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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07/14 01:12:36瀏覽3873｜回應5｜推薦64 | ||||||
從人性的觀點而言，要一個當事的女性揭露一段不能公開的私密情事，那是要有多大的勇氣啊！縱使是時隔一甲子的歲月，這仍是內心萬分糾葛的難題。 「烽火儷人」的內容，揭露我的偶像孫立人將軍的一段秘密戀情一事，我原是抱持著半信半疑的態度；回顧那個白色恐怖尚未興起，卻已特務橫行的肅殺時期，孫立人將軍及其部屬早被嚴密監視的年代，「秘密戀情如何能生、又如何能滴水不露」？ 直到閱讀「烽火儷人」後，發現書中描述的場景與週遭相關人物，竟是那麼鮮活地在我腦海裡呈現，長年蒐集孫立人與新一軍史料的我，不得不從懷疑轉而接受，甚至為之感動、歎息！ 以當年孫立人將軍的處境，只要有任何一個下屬肯「賣主求榮」，光是「婚外情」這個訊息就可以羅織多大的理由，把他打成不得翻身的境地；然而跟隨孫將軍打通中印公路、廣州受降；收復四平、長春，直撲松花江北岸‧‧，力戰馬尾、古寧頭，最後來到台灣鳳山練兵的幾百位生死弟兄，卻寧可忍受刑求、入獄、妻離子散的遭遇，也沒人露出一丁點口風，這又是何等的艱難啊！ 自古美人愛英雄、英雄難過美人關，章亞若之與蔣經國，最後還落得以命抵；而若孫、黃之事外洩，兩人又豈能得善終乎？想到這裡，不禁為當年的他們捏把冷汗。 黃氏姐妹之所以落得坐十年黑牢，起因竟是一個男生追女生，從南京追到台灣，八字還沒落下一撇，就天人永隔的故事，其關鍵人物就是「匪諜」李朋。 李朋，是何許人也，從老記者龔選舞的回憶錄裡，所找出的蛛絲馬跡裡是這麼記載的：「‧‧‧南京中央社外交記者，身材頎長，表現靈活，堪稱小生的人物，穿上一套貼身西裝，著實有幾分大使氣概。國府遷離大陸前被中央社資遣，憤而替塔斯社工作，還參加蘇聯國際間諜組織，去台後因身分暴露，竟遭殺身之禍。」(國共戰爭見聞錄‧龔選舞回憶-2，P26) 而《孫立人傳》的編著者沈克勤所蒐集的資料是：「李朋，中央社資深記者，美國時代周刊特派員。在南京工作時是黃玨眾多追慕者之一；1950 年初到台北總社工作，獲悉黃玨也來到台灣，並在屏東女青年大隊服務，就以採訪鳳山新軍訓練為名，持中央社社長蕭同茲的介紹函，去見孫立人將軍，要求參觀新軍訓練及女青年大隊。孫將軍派隨從秘書潘申慶陪同，不久，李朋即因匪諜案被捕，黃氏姐妹及潘秘書三人，受此牽連而失去自由達10年之久。」(孫立人傳-下 P494-P495) 能在國內外知名媒體擔任記者，顯見李朋絕非泛泛之輩，但他究竟是不是匪諜？根據那個時代的官方說法是「肯定」的。 在魏大銘寫的一本回憶錄《無形戰爭》中，對此曾有詳細的記載。魏是戴笠手下的紅人，是掌控電訊情報部門的頭頭，曾在抗戰期間出過不少力。1949年7月，國府撤到台灣後，魏大銘是國防部技術實驗室主任，是蔣經國麾下的“政治行動委員會”委員。他在書中寫道： 「1950年2月，他的部門從電訊監察上發現，台北廈門街133巷9號附近，有一電波很強的秘密電台。遂下令日夜埋伏監控，終於以電訊測向法鎖定二、三戶日式住宅為目標。他們以分區停電、查戶口、修理水電、防空演習等藉口入室查看，並無所獲。最後魏大銘親自出馬，重點搜查其中一戶。他們從天花板、牆壁、地板，一一搜查，竟沒看出半點疑竇，就在要走出大門時，魏大銘再回頭掃視，突然發覺小客廳中一小圓桌的柱腳特別粗大，與一般家具不成比例；當即下令打開，一套強力收發報機就此現形。」 而廈門街這處所正是汪聲和的家，原來，汪聲和直接受命蘇聯海參崴第三國際(魏大銘原文所指之「第三國際」經考證已於1943年解散，因此可能是其後繼的機構──共產黨情報局)。 1949年，汪聲和奉命先赴香港，會合裴俊，假民航局人員撤台之便，混進台灣，亦建立了秘密電台，直接向海參崴和赤塔通報，甚至與中共都沒有聯系。那時，第三國際類似全世界共產黨的總指揮部，各方情報匯集，直接供給莫斯科中心。斯大林對美國在遠東的軍事力量疑懼極深，深恐與美國直接衝突，引起大戰，所以任何有關台灣的情報都極有價值。這一電台被破獲，頓時切斷了第三國際與台灣惟一的情報來源。 另外從網路上搜尋到，由沈懷玉撰寫的《蘇聯間諜案》(《台灣歷史辭典》“蘇聯間諜案”﹔台灣《安全局機密文件歷年辦理匪案匯編》第二集，1991年)一文中這樣寫道： 「蘇聯間諜案汪聲和，北平人，齊魯大學畢業，原擔任航空公司無線電報務員，受蘇聯國家政治保安部(GPU)吸收，1949年2月與其妻裴俊(28歲，四川人)來台，聯絡李朋(32歲，天津人，西南聯大歷史系畢業，美軍翻譯，紐約時報記者，來台後任省政府新聞處秘書)。 1949年5月情治單位偵知汪聲和與蘇聯通訊，1950年3月在台北市廈門街逮捕汪聲和夫婦後，「循供」(此引號為筆者所加)逮捕李朋，因此案牽連者有黃玨、黃正姊妹等共16人。 1950年8月12日判決，汪聲和及妻裴俊、李朋及妻廖鳳娥等4人判處死刑﹔潘申慶、廖干元、李光國、黃玨、黃正等5人判刑10年‧‧。 9月6日，4人在馬場町被公開槍決。台灣當天的《中央日報》同時刊登了這則新聞。」 看似「罪證確鑿」的案子，偶然間也是從網路上看到有一韓承澤者並不服氣，以一首名為「偽證」的七言絕句來悼念李朋 折獄明刑貴得均。 胡為奸宄妄前陳。 李朋孰識真君子。 牛黨誰知偽小人。 戰塞勳勞虧大將。 朝廷賞罰誤權臣。 可憐證據多虛假。 埋沒英雄志莫伸。 五十年後的公元2000年，台灣首度發生政黨輪替，政治犯翻案成功的機會大增，李朋的兒子也隔海喊冤；民進黨不分區立委謝聰敏說：「我在立法院曾經接到李朋的兒子從北京來函，請求洗雪父親冤獄。我的國安法第九條修正案沒有通過，戒嚴時期案件不准上訴，我無能為力。」 若將上述資料加以比對分析研判，在下之淺見是李朋之所以遭禍其來有自，近因是認識了不該認識的人──汪聲和，遠因是得罪了不該得罪的軍政大員──李宗仁。 回頭看那首七言絕句之第五句「戰塞勳勞虧大將」！用來對照龔選舞口述「匪諜吳石、陳寶倉伏法目擊記 」的一段親歷，可說是既鮮活又警世！龔選舞說： 「我記得，從張家口回來，路過北平，禮貌上去拜訪北平行轅主任（代表蔣先生管整個北方）李宗仁，當時李宗仁的聲勢僅次於蔣，是全中國的第二號人物。 李宗仁說他眼睛生病，不能見我們，和我在傅作義那裡同坐上席的中央社記者李朋脾氣壞透了，李朋說，哼！擺什麼架子！我們走！李朋帶我們十幾個記者就走。 我當時就覺得此舉絕對不對，李宗仁没有義務見記者，我們記者只是禮貌性拜訪，當時記者氣燄太盛，我心裡大不以爲然，但是我是小記者，大家都說要走，我不能不走。 後來，李宗仁的參謀長和秘書長準備請我們吃飯，要解释一下，李朋當著送請帖來的人面，撕掉請柬。 中央社從大陸撤退來台時，把李朋裁撤掉了，他就去當俄國塔斯社的記者，跟著塔斯社到台灣。大家以爲他真做記者，結果是爲俄國做間諜，在蔣總統復行視事頭一天被抓，槍斃掉了。 李朋是第一個在台灣以「國際間諜」罪名被槍斃的人。李朋的事，我有一個感慨：記者個人只是在記者這個地位上才神氣，只是狐假虎威罷了。」 在當年那種防共、恐共的極端氛圍下，「株連」是尋常事，如果李朋是真匪諜，為何當年中央社社長蕭同茲會沒事？反倒是因為配合中央社函文，而安排接待採訪事宜的人員，硬被無端牽扯？光是這點就頗為耐人尋味了！也因此世上所有不合理的事，肯定有它合理之處，那就是孤立孫立人，讓人不敢幫孫立人做事，否則有遭禍之慮，進而達到整肅的目的！ 孫立人將軍特殊的人格特質 從緬甸瘴、虐橫行，攝氏近40度的溼熱叢林，到中國東北攝氏零下30-40度乾冷的雪地，期間最高溫差高達攝氏80度，孫立人與其袍澤能在這種惡劣環境中持續作戰，並獲得全勝戰績，若無紮實的訓練與官兵間建立生死與共的「三信心」，肯定是無法達成的。 始終把士兵當成自己的子弟與骨肉，應是孫立人將軍深得部屬尊崇的原因。 1948年間，在臺灣擔任陸軍訓練司令兼防衛司令的孫立人將軍，看到部隊中收容不少與大陸親人失散的逃難幼童隨軍行動，並充當雜役和勤務兵等工作，擔心他們因得不到正常的照顧與教育，日子一久難免就此成為軍中的「行伍」，耽誤了寶貴的一生！ 孫將軍本於愛心，幾經思考後下令將部隊中15歲以下的孩童，一律調到鳳山，成立幼年兵連，予以集中照顧、管教；他並常在督訊部隊訓練空檔，到幼年兵連關心這些娃娃兵的生活，也陪著他們與他從緬甸率新一軍戰勝日軍的戰利品──大象林旺一起耍。
1949年大陸陷共，撤退來台的部隊帶來更多無依無靠的幼童，遂擴充為「幼年兵營」；其後更因人數增加到1300人以上，鳳山營房無法容納，便在翌年3月18日遷到台南三分子，正式成立「幼年兵教導總隊 」。從此這些從大陸來台的戰爭孤兒，才勉強有了一個安定的家。 住在軍營的幼年兵待遇同士兵一樣，主食費每月就 18元，亦即每天約台幣 6 角，早餐也只能喝稀飯，孫立人將軍覺得發育期的孩童需要營養，便交代軍需部門每人每月添發奶粉一罐，加在稀飯裡以補充營養。 除了體能、軍事訓練外，並由高中以上學歷的隊職官，照著小學的課本教授學科；至於初中的理化課程，則借用成功大學的前身——台南工學院的實驗室與儀器來實施教學。 為了讓課業表現突出幼年兵，有更好的學習發展，孫將軍更挑選了揭鈞等五位無依無靠的幼年兵，將之收為義子進一步培養他們讀書報國。 現為加拿大滑鐵盧大學榮譽教授的揭鈞，在寫給我的信中提到： 「孫立人將軍，愛護小兵，才會收容五個幼年兵，作為義子，因而我這個幼年兵，有機會和他共同過一段家庭生活。期間，有一天我問他，為什麼那麼愛護小兵，他說：『他們準備把人生最寶貴的東西，送給國家‧‧，我必須代表國家，照顧他們。』 我不明白他所說的最寶貴的東西，是指什麼，請他解釋，他說：『生命啊，還有什麼比生命更為寶貴的東西啊？』 另一方面說來，他也愛護幹部，他一貫希望人盡其才，所以無論官兵，對他懷念得很，他過世二十年了，我無時無刻都在懷念他。」──揭鈞 除了義子的追懷外，在民國 80 年底奪得金馬獎影帝榮銜的郎雄，他的回憶更是明證，郎雄說：「他(孫)在部隊的時候我們真的是很民主，平常講服從，但是開大會的時候，一般的士兵要是覺得上面的軍官做得不對，都可以提出來。」 「曾經就有一個兵出來檢舉連長，說他利用職位佔了 12 個缺，孫將軍聽了很生氣說要調查，並且警告連長不可以把這個兵活埋了，他會隨時來檢查，因為當時軍隊很黑暗，死人根本不奇怪。但是孫將軍不同，兩個星期後為了安全起見，孫將軍就把那個兵調去陸軍總部了。」 說到這兒郎雄很感慨地說：「我看現在的軍隊，都還沒有我們那時候民主。」也因為孫將軍對待士兵如親兄弟，大家肝膽相照，所以士兵都願意為他效命、為他犧牲，「我覺得他就像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二個岳飛！」 郎雄的這段話刊載於中國時報民國 85 年 6 月 1 日的「娛樂周報」，在蕭菊貞的這篇專訪中，還描述郎雄回憶往事時仍有一些顧忌，「也數度把錄音機關掉，怕會說錯話留下記錄。」 其實郎雄的顧慮並非多心，因為三年多前的民國 81 年11月16日，「孫立人事件」的關鍵人物郭廷亮在復興號列車駛離中壢火車站滑行約卅公尺時，卻不知何故「掉落」在車站月台，送醫急救後不治死亡；由此可見孫將軍舊屬內心的陰影與所承受的壓力有多大了。 其實，孫立人愛護士兵、照顧下屬的作為，從來就是發自內心的；遠在民國18年(1929)，他擔任憲警教導總隊大隊長時，就曾為學員生交涉討回被軍需主任所剋扣的薪餉，結果竟然遭到撤職！ 翌年，在財政部稅警團任職時，除了足額發餉外，為了補充基層士兵的營養，特別規定所有軍官從上而下，每個月依比例再攤派費用，讓士兵們能吃得更好。 此外，縱使是友軍單位，他也依然大方伸出援手；例如他率部到達印度兩個多月後，得知向蔣委員長告他好幾狀的長官杜聿明，率第五軍困在野人山區已病、餓死八千人，卻仍未回到國境後，立刻派兵，連同軍醫，背負糧食、藥品、擔架兼程營救、接應；為了怕友軍餓久了腸胃不能適應，還特別交代先煮稀飯給他們吃，結果有人不領情，還罵他「差別待遇，只給吃稀飯」，他也不以為忤。由此可見他的心胸與風範！ 《續下篇：讀《烽火儷人》懷想孫立人將軍的袍澤情《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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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時事評論｜國防軍事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