組建的，否則任何人不必向其效忠。“我們是依據自由原則來看待英國殖民地的建立的，因為它會給王國的未來帶來光榮。” 英國的成立是依據此種原則，美洲殖民地及其他殖民地的成立也是如此。
正是出於對自由的珍愛，柏克警告說，對美洲的戰爭不是一場在遙遠的新大陸進行的、“事不關己”的戰爭，而是一場同時在英國本土進行的、傷害到英國人自由的戰爭。表面上，這場戰爭是為了英國的經濟利益和面子，實質上卻觸動了英國的立國之本：“為了證明美洲人沒有自由的權利，我們天天在拼命顛覆自己的自由精神賴以保全的準則。為證明美洲人不該自由，我們被迫去貶低自由本身的價值；不攻擊、或嘲笑我們的先祖曾為之灑熱血的某些原則或情感，我們在與殖民地人的爭論中，就休想占一點上風。” 這場戰爭的最危險之處在於，它不僅是對美洲人的戰爭，更是對自由的戰爭。然而，英國的強大和榮耀，不正源于自由精神嗎？一場以自由為敵的戰爭又怎能獲勝呢？
柏克認為，英國可以失去龐大的美洲殖民地，卻不能失去英國之所以成為英國的自由價值。他一改昔日溫和而保守的形象，以一副“革命者”的姿態為美洲人的自由和權利辯護。與其說他為美洲人的自由和權利辯護，不如說是為包括他自己在內的所有英國人的自由和權利辯護。在與佔據道德制高點的“愛國賊”的激烈爭論中，柏克才是名副其實的“愛國者”。柏克眼中，並不存在抽象的“英國”，只有一個又一個具體的“英國國民”的自由與尊嚴。
柏克沒有到過美洲，卻是那個時代最準確地把握美洲人精神氣質的歐洲政治家。作為主張宗教寬容的、虔誠的基督徒，柏克認識到，美洲人是嶄新的、無比熱愛自由的民族，美洲新大陸是由一群追求信仰自由的清教徒創建的，自由是他們捍衛的首要價值：“宗教每每是活力之源，在這個新的民族身上，宗教是毫不見破弊、毫不見損傷的；他們申明信仰的方式，也是這一自由精神的主要根源。這裏的人民是清教徒；這個教派，最反感心靈與思想中的暗中壓服。其信條不僅是贊同自由的，更是建立于自由的基礎上的。任何有專制政府氣味的東西，‘異見派’教會都會反感。” 他相信，一個有宗教精神作為支撐的、熱愛自由的民族，不可能被武力所征服。果然，英國損兵折將、勞民傷財地將戰爭持續八年之後，終於明白美洲殖民地的脫離是不可挽回的事實，被迫與美國簽訂了承認其獨立地位的協定。
在那個美洲的未來尚且曖昧不明的時代，柏克像先知一樣預見到了美國日後將在全球自由事業中發揮關鍵作用：“西方世界是自由的搖籃。直到另一個更為西方化的大陸被發現，因此當自由在其他地區被擊潰時，這兒或許就是它的庇護地。幸運的是，在最糟糕的時候人類仍擁有一塊庇護地。” 一百多年之後的兩次世界大戰及冷戰，如果沒有美國的參與并成為中流砥柱，衰落的英國根本無力對抗否定自由價值的極權國家，人類自由事業的前途將無比幽暗。
美洲殖民地走向獨立的歷史經驗，彰顯了獨立是捍衛自由的重要方式。對此，後人不斷加以援引和效仿。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臺灣回歸中國，台灣民眾一度滿懷希望。但國民黨政權的暴虐與腐敗，很快就讓臺灣民眾深深失望。有一部分臺灣知識份子把當下的處境與當年美洲殖民地人民相提並論，他們希望獲得美國的幫助，甚至由美國來託管一段時間。他們如饑似渴地學習美國文化和英文，當時《華盛頓郵報》在一篇評論中指出：“臺灣人民在瞭解美國的文明以近年來美國人民的巨大進步，並且開始學習英語，閱讀美國書籍。”身在臺灣的美國外交官、臺灣問題專家喬治•柯瑞（George Kerr）在《被出賣的臺灣》一書中指出：“在此呈現在我們眼前的是一幅一七七六年美洲殖民者曾經經歷的苦痛戲劇式的重演。他們熱愛英國，但更熱愛自由，在臺灣，人民所憧憬的戰後新生活是一個新的中國，以美國為領導，與美國合作。” 然而，身處冷戰格局之下的美國政府，未能給予臺灣民眾以足夠的幫助，而坐視國民黨政權對臺灣無情的戕害。
自由是最高價值：自由主義對“大一統”的超越
在今天的中國，阻撓自由主義者理解和支持台獨立場的最大障礙在於：傳統的“大一統”理念與現代的主權觀念的結合，凝固化為一套至高無上的價值體系。“大一統”的政治架構，既是傳統，也是現實。“大一統”觀念不斷強化，得益于兩根強心針：即“具有中國特色”的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
以習近平為代表的中國新一代領導人，思想混亂而專橫。從江澤民的“三個代表”到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再到習近平的“中國夢”，官方在理論上越來越難以自圓其說。學者徐賁以“新極權主義”這一概念來定義當今中國的政治體制與官方意識形態。與希特勒式和史達林式的“舊極權主義”相比，這種“新極權主義”具有兩個特點：一是在經濟上高速發展。當然，這種經濟增長是以能源的巨大消耗、環境的極度破壞和對奴隸勞工的殘酷壓榨換來的。二是默認馬列主義的衰亡，並喪失了創造新的“共同價值”的能力，官方“死馬當作活馬醫”地請來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兩尊牌位救急，顧不上它們與經典馬列主義之間內在的矛盾衝突。 在此情形下，臺灣問題成為中共凝聚民族“向心力”和整合社會思想時的殺手鐧——被妖魔化的臺灣不幸充當了中國的一個“靶子”。
思想史學者朱學勤將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視為“五四”以來的兩個精神“病灶”：“民粹主義和病態民族主義這兩個精神病灶，時時冒煙，時時發作。……新文化運動的斷裂、五四之後的以俄為師、知識界兩次大規模左傾，百年沉屙，縈縈大端，都與這兩個精神病灶直接相關。” 此兩大精神“病灶”，在“五四”之後成形，是近代知識階層思想激進化的結果。中國知識份子的“良心危機”，再加上改革衝動缺乏出路，遂被“歷史前進”的烏托邦想像俘獲，“這種烏托邦想像是由黑格爾繼而由馬克思所宣揚的，它保證了在進步的普遍法則支配下，所有民族都將不可動搖地走向一個理想和諧的普遍狀態”。 不過，在我看來，此兩大精神“病灶”，與中國之歷史傳統更有千絲萬縷的關係，不能完全歸罪於“五四”之後的“現代性”。
今天，中共沒有啟動政治體制改革的善意，也就不在乎打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牌是不是飲鴆止渴。“大一統”思維依靠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的“輸血”，經由九十年代官方的宣傳和教育，終於形成獨大的地位。在習近平的講話中，升級版的大一統理想就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作為自由主義反面的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暫時填補了主流意識形態的空缺，甚至怪異地與“向後看”的儒學和“向西看”的後現代主義“稱兄道弟”——某些民族主義者同時又是儒家至上主義者，而某些後現代主義者同時又是民粹主義者。
“大一統”在中國的主流話語中是絕對的“政治正確”。以官方而論，由新華社、央視、《人民日報》、《環球時報》等官媒策動的“大國崛起”的文宣，近年來進入歇斯底里狀態：從習近平“有所作為”的新外交政策到反美、反日、反台的“仇恨教育”，再輔助以“神五”、“神六”升空和奧運金牌、“航母”與“保釣”，一個“虛火”的中國應運而生。以民間而論，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網路、手機短信、微博、微信等新興媒體逐漸普及，其正面因素是突破了中共的資訊封鎖，其負面因素則是充滿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色彩的言論成為網路時代的狂歡。因為網絡言論的虛擬性、青年性、交互性和非責任性，缺乏公民責任感的網絡人群遂走向話語暴政，喊打喊殺的“網路義和團”成為流行時尚。
官方和民間的合力，形成一個巨大的磁場，將脆弱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席捲其間。一九八九年的“六四”屠殺之後，八十年代知識界樂觀昂揚的“改革共識”破裂，大部分知識分子由於缺乏恆定而堅執的信仰，無法自我建構強大的內心世界，以及從外部獲得充足的肯定，紛紛改旗易幟，尋求其他的支點，如飛蛾撲火般投入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的漩渦。部分曾經傾向于自由主義的知識份子，在“大一統”的宏大敘事和民族主義、民粹主義的誘惑之下迷失了。正如徐複觀在半個多世紀之前所說：“中國兩千多年的大一統的一人專制政治對知識份子的壓力，事實上是在不斷的積累中更為深刻化。”
中國政治評論家馬立誠指出，當代中國的八大思潮中，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是最為活躍的兩股逆流。兩者的合流與升溫，與台灣問題息息相關：一九九六年，台灣即將舉行總統直選，傾向本土意識的李登輝篤定當選，而且此次當選之後，李登輝必定挾穩固的民意基礎，邁出趨向台獨的重大步驟。中共在價值上無法否定民主選舉的進步性，在文宣上失聲，遂使用武力威脅。一九九六年三月，中國向台灣周圍海面發射導彈。同月，美國派遣兩艘航空母艦戰鬥群進入台灣海域，顯示協防台灣的意志。中美之間出現對抗風險。
也正是在這一年的夏天，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出版了暢銷書《中國可以說不》，據說發行三百萬冊，驟然掀起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的狂潮。 該書悍然宣稱：“我們要準備打仗！不要忌言準備打仗，不要怕這種自豪感會刺激什麽人！小打不如大打，晚打不如早打！”直接引用毛澤東草菅人命的名言，輕率地發出戰爭威脅。
此後，在中國又有李希光等的《妖魔化中國的背後》（一九九六年）、宋曉軍和王小東等的《中國不高興》（二零零九年）、摩羅的《中國站起來》（二零一零年）等越來越極端化的、甚至充滿種族主義色彩的著作相繼問世。摩羅等人在書中公然歌頌希特勒“拓展民族生存空間”、“反抗英美強權”的、“雖敗猶榮”的“豐功偉業”。二零一二年年底，習近平正式接班，官方文宣系統對“大一統”觀念的渲染，更是發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
在此嚴峻的形勢之下，自由派知識分子群體，要麽改換門庭，要麽保持緘默。也有人滿足於“打擦邊球”——小心翼翼地發掘上個世紀二十年代聯省自治的歷史，以此婉轉而曲折地表達自己的政治理念。此前，《零八憲章》中對聯邦主義的提倡，據說是胡錦濤決心抓捕劉曉波並判處重刑的主要原因。如今，更是極少有人敢於正面對抗和批判習近平大言不慚的“中國夢”、“統一夢”。中國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很少敢於公開認同和支持台獨理念，除了出於恐懼的心理，更重要的是並不明白自由的本質，以及不曾清楚地梳理自由與獨立之關係。所以，他們在面對台灣問題時，立場跟中共如出一轍，成為迷狂的民族主義者。
民族主義是劉曉波所說的“單刃毒劍”。自由主義思想家以賽亞•伯林說過：“民族主義對一切事物均構成威脅。民族主義就等於我們對自己說，因為我們是德國人或法國人，所以我們是最優秀的人，我們完全有權做我們要做的事。一旦你把一切行為的根據放在民族這個超越個人的權威上，那就會擴展到政黨，到階級，到教會，通向壓迫的道路便從此打開了。” 是故，一個真正的自由主義者，就當超越民族主義、民粹主義和“大一統”觀念之束縛，就當爲台獨正名，爲分裂鼓掌。因為，分裂而自由的中國是美好的、統一而獨裁的中國是邪惡的。
兩岸議題能否重新啟動當代自由主義的復興？
二零零五年三月十四日，中國第十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在沒有反對票下，以二千八百九十六票贊成、兩票棄權的結果，高票通過《反分裂國家法》。國家主席胡錦濤簽署第三十四號主席令，公佈了這部法律。這部法律自公佈之日起施行。 這部“戰爭法”得以高票通過，不僅顯示人大代表的失職，而且是所有中國自由主義者的恥辱。
《反分裂國家法》邁出了最危險的一步，將中國拖到戰爭的邊緣。它以立法的形式，將“反分裂”作為不容置疑的最高價值，差不多是重蹈當年英國解決美洲問題時使用武力的覆轍。全國人大的兩千八百九十六票，究竟表明了什麼？表明這些未經選舉而自動當選的“代表”有多麼愛國嗎？這種“同仇敵愾”的場景，與當年柏克在英國議會中遭遇的噓聲沒有太大區別。
按照自由主義的基本原則，在兩岸問題上持何種立場，並不需要複雜的學術積累和邏輯推理。但中國大部分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均在此問題上集體失語、裝聾作啞。有一部分人不願涉及“敏感話題”，以免觸怒官方，導致在官方學術體制內的位置受影響；有一部分人深受“愛國”思想所累，雖傾向於自由主義，卻仍然將“國家利益”當作最高判斷標準，而不去思考國家何以成為國家，國家的存在是否符合自由與正義的原則；更多人則是不願與“大眾”發生衝突，中國知識份子即便不憚於批評政府和商人，卻害怕站在“大眾”的對立面——如果公開為臺灣的自由和獨立辯護，不僅會失去“民心”，還會成為大眾攻擊的目標。
《反分裂國家法》倉猝出臺之後，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們未能起身反對，意味著對自由事業的背叛。對於中國的自由主義者來說，在兩岸問題上顯示個人立場，就短期而言，會使自由主義的言說空間縮小；就長期而言，卻是對全民的一場思想啟蒙。言說兩岸問題，是啟動當代中國自由主義復興的可能性之一。中國的自由主義者若不能像昔日的柏克那樣，在自由價值遭到扭曲和顛覆的時刻挺身而出，不僅違背知行合一的準則，而且將徹底走向“自我邊緣化”。
在面對兩岸問題時，中國的自由主義者能否擁有柏克的勇氣和信念？能否從柏克的思想、從美國獨立的歷史中汲取經驗和智慧？中國的自由主義者不能回避自由主義與“大一統”觀念的尖銳對立，不能在兩岸關係等“敏感問題”上保持沉默。自由主義與暴力、與專制、與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之間不可能妥協：當年柏克寧願被辱駡為賣國賊也要陳述真理，今天中國的自由主義者也要頂著被辱駡為賣國賊的風險支持臺灣的本土立場和獨立意識。
那麼，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如何在兩岸問題上發言呢？
首先，堅定地反對中共使用武力解決兩岸問題的企圖。武力決非選項之一：以昔日大英帝國海軍獨霸世界之強，猶不能讓僅有數百萬人口的、被視為蠻荒之地的美洲十三個殖民地屈服；同樣道理，今日之臺灣在民主自由方面已遠遠領先於中國，中國難道想通過一場戰爭就讓兩千多萬臺灣民眾由文明回歸野蠻、由民主重返獨裁？
在美洲戰爭前夕，柏克已預見到軍事手段的後果：“我主張小心謹慎地處理此事，絕不要動武……這樣一個蒸蒸日上的民族，有如此的生氣，如此的精神、如此的人口，欲以一種有益的、主屬的方式，保持他們與我們的關係，則我認為武力是一種無力的辦法。” 柏克告誡說，武力作為一種國家政策，千萬要謹慎使用。暴力可以剝奪人身體的自由，卻不能剝奪人心靈的自由。暴力連一段沒有感情的婚姻都不能維持，又怎能維繫對千百萬人的不得民心的統治呢？
柏克從三個方面論述武力之不可行：首先，單靠動武只是一時的辦法：“它也許能鎮壓于一時；卻不能剷除再一次鎮壓的必要；一個國家，若需要不停地被征服，那是不可能統治的。”其次，武力不可靠，一旦動武則覆水難收：“恐懼往往不是武力的結果；一支軍隊不是一場勝利。你若一擊不中，你就沒了手段；因為和解不成，武力還在，而武力若失敗，就不再有和解的希望了。”第三，即便英國在戰爭中獲勝，但戰後的美洲是一片滿目瘡痍的土地和一群充滿仇恨的人民，得到它又有什麼意義呢？“你雖然試圖保全它，卻因此損害了它。你收復的東西，不再是你為之而戰的東西；在一場爭鬥中，它貶值了，衰落了，荒蕪了，枯萎了。” 這三個理由完全可以用來回答於那些揚言對台動武的中國的戰爭狂人。
英國是商人之國，立國之本為自由主義，故能審時度勢，中止與美洲的戰爭，這場戰爭未能動搖大英帝國的根基；中共政權乃極權國家，一旦啟動武力攻打臺灣，後果將更為嚴重：臺灣固然玉石俱焚，中國必陷入更黑暗的軍人暴政，處於萌芽階段的民主事業亦將全然斷送。因此，中國的自由主義者應當像柏克反對英國對美洲動武那樣，反對中共對台動武的企圖。
其次，公開支持臺灣人民追求自由、民主和獨立的事業，尊重臺灣人民選擇自己生活方式、政治體制和國家認同的權利。
柏克與美洲人堪稱兄弟姊妹，與英國的戰爭販子則形同路人：“在美洲人的性格中，對自由的熱愛是壓倒一切的特徵；熱愛每每多疑，故而殖民地的人，一旦看到有人企圖——哪怕是最小的企圖——靠武力奪走、或暗渡陳倉地偷走、在他們看來是生命之惟一價值的好處，他們會起疑心、會騷動、會暴怒的。” 柏克看到美洲人對基督信仰、法律、議會和科學的熱愛，這已經成為他們並不悠久的傳統和已經習慣的生活方式——傳統和生活方式是無法用武力來改變的：“美洲人的教育之無法改變，蓋同於他們的信仰。勸他們焚掉他們那奇妙的科學書籍，或把律師逐出法庭，或不選那些把他們特權爛熟於胸中的人、以撲滅他們議會的光，這豈能做得到？而徹底剷除他們的律師坐議其中的民選議會，也不太可行。”
同樣的道理，今天中國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也要把彼岸認同自由、民主價值的台灣人當作朋友，而將那些高舉愛國旗幟、宣揚“大一統”觀念的“兩岸跨海政商集團”當作論敵。
第三，在兩岸將來“統獨”與“分合”的選擇上，要突破“大一統”或“南北朝”的模式，倡導符合自由主義原則的聯邦主義、邦聯主義或介於兩者之間的某種新式的聯盟政體。
柏克曾經期望，英國與美洲人民之間維繫某種“價值聯盟”，但一場血腥的戰爭使得英美敵對了數十年之久。二十世紀以來，在兩次世界大戰、冷戰和反恐戰爭中，英美的同盟關係再度確立，并在血與火中鞏固。不過，由於國力的消長，主次發生了易位：美國成了具有主導地位的“哥哥”，英國成了作為跟隨者的“弟弟”。
以之為歷史經驗，若兩岸能夠避免兵戎相見，在不久的將來，一個民主憲政、聯邦自治的中國，必然能與台灣和平共處，并締結成如同英國和美國那樣的“兄弟之邦”。那是一個值得兩岸的自由主義者為追求和之奮鬥的願景。
當年，柏克為美洲人民的獨立事業辯護，雖然是被孤立的少數派，卻並未受到政治和法律的迫害；今天，中國的自由派知識份子若要為臺灣人民的獨立事業辯護，不僅會成為少數派，所冒風險將更大。中共已定下主調，“臺灣是祖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分裂國家法》出臺後，民間的言論空間更為狹小。在此情勢之下，勇氣與良知尤為重要。自由從來不是白白得來的禮物，自由需要每一個熱愛自由的人為之爭取與捍衛。為了台灣的自由與獨立，為了中國自己的自由與獨立，此時此刻就要挺身而出。
二零一四年五月二日 政治大学学生会
葉浩之引言：首先，感謝政治大學學生會的安排，更感謝余杰先生今日的到來，身為主持人的我感到榮幸之至！
一九九八年，二十五歲的余杰剛入北大中文系碩士班旋即出版了處女座《火與冰》，一夕成名，其年少與盛名令多人拿胡適與之比擬。也因為此書的火紅，余杰結識了當時身在獄中的中國異議份子劉曉波。十年之後，劉曉波因發起〈零八憲章〉而再次入獄，余杰隔年出版《劉曉波與胡錦濤的對峙》回敬中共當局，也導致自己於二零一零年十月被非法軟禁數月之久，飽受折磨。期間，施以酷刑的情治人員曾對余杰說，他的一根手指頭，對黨所造成的傷害可比一支軍隊。
余杰是當今華人世界少數能夠挺直面對權力的知識份子，正如他新書《螢火蟲的反抗》所說，「反抗似乎是一種過於奢侈的選擇，被昭安澤水到渠成。這個時代的知識份子，脊梁早已被打斷，他們口蜜腹劍、巧言令色。」
今日的演講主題是柏克(Edmund Burke)。這一位十八世紀的英國政治家與思想家強烈批判過大英帝國當時的美洲殖民政策，甚至在美國獨立戰爭爆發之後甘冒不忠之名，撰文呼籲採取妥協立場對待居住於美洲的「英國人」。身為知識份子，其反抗的高度正如今日的余杰所站之位置，也因此不難理解余杰何以選擇今日的主題。讓我們把接下來的時間交給余杰！
葉浩之結語：非常謝謝余杰今日的演講！身為政治思想家的柏克，最受人矚目的是他對於法國大革命的批判，甚至因此向來被認定為「反革命」的保守主義代表人物。余杰今日的演講提醒了我們柏克的自由主義面相。其基本立場大抵展現於柏克關於大英帝國的美洲殖民政策之想法：首先，身為殖民母國的大英帝國無權讓殖民地的子民過得相對貧窮，反而必在意他們的福祉；再者，居住於美洲的英國人與居住於英格蘭的英國人無異，同樣崇尚個人自由，並且習慣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務，包括金錢的使用；據此，地處倫敦的英國國會不該對美洲的英國人強行徵稅，否則將是一種不公平的對待方式，不僅違背英國人的傳統與習慣，也會引起人性的自然反抗。
柏克關於美洲殖民問題的思考，重點在於英國傳統的內容，以及此一傳統的承襲，並據此斷定大英帝國的國會必須秉持同樣的標準對待居住於美洲的「英國人」！然而，余杰的理解與思考面向，將此一思想轉化為「一個知識份子是否能秉持同樣信念對待不同國家人民？」的課題。基於邏輯，知識分子必須如此，否則若非偽善，便是思想矛盾。
透過今日的演講，我們更加瞭解了余杰自己的思想，以及他秉持同樣的民主理念對待中國與台灣的連貫立場。這不僅邏輯一致，更出自於道德的勇氣！
字體：小 中 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