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4日兒童節，在報上看到鮑伯狄倫（Bob Dylan）3 日晚上在台北小巨蛋演唱的一則新聞，內心很是羨慕，多麼希望自己也能在場。既然無緣，想起多年前寫過一篇有關鮑伯狄倫的文章，於2003年9月7日發表於北美世界日報「世界週刊」，一直還沒放上網誌來，趁此機會跟有興趣的人，一起來回味這人的傳奇生活吧。

不曾「隨風飄逝」的搖滾王子 鮑伯狄倫（Bob Dylan）

1962年，4月16日，星期一，下午五點鐘，一個小男生在紐約一家名叫「Fat black Pussy」的咖啡屋跟朋友喝咖啡與瞎扯蛋，突然靈感來到，遂拿起鉛筆，邊彈吉他邊寫下來。寫完後，他來到Gerd's Folk City地下室，一個民歌手等候演唱機會與聚集處，小男生開始焦急地踱起方步。當樓上方結束表演的Gil Turner下樓來準備下一檔節目時，年輕人走上前去說他剛完成了一首新歌，希望對方可以聽聽看。

Gil坐了下來，年輕人充滿感情地唱起歌，旁邊的人隨即圍聚了過來。唱完歌後，四周的人全都感動得鴉雀無聲，Gil更是無法言語，立即決定上樓去演唱那一首新歌。Gil拿著一份拷貝的歌譜上樓，告知台下的聽眾說：「今天晚上，我要為大家演唱一位極有才氣的作曲家剛剛出爐、還很燙手的一首新歌！」Gil開始唱：

「一個人要走過多少路後，你才會說他是一位男子漢大丈夫呢？一隻白鴿要飛越多廣闊的海洋後，才能在沙灘上安眠呢？要有多少發的砲彈在空中呼嘯過後，才不會再被發射呢？我的朋友，答案隨風飄逝啊！

一個人要抬頭多少次後，才能望見天空呢？一個人要有多少隻耳朵，才能聽見旁人的哭泣呢？要多少人犧牲後，人們才懂得已有太多的人喪生了呢？我的朋友，答案隨風飄逝啊！

一座山在被沖刷入海之前，能存留多少歲月呢？某些人要活在世上多少年後，才能擁有自由呢？一個人能轉頭不顧、假裝他甚麼都沒有看見多少次呢？我的朋友，答案隨風飄逝啊！」

唱完，全體觀眾起立鼓掌，在吧台一旁觀看的年輕人展露出笑顏。

這是鮑比‧迪倫成名曲〈隨風飄逝〉(Blowing in the Wind）如何寫成以及第一次演出後所得到的反應。 Gil的「新世界歌手」也幸運地成為第一個錄製這首歌的樂團。（Peter, Paul& Mary則將之唱上排行榜；〈Don't Think Twice, It's All Right〉亦如是。）那年，迪倫才19歲！

祖籍蘇聯猶太裔的鮑比‧迪倫，本名Robert Allen Zimmerman，因仰慕詩人Dylan Thomas而取名迪倫，1941年5月24日在明尼蘇達州Duluth 出生，七歲搬至Hibbing。喜愛思考的他，十歲便開始寫詩，自己摸索學會鋼琴、吉他，並保有絕對音感，一首歌只要聽過一次便能自彈自唱。

迪倫特別喜歡貓王、Jerry Lee Lewis，跟同齡的小孩組過幾個樂團，吹口琴又彈吉他。高中畢業紀念冊上，他寫：人生最大目標是「加入Little Richard行列」。

1959年，迪倫到明州大上大學，聽到Leadberry與Woody Guthrie簡單、直接抒發人民心聲與反映時代脈搏跳動的民歌之後，便一頭栽了下去，在學校附近的咖啡屋駐唱。一年後，他乾脆休學，搭便車到紐約，內心有兩個願望：到格林威治村的咖啡屋演唱民謠，成為民歌手，以及探望因先天性神經系統失調住院的Woody Guthrie。

迪倫兩個願望很快就實現了，他往NJ醫院探望垂危的Guthrie，在他病床前獻唱這位民歌元老所寫的歌謠，不久也成為格林威治村的民歌「大將」，一曲〈隨風飄逝〉，將他吹上歌壇寶座，開始他傳奇性的音樂生涯。

曾被《生活雜誌》尊為二十世紀美國一百個最重要人物之一的迪倫，是樂壇的長青樹，崛起六十年代，因Robert Shelton在紐約時報上對他的稱譽，與哥倫比亞公司簽約。1962年出第一張唱片，以民歌前輩所寫的傳統歌謠為主，只放入他自己所寫的兩首歌，一首寫新家紐約，另一首寫他敬仰的Guthrie。隔年，迪倫第二張唱片便大大不同凡響了，顯露出寫歌奇才。他的歌不只保持民歌那種反映民聲、時代的特點，歌詞更是有若詩歌，輕易地便將左翼、波西米亞的心境、感情，一一化為文字。

因受到Guthrie社會主義影響，加上寫歌對他乃最自然不過之事，迪倫很努力地寫，寫他對世事的觀察、反省、疑問與理想，於是一些和平反戰，為少數民族人權伸張正義的歌曲紛紛出籠。

迪倫慨嘆他往往沒有時間好好想後才寫，說六十年代的電視媒體並沒有現今發達，社會上重要的事件一旦發生了，比如有礦坑倒塌了，身為社會主義者，必須盡早將消息傳給世人知曉，便只好快速地寫歌來反映時代與民情。又，〈Masters Of War〉〈A Hard Rain‘s A-Gonna Fall〉乃為1962年古巴核戰危機所寫，他說後者每個句子其實都是一首歌的起句，但局勢實在太緊張了，他怕沒時間或沒命寫了，只好全放在一首歌內了。

1964年，第三張唱片《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g》依然具政治意識，同名的單曲以及〈The Lonesome Death of Hattie Carroll〉都是代表作，只是此時的他對站在政治戰場前線似乎也有點彈性疲疺了。

當常是他歌曲靈感來源的女友Suzie Rotolo離去後，他把兩人分手的故事鉅細靡遺地全寫在他下一張的唱片〈Ballad in Plain D〉；但二十年後卻後悔了，說真希望當時他沒有那麼衝動。

與Suze分手後的迪倫，開始跟民謠歌后瓊拜茲（Joan Baez）一段謎樣的戀情。這對金童玉女，曾被喻為：「有鮑比與瓊妮唱得如此光亮燦爛，誰還需要指南針呢？」兩人感情似有若無，實或虛，至今仍是一個謎。

迪倫與Baez邂逅於1961年的Gerde’s，也就是他寫〈隨風飄逝〉過後不久。Baez回憶說，那晚迪倫送她坐計程車，她一路不停地跟司機談那首歌如何令人難忘。儘管歌曲餘音繞樑，Baez對迪倫本人並沒有甚麼特殊印象，說他：「長得像鄉巴佬，頭髮捲捲的，往兩邊短短地塞在耳後。」

1963年，兩人在羅德島新港（New Port, RI）同台獻唱，然後Baez開始邀請他一起巡迴演唱，當特別來賓，兩人遂慢慢成為好友，並發展出一段男女情誼。Baez這麼說過：「我與迪倫一起演唱，歡笑、狂鬧，我們瘋在一塊，一起騎摩托車，以及睡覺。」「雖然我不想成為攫獲或控制他的人，仍很想擁有他。」儘管倆人的關係親密，雙方的感情從沒有正式公開化。

迪倫與Baez來往時，Baez的名氣比他還大，很是照顧他，常把他放在自己羽翼下。Baez也唱過許多迪倫的歌，除了〈隨風飄逝〉外，還有〈A Hard Rain’s A Gonna Fall〉〈Simply Twist〉〈Forever Young〉受迪倫的影響很大。她也不否認：「當我個人、政治道路上跟青少年後唱民歌的的形式之間分歧時，迪倫寫的〈With God on Our Side〉成為一條架通的橋樑。」

雖然彼此相互影響深遠，這一對民謠歌王歌后，最後依舊分道揚鑣，只是各自婚娶後，仍然保持一段獨特的關係。Baez最暢銷的金唱片《Diamonds and Rust》便是紀念她與迪倫的友誼，也曾加入迪倫的Rolling Thunder Revue的巡迴演唱，並與迪倫同在加州Rose Bowl一起抗議核武。

1965年，喜歡變化、不愛在一個定點不動的迪倫開始蛻變了，以民歌成名的他，改向喧鬧的搖滾，但為其注入一股新的生命力。被紐約時報稱譽為「那時代的莎士比亞」的迪倫所寫的歌詞，「與一般的流行歌曲不同，不只如民歌一樣直接，反映出時代真相，而且文字成熟美麗，宛若詩詞小說，寬度深度並存，兼具表達與娛樂價值。」

只是，迪倫的走向熱門搖滾樂、「電」吉他化，並不是沒有付出代價的。《Bring It All Back Home》是他混合古典吉他與電吉他的處女作，其中讓The Byrds一曲成名，訴說個人感情的〈Mr. Tambourine Man〉更是暢銷，成為他的第一張白金唱片，卻也讓不習慣他改為電吉他和期待他多唱些抗議民謠的歌迷，很是困惑。

尤其當他從英國巡迴演唱歸來，「新港民謠節」的慶典上，戴著墨鏡，穿上高馬靴，拿起電吉他，開唱當時已赫赫有名的單曲〈有如滾石」〉（Like A Rolling Stone），竟受到許多傳統歌謠迷的噓聲，說他是「猶大」，背叛了他們。連與他同台、他所景仰的民歌前輩彼得‧西格（Pete Seeger），也很難接受他的改變。

然而迪倫受歡迎的程度，依然不墜，以後兩張藍調搖滾樂混合的《Highway 61 Revisited》與《Blonde on Blonde》都是經典之作。前者成為迪倫的最暢銷唱片，單曲「有如搖滾」歌長超過六分鐘，乃45轉唱片中最長、最憤怒的歌曲，在排行榜高居第二名，是六十年代反文化運動啟蒙的靈魂歌曲。後者的單曲「Raining Day No,12 & 35」也大為風行，讓他在藝術與商業上名利雙收。

沒想到聲譽正如日中天的他，1966年發生一場摩托車意外，跌傷兩塊頸骨，花了幾乎兩年的時間療傷。迪倫死裡逃生後，突然從搖滾王子變成住家男人，跟他剛迎娶不久的妻子Sara Lowndes在紐約Woodstock的農場隱居，生養了五個小孩。

復原後的迪倫再次蟬蛻，轉向比較緩慢、具鄉村味道的福音歌曲。雖然歌迷很是訝異，也很不習慣，1967年他和John Wesley Harding所合作的唱片依舊暢銷。1969年，他還到Nashville錄製唱片，和Johnny Cash合唱了一首歌。此張唱片，唱腔比他原來的聲音幾乎低了八度，而且包括很多老歌迷認為「過渡單純」的歌曲，比如〈Country Pie〉等，任性的歌迷宣稱迪倫的摩托車意外「實在比他們想像中的還要嚴重」，迪倫開始失去一些忠心歌迷了，但單曲〈Lay Lady Lay〉仍躍上排行榜前十名。

1970年開始，迪倫的唱片不再那麼賣座了，有些人說他開始沒落。尤其當他錄唱了一張Paul Simon, Golden Lightfoot等人的唱片後，他的歌迷很是慨嘆，樂評也對之嚴苛不已。幾過月後，迪倫雖然恢復舊有風格，下一張唱片情況依舊銷售不佳，只是當時不到30歲的他，卻榮獲Princeton大學所頒贈的音樂榮譽博士學位。1971年，迪倫出版一本大家期盼許久了的詩歌、散文書：《Tarantual》（從1996年開始，到2000年，他都被提名諾貝爾文學獎）仍無法挽回每況愈下的局勢。

同年，摩托車事件後便很少露面的他，首次公開在喬治‧哈里遜（披頭四的鼓手）為「Bangladesh」舉辦的演唱會站台，開始他以後一連串的慈善公演；因那次的演唱，迪倫和其他歌手分享了當年葛拉美最佳專輯獎。

1972年，沈寂的迪倫接受西部片大師Sam Peckinpah的邀請，在電影「比利小子」中演出，並為電影寫主題曲。雖然拍片的過程不順，他的演藝生涯也沒有一炮而紅，電影主題曲〈敲打天堂門〉（Knocking on Heaven’s Door）卻成為經典名作。

1973年，迪倫離開哥倫比亞，投靠Asylum。1974年，在全國巡迴演唱會前，他撥出幾天時間錄製《Planet Waves》，這張倉促成軍的唱片竟榮登排行榜第一名，成為他的第一張冠軍唱片。演唱會也極其成功，一年四十場，658,000個座位，一千兩百萬人爭購預售票。演唱會的實況錄影唱片，也登上排行榜第三名。

迪倫事業「第二春」正前景無限，婚姻卻出現危機，妻子與他鬧分居。迪倫將其困惑、痛苦、怒氣寫在《Before the Flood》。1975年，他開始世界巡迴演唱，並回到老東家哥倫比亞，發行《Blood on the Tracks》。這張唱片成為他皇冠上的鑽石，混和自傳以及一些羅曼蒂克的懷舊單曲：〈Tangle Up the Blue〉〈Simple Twist of Fate〉〈Lily, Rosemary & Jack of Hearts〉不僅可跟他有名的舊作相比，而且更為成熟，居排行榜第一名，為他贏得葛拉美最傑出藝術家獎，也幾乎成為他演唱生涯最暢銷的唱片，只有接下來發行的《Desire》，高佔排行榜第一名達35週之久，可與之相比。

單曲〈Sara〉是他為妻子所寫的情歌，即使唱片深得歌迷喜愛，依然無法贏回妻子，兩人離婚收場，小孩歸妻子，迪倫搬到加州，開始隱居生涯。離婚後的迪倫，不管唱片或巡迴演唱會，盛況都不如從前，此時才37歲的他，陷入一片陰影中，覺得陽光都在牆的那一邊，他保有的只是一排影子。

1978年，迪倫再次蛻變，從猶太教轉為基督徒，並將信仰反映在隔年出版的《Slow Train Coming》上，感嘆自己和人們都是「慢車，很慢才知道真理」。儘管音評不若先前，銷路仍盛，登上排行榜第三名，其中〈Gotta Serve Somebody〉勸人思考「不管你是有錢的大官或是升斗小民，你可以選擇魔鬼，也可以選擇上帝，總要找一個來服事。」成為百萬金曲，為他贏得葛拉美年度最佳男歌手獎。

1980-81，他相繼發行兩張和宗教信仰有關的唱片，但他的只寫福音歌，並在演唱會之前先講道，讓許多歌迷很不自在與不滿。1982年，迪倫被引進作曲家名人堂。1983年，變形蟲的他再次變色，回歸猶太教，到以色列訪問，並轉回以世俗為歌曲材料的流行歌，《Infidels》除去些許宗教狂熱，也因有Mark Knopfler美麗的吉他演奏，成為他最好的一張音效唱片，風評與賣座頗佳。

此後幾年，迪倫繼續出唱片，也更瘋狂開演唱會或參加義演，一年至少演唱150場，和許多歌手或樂團合作，如Santana，Tom Perry, Heartbreaker, Grateful Dead等。迪倫很喜歡巡迴演唱，說台上演唱是他唯一可以感到快樂之處，因他能夠單純地當自己，當自己的主人。他說日常生活裡總有失望，在舞台上，一切失意則全都消失了。他寧可在舞台上工作，也不願在日常生活戴上「名人面具」。

迪倫的演唱會比他的唱片更引人入勝，總有爆炸性的主吉他演奏，不同的演唱會則獻唱不同的歌曲，也以不同唱腔詮釋老歌。1988年，迪倫與超級巨星George Harrison, Roy Robinson等人組成「Travling Wilbury」，錄製了兩張暢銷唱片。1989年，他的《Oh Mercy》風評極佳，同年，被引進搖滾樂名人堂。

這時候，迪倫在寫歌上突然產生無力感，對自己的音樂感到陌生。1991年，在葛拉美頒獎典禮接受終身成就獎時，他在致謝詞中力圖振作，說他父親留給他的最好的遺產就是讓他確知：人即使走到絕境了，還是能走出一條路來的。

於是迪倫開始尋求出口了。他重回民歌與藍調搖籃， 92-93年錄製了兩張傳統民謠唱片《 Good as I Been to You》《World Gone Wrong》，表現出他音樂根源於民歌的事實；後者為他得到了一座葛拉美獎，同年，他受邀在克林頓總統的就職典禮上演唱。

就在這段尋根與尋求突破的時期，迪倫展示出他另一種天賦。原來他不只能寫歌作詞，還能畫畫，他的許多唱片封面，都是自己的素描或畫作。1995年，迪倫出版一本畫冊《Draw Blank》，包括鉛筆素描、炭筆畫、鋼筆畫。平時說話大膽尖銳的他，論及自己的畫作時，卻一反常態，變得柔軟，說那些都是他極為私秘性的東西，像打毛線的人在編織自己的衣裳一樣。

迪倫當然不是大畫家Rembrandt，他的那些畫作只像是高中生在筆記上塗鴉罷了，但因為他的努力，即使沒有專業人士的洗鍊完美，瘦弱的線條依然有其獨特風格。迪倫畫的都是實景，比如旅館房間、街景，柴油卡車，一些他認為有趣的實物。他說他無法虛構東西，像他所寫的音樂，必須建立在現實生活上。

迪倫說不管是作曲或畫畫，都是他鬆弛自己的法寶，有如沈思打坐，使精神得以更新。很巧妙的事， Baez也愛素描與繪畫，曾為她自己的唱片設計封面，還在兩家她最為喜歡的餐館留下了畫作，掛在牆上展示。

1997年是迪倫另一個重要的轉捩點，一次大風雪中，他在明州的家中寫了些新歌，其中一首〈Highlands〉長達17分鐘。新出爐的《Time 0ut of Mind》成為迪倫十年來的第一張白金唱片，幾乎囊括了所有的葛拉美大獎，包括最佳當代民謠、最佳專輯、最佳搖滾歌手等。

這個曾以歌曲想要影響世界的搖滾歌手，在歲月衝擊下，沒有太大的野心了，只想寫出現實的生活，寫些個人的感情，很多歌都表現出怨懟、悲痛、厭倦的心境。他似乎是比較悲觀了，看見的世界是日暮西山，傷害處處，只能獨善其身，不想要兼善天下了。

那年迪倫已經56歲了，不再像年輕時期那樣充滿了衝勁與理想，但歌曲中仍繼續忠於自己，不想隱瞞人生的傷痕，不怕人家看到他的脆弱、挫折，或哀嘆生命的有限。「當你超過一些年歲後，會覺得人生苦短，還是說些真話吧！」「趁白晝努力工作，因為當黑夜死神來臨，便沒有人可以再工作了。」

這就是迪倫的歌能引起人共鳴之處吧！他從來不矯情，也不會因其想法哀傷而不寫。只是，當被問及歌中的傷痕，比如誰是讓他傷心的女人？他也能一副水過無痕的模樣，說他的歌雖然不是無中生有，終究也不過是某段時間的經歷罷了，他不會讓那低蕩的思緒盤據心中太久的，「否則就太自尋煩惱了！」

他希望聽眾不要把他描寫的情境當成永遠不變的心態，「當貓王在唱：『你不過是一條狗』時，你總不會太當真吧？每個人每一分鐘都在改變，唱片所捕捉的，只是某個時段的氣氛和感覺，一旦時間改變了，感覺也會改變的。聽過，感受過了，就算了。」

《Time》推出後，佳評如潮，當迪倫正要享受演唱事業另一高峰，展開歐洲的巡迴演唱時，因為吸入住家附近河流上方污染的空氣，心臟受到感染，大病了六個禮拜，還幾乎喪命。迪倫認為自己在鬼門關前轉了一圈乃純屬意外，並不太在意，但他的聽眾卻有了一番省思。迪倫的「敲打天堂門」讓許多歌迷頓時醒悟過來，警覺到生命的有限，因此更能欣賞他在《Time》中所想要表達的心聲，也體會出即使迪倫過去有時沈寂，像青龍沈睡，其實眼睛都是大睜的。

他們終於確認：不管迪倫的唱片是熱賣或冷清，他的歌都是好歌，訴說的都是最真實的感情，描繪的都是最真切的年代，投擲過來的都是最誠摯的問題。迪倫是曾多次改變其音樂方向而讓歌迷困惑過，但那也是老歌迷因他的不走「舊路」，「不能習慣」罷了。

那「不能習慣」正是迪倫在老歌迷之前演唱時的「難處」。他說人們總寄望他能一陳不變地演唱老歌，聽眾總帶著「過往的耳朵」來聽歌，問題是他錄製的歌曲分佈在他生命不同的時段，和不同的音樂家、拿著不同的樂器獻唱的，要他按照原來的方式演唱，難道要他拖著上百個元老一起上台嗎？

「人在變，時間在變，心境在變，歌曲又怎能一音不變呢？不同的人，不同的樂器，不同的心境，自有不同的詮釋。我的音樂有其生命、真理，能在不同的夜晚發出獨特的馨香。我不喜歡活在過去，只想活在現在。活在過去是種沈溺，是癮頭，在嗑藥，我可不想要當一位『Drug dealer』啊！」

因此，當他最近的聽眾群不再只是些嬰兒潮時代的禿頭老歌迷，而能加入學院派、穿染色T恤的年輕人後，他很是欣喜，說年輕人沒有老歌迷的包袱，可以打開心胸接受他「此時此地」所想要詮釋歌曲的意義。迪倫說，不管他是以原音唱老歌，或是將老歌新唱，他表現的全是當時最真實的感覺。「改變了，不代表不曾存在，曾經存在的，也不代表將會永遠存在，因為世上沒有不變之物，人的感情也一樣。」

迪倫在一場大病後，唱片更為熱賣，歐洲巡迴演唱場場轟動。這位曾是最嬉皮、拿著電吉他、大唱搖滾樂的政治反動份子，病好後，在教皇保羅二世欽點下，在義大利Bologna的「復活週」獻唱了三曲，年底，則在華府甘迺迪中心接受藝術界最高榮譽的禮崇。隔年，更在葛拉美獎上大出風頭，連連得獎。

1999年，他在奧地利高山上的演唱會，八千個人登高七千呎觀賞他的演出。他也與Paul Simon一起全國巡迴演唱，並參加Eric Clapton「十字路口」的慈善演唱會，造成轟動。

2000年，迪倫寶刀未老，為電影「Wonder Boys」所寫的主題曲〈Things Have Changed〉得到最佳原作曲東尼獎、奧斯卡獎。2001年，《Love and Theft》也告捷，去年另有一張選集問世。現在，電影製片家Martin Scorsese計畫為他製作導演一部電影，概括他演唱會的片段，錄音室裡的註腳，訪問精華，預計2005年推出。

演唱事業長達四、五十年，出過唱片四、五十張的迪倫，其生活與音樂也被製成CD：「Bob Dylan : Highway 61 Interactive」，但迪倫卻沒有任何想去看看或玩玩的興趣。說他當然知道現在是網路時代，甚麼電玩都有，但他不喜歡坐在螢幕前或看電視，因為那只會讓他覺得受到別人擺佈。他還說他不大聽現代的流行曲，連自己的歌也不聽的，因為他不想讓別人或自己的過往影響自己，只希望一路向前，一直向前。

         迪倫的成功全靠真本事。其貌不揚，又沒有好歌喉（他的聲音沙啞粗野，有時又帶有鼻音），之所以成功，全靠他所寫的好歌，以最詩意的詞句，直指人心。迪倫說他的歌必須與眾不同，別人可以靠歌聲或外型取勝，他不能。「但只要我把歌寫好，歌詞真確，自然能打動人心。」

迪倫確實不曾抄捷徑或嘩眾取寵，比如那獲得多項大獎的《Time》便全是「真才實料」。科技掛帥的今日，有時連音樂也可以特意包裝的，但迪倫不一樣。他故意選擇不把聲效太科技化。「好就好，不好就不好，不必動手腳的。」因此，他與其他的樂手，從電子琴、吉他手，到自己樂團的低音貝司，整張唱片，包括唱聲，都在音樂室現場演奏錄音。「我不想讓現代科技的雕琢，抹殺了原音。」事實證明，真金確實不怕火。

         可喜的是，迪倫傳奇性的音樂事業如今也後繼有人了，「虎父虎子」下，迪倫么兒Jakob的Wallflowers， 1992年剛出道時，第一張唱片只賣了兩萬五千張；連迪倫當時正值低潮發行的《Good As I Been to you》都贏過。

          五年後，父子倆都大翻身，迪倫的《Time》風靡全球，Wallflowers的第二張唱片《Bringing Down the Horse》上市不久便熱賣幾百萬張，單曲〈One Headlight〉更是電台熱客，有些人甚不說Jakob乃迪倫之子，改稱迪倫是Jakob之父，迪倫竟「父以子貴」起來了。Jakob不曾靠關係，總低調地處理與迪倫間父子的事實，更不曾強調迪倫盛名給予他的包袱，說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包袱，他不覺得自己的會比別人大。

迪倫一向重隱私，不常接受訪問，說話直接犀利。Jakob說話則被稱為像在打啞謎、說寓言，有時甚至不知所云，讓人懷疑他是如何寫出那些好歌的。Jakob的音樂自然也受到迪倫影響，但兩人的味道大不相同， Jakob精緻柔和，像要中和迪倫的鄉野與尖銳。

綜觀迪倫一生，他是搖滾樂時代最具有影響力的歌手，常是報章雜誌、書籍、影片、紀錄片的主題，被尊崇為「是披頭四、滾石合唱團在六十年代事業起飛成名主要的催化劑。」Bruce Springsteen就說過：「沒有迪倫，就沒有披頭四、海灘男孩等。」

迪倫根本不在乎他影響過誰，他只想要當自己。每次別人提到他六十年代革命性的影響，說他是流行音樂劃時代的人物，他都裝聾做傻，表示他最不喜歡被人當偶像或傳奇，說這種字眼代表的是沒人想要知道的「過氣人物」罷了。被訪問的他，常常像個未成名的歌手坐在沒沒無名的咖啡屋，只想跟人討論他現有的創作與音樂。

這或許是迪倫這麼多年來仍然受到歌迷愛戴的原因吧。在歌迷心目中，他仍是那位不被世俗腐化的藝術家，痛恨商業行為，不隨波逐流，忠於自己的感情，把名利看得很淡，只想以音樂表達感情、觀感，信念。

因此，即使是現在，這個擁有一雙美麗藍眼卻喜歡戴墨鏡，愛穿馬靴，一頭雞窩亂髮，來自北方明州卻會唱南方民歌藍調歌曲的猶太「搖滾王子」，仍在音樂界具有相當份量。教皇保羅二世欽點他在復活週獻唱的事實更證明了：迪倫的音樂不只在世上「有如滾石」不停，也在教皇的允許下，「敲打天堂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