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波得了諾貝爾和平獎後，上網讀了幾篇他的文章。老實說，對於他領頭起草並因之獲罪的《08憲章》內容，與大多數人看法一樣，感到不過是一份理想主義者的宣言，象徵性高於實際。他之所以在09年被中共判刑11年，或許不是因這份宣言，而是他長年衝撞，最後卯足勁挑釁的時機吧？2008年他的動作過大，令苦心積慮企圖藉奧運提升形象的中國領導人，下了此重手。有人用「殺雞儆猴」來形容，因為參與起草的其他三百多人到目前為止，並未被連坐揪出秋後算賬。如果沒有諾貝爾獎的「加持」，相信中共應會如同當初對待魏京生一樣，會提前假釋劉曉波，或將此懷抱西方殖民主義價值的異議人士流放到他心儀的國度。如今中國為了顯示維持體制，反對西方諾貝爾干擾內政的決心，短期內似是不可能釋放劉曉波了。

據聞魏京生對劉曉波的得獎深不以為然，論「資歷」，早年即提出《第五個現代化》類似《08憲章》的魏京生和其他受更多罪的六四民運人士，應該更適合領這個獎。然而，西方顯然對流亡海外的「自由」異議人士或仍在服刑的其他政治犯不感興趣，選擇仍陷囹圄的劉曉波，是因他夠有名，最重要的是，世人對他在奧運那年的英雄行徑仍尚存記憶。

一名學者，二十多年來，四度進出監獄，自有某種程度引人入勝的戲劇性。諾貝爾頒了和平獎給劉曉波，藉之彰顯西方伸出「聲援之手」的姿態，或可視為企圖彌補去年騰笑國際，為尚未有實質貢獻的美國總統歐巴馬預先加冕之舉。挪威頒了此獎給中國異議人士，除了「打了中國一巴掌」為正處於景氣蕭條的國家出了口惡氣外，同時塑造了一名符合斯堪地內維亞(Scandinavia)民族英雄形象的劉曉波，也可重振國際視聽，宣誓北歐諾貝爾的權威性。

可能是在第七世紀集合而成的咏史詩篇《貝奧武夫》(Beowulf)，咸認是歐洲最早的方言史詩，也是英國文學最古老的作品，全詩長達三千多行。此史詩背景約為六世紀，敘述了斯堪地內維亞某國王之姪貝奧武夫受邀到丹麥斬魔除妖的故事。貝奧武夫先是殺了怪魔格蘭戴爾(Grendel),隨後大戰前來復仇的Grendel之母，一個法力更強大的水妖。貝奧武夫力克惡魔後，返其國內，成了備受愛戴的國王。然而，數十年後，垂垂老矣的貝奧武夫，卻被迫再度挺身而出，舉劍對抗兇猛的火龍，在年輕的勇士威格拉夫(Wiglaf)的協助下，火龍被屠，而他本人也因在搏鬥中受傷，中毒不治。寫這首貝奧武夫的詩人，據稱是位基督教教士，然而他卻保留了之前不列顛的多神信仰，未穿插當時的基督教觀點，得以生動塑造了條頓民族所珍視的異教英雄原型---忠於自己諾言，勇敢實現自我，至死方休的強人。

貝奧武夫式的英雄主義或可視為西方基督教王國下的原始信仰，在神權的制約下，仍頌讚桀驁不馴的叛逆挑戰精神。就是這股捨我其誰，勇於自我挑戰的熱情，不停前進尋找對手，製造敵人，斬魔除妖的動力，讓西方文明不滿物質現況，不斷擴張。然而，讀了貝奧武夫，令人感到不安的一點，是看到了英雄表面上的義無反顧，其實真正的動機，常是非單純地只為了正義，而是為了向別人證明自己。以自己過去的歷史來維持現有的聲名是遠遠不夠的，他也必須參與未來，三度屠龍，直到最後犧牲。英雄曾經誇下的海口，成了金箍咒，曾有的榮譽成了日後置自己於死地的伏筆。這令貝奧武夫式的英雄主義，染上了可預期的陰鬱悲劇色彩，英雄逃不出自掘的宿命末路陷阱。而他所欲證明的對象，無論是友是敵，於是乎也順理成章地利用英雄的這個大弱點，執行了其或明或暗的目的。

劉曉波為中國自由民主的抗爭精神，尤其四度入獄，的確帶有幾分令人崇仰的英雄氣息。然而觀其言行，離三度屠魔的真英雄貝奧武夫似仍有大段距離。

劉曉波的行動實踐似是主要在成就其個人對西方貝奧武夫式英雄主義的嚮往，而非真為了謀求提升全體族人的未來共同命運。他意欲促及的成就主要是向他人證明自我，換言之，他高估了自身的能量，以致其所為缺乏憾動人心的本真。他缺乏了貝爾武夫的實才，也不見內在的沛然自信魅力---那股真正的英雄氣概。他選擇成為異議人士，藉國際，尤其是西方的同情與支持，屢屢跳出挑釁當局，讓人感覺了某種程度的「表演性」，以致其「獅子吼」的說服力道不足。

劉曉波舊友，現為蘋果日報社長的杜念中，日前撰文透露了些他的人格特質：
『認識曉波的人都知道他滿懷個人英雄主義的浪漫情懷，但他決不是個革命家。從北師大拿到文學博士後，曉波就到處寫文章，批評當時已負盛名的李澤厚、劉再復。他有自己的美學思想，但在嚴格檢視下，他的想法充其量是七拼八湊，並無驚人之論，但曉波卻想以此打垮老一代的理論家。在當時中國，曉波的做法也的確是苦悶年輕人揚名立萬的捷徑。不過有一次在紐約，曉波和老一輩知識份子相遇、同台演說，大家都感到無比尷尬。但會後曉波對他的敵人也變得有點心軟了。當年的曉波不滿意共產黨，但他更不滿意共產黨統治下的既得利益知識份子。他批評過很多人，也批評共產黨，但記憶中，他從沒準備推翻共產黨。』杜先生為劉曉波自美國返回參與六四學運，下了如此註解：「…(劉曉波不通外語）….因為他知道離開中國，他就會失去舞台」。

這位中國培養出的知識份子，似乎抱持了對中華文化愛恨兩極無法妥協的矛盾情感。1988年被香港記者問道：「那甚麼條件下，中國才有可能實現一個真正的歷史變革呢？」劉曉波回答：「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變成今天這樣，中國那麼大，當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會變成今天香港這樣，三百年夠不夠，我還有懷疑。」他在2006年表示，這句話是其西化信念的極端表達。無怪乎，他擁抱的西方價值，令他支持了美國攻打伊拉克。維基百科說「劉曉波認為由於伊斯蘭的恐怖主義與九一一襲擊事件，小布希發動的伊拉克戰爭是應該的，他認為此次戰爭是中東的反恐行動與自由民主的推動」。如果以上言論屬實，那麼挪威諾貝爾委員會頒和平獎給劉曉波的理由「在中國為基本人權持續非暴力的奮鬥」，是否就成了反諷？這位民權人士所欲鼓吹的是何種因地制宜的「普世價值」？

讀了他2006年重寫的一篇文章「在刀鋒上行走—獄中讀《布拉格精神》」後， 應可更進一步了解劉曉波的理想主義的性質：

『（布拉格精神作者）克里瑪告訴我，極權制度的崩潰帶給反抗者的，不一定全是自由的福音，還有突然自由了的失重和無所適從。生活在極權制度壓抑下的反抗者，儘管他的聲音封殺，他的身體被囚禁，但他的靈魂從未空白過，他的筆從未失語過，他的生活從未失去方向。壓抑是恐怖，也是反抗的動力，正義的光環給壓抑下的生命賦予內在的充實，不僅可以給反抗者帶來自我成就感，而且也能為反抗者帶來道義聲譽。而如果反抗者對獨裁制度的坍塌不作好充分的心裡準備，那麼，一旦這種外在的壓抑消失了，代之以自由寬容的氣氛，面對失去明確反抗對象的眾聲喧嘩，也面對自由人追求享樂的新時尚，曾經在極權制度下目標明確的反抗，很可能變成昆德拉所言的“不能承受之輕”，那種找不到反抗的支撐點的無所適從，很可能將帶來大腦一片空白，以前的所有儲備似乎在瞬間統統失效，處於一種迷茫的或找不到北的失語狀態。蘇東劇變後的東歐異見人士已經如此了，將來的中國異見人士肯定更為淒惶。 』

近三十年來，中國經歷了令人瞠目的大轉變，一躍成為世上屬一屬二的經濟強國，隨著民生的改善，民主亦逐漸進步。凡進出中國旅遊者，只要不故意重踩仍未開放的特定「誤區」，都可感覺到了與日俱增的自由風氣。這麼短的時間就有如此長足的進步，再過十年，穩定中求發展的中國，又會展現何種面貌？魏京生，王丹…….之類曾為理念蹲過苦牢的異議份子，在看到中國快速崛起，且正在實現其當初所抗爭捍衛的理念時，想必百感交集。因為「找不到反抗的支撐點的無所適從」已正在發生，「異見」的基礎已逐漸不存在了。異議人士耗費畢生珍貴的青春歲月，在流光中，一點一滴地消融；苦旱後，淋了滿身大雨的人們，對初降的那幾滴甘霖，悸動不再。

曾經灑下熱血的異議人士，失去了歷史舞台後，如果不能調整心態，重新找到貢獻其所熱愛的祖國新方式，就註定要失落，甚至心態不平衡了。曾經的貝奧武夫，在找不到明確的目標後，很可能會淪為西方另類的英雄--唐吉珂德。

拜倫(Byron)曾寫道：「塞萬提斯(Cervantes)對西班牙騎士精神付諸一笑。」十七世紀的塞萬提斯筆下的那位不切實際到有妄想症的唐吉珂德，深受中古世紀的騎士小說之毒，活在虛幻的過去，扭曲了騎士法則與精神來套用現實，的確愚蠢得令人發笑。唐吉珂德腦袋裡多是不合時宜的奇思異想：他大戰的巨人其實是座風車，他把羊群看成了軍隊，把每間小客棧當作城堡，待廚房裡的女僕如貴婦，視娼妓為處女……。

看著唐吉珂德一次次的幻象破滅，在現實中摔得鼻青臉腫，對這個挺在瘦骨嶙峋馬背上的老騎士，我們逐漸收起了輕忽的笑，一股悲哀漫上，竟對這分不清理想與現實的傻子產生了敬意。他的世界充滿了理想的騎士精神，他的意志有時堅定到可以將幻象，以其反覆加強的語言和行動，說服了視覺正常的隨從桑丘(Sancho)也相信他所看到的羊群，其實才是真的軍隊。唐吉珂德式的堅持與毅力，至此開始散發出動人的奇異光芒，照見了現實裡人性的不足。這個瘋子擁有大多數人在現實中所缺乏的正義感，俠義之心，他的幻想世界高尚純潔，遠遠超過現實的不堪。

塞萬提斯在56歲時投注心力寫的這本書，或可視為他逃避現實的方式。回首前塵，一事無成，終生與貧窮抗爭的他，對命運之神的無情，於是抱以冷笑。拜倫所說的那一笑，除了自嘲，除了他諷，更深的意義在於，這是種面對無稽生命的有效方式，尤其是當騎士精神--理想主義面臨挑戰與幻滅後。然而，活在幻象中的唐吉珂德終究必須醒來，看清他所處的週圍，已物換星移，不再是遊俠英雄的舊社會。他懊悔之日亦是臨終之時，對曾有過的瘋狂堅持，全然否定。是否因清醒的代價是悔恨，而令許多人選擇堅持執迷？繼續屠龍？

諾貝爾和平獎有意無意地扮演了桑丘的角色，對劉曉波這位仍執意活在忽視現實的理想主義者，應視為一個警訊。現實裡的讀者，遠比那個因被唐吉珂德許以「厚爵」而鬼迷心竅，死心踏地追隨他的貪心桑丘，看得清楚多了。為了某種未來利益，毫無前瞻性的桑丘雖看見了風車，但他卻未能讓唐吉珂德同樣看見與理解風車的功能，那是農場磨坊的動力來源，人們因為有了糧食，才能更進一步追求精致的生活與更高等的人文理想，才能有餘裕發展騎士精神。桑丘枉顧風車在真實裡的形象功能，任狂熱的幻想家唐吉珂德重塑轉換。

二十多年來，如劉曉波的異議人士要對抗的是一個已在隨時代推移修正的新體制。他欲模仿捷克革命家精神，所解救的人民，也早已是個模糊的舊日集體名詞。他深受感動的卡夫卡精神，除了進一步將現實以語言文字「變形」外，對改善現況無實質幫助。他也發覺了他越來越失去抗爭的著力點，他所擁抱的極端西化主義，千瘡百孔，敗象已現，這是他真正所不能承受的輕。但在前述文章裡他仍是寫下了如下的「觀察」：

『中國文化從來都是極端世俗化的，沒有為知識人提供過獨立於官方意識形態的價值支撐，信仰的空白必然導致靈魂的膚淺，到處都是人格化的神，孔廟、道觀、佛寺裡供奉著數不清的偶像，帝王大禹是神，智者諸葛亮是神，武夫張飛是神，貞女烈婦也是神。流傳至今的儒、道和佛三大宗教，也被世俗的功利欲求所滲透。西方人進教堂，手中一本《聖經》，足矣！他們求得是自我懺悔和上帝啟示；中國人進廟宇求神拜佛，為的都是極為具體的功利目標（如，求神保佑好收成、多子多孫、發財致富等等），所以大都要帶上供品，實質上是在賄賂或收買神靈。 』

他只願看到他所想要看見的。所以他看不見中華文化對忠孝節義的美好傳承，以各種型式深入人民生活，適才適性地教化著資質不同的各類人，那是種強健生命力，活潑多樣人文的表現。或許在參觀過歐美的堂皇肅穆的大教堂後，感動了他，令他認為，凡在此做禮拜，手拿聖經的西方人，都是天使了吧？敬天有各種形式，帶上供品的中國人就不如奉獻現金，買贖罪券的基督徒了？

這種單一視點，令其思想無法深刻。其欲改造的新中國，必然是將西方表象模式，強行套用在一個古老的文明生命體上，這只會戕害阻斷民族的生機。中國需要民主化，須找到一個適合自己文化，社會進程的體制。卡夫卡式的變形，是將一個文明完全異質化的改造。這比唐吉珂德分不清事實的幻想還要危險，因為一但變異，就無法還原了。在劉曉波眼中一無是處的邪惡中國巨人，在現實裡是一座仍在有效運行的風車，它有許多弱點，看到問題的人們正在努力重修改進，使其結構更強健，而非一味攻擊，只為成就個人的遊俠夢。

劉曉波在獄中藉閱讀《布拉格精神》之類的書，反覆加強自己的「革命信念」，他又寫道;

『如果獨裁的大廈頃刻坍塌，叛逆性的知識分子頭上不再有道義光環，中國還會有所謂的良知知識分子嗎？舞台突然消失，那束明亮的追光失去了方向和目標，演員失去了角色，台詞失去了意義，所有反抗都被消解為沒有對象的虛無。 後極權體制對靈魂的腐蝕遠甚於對肉體的摧殘，道德敗血症的流行是後極權時代的鮮明特徵….』

他想必已看出了「極權」這二字，已逐漸不管用了，成不了「異議」的著力點，於是捍衛知識份子頭上那「道德」的光芒，成為他自許的目標，如此才能再繼續保有「舞台」。他傳神地形容毛澤東極權對中國人的荼毒：『歐陽鋒以密藏劇毒而聞名，那毒藥“黑如漆，濃如墨”，只一滴入大海，成千上萬頭鯊魚頓時斃命』。然而，滿懷熱情的他看見了『國人普遍地屈從於利益收買而出賣尊嚴，活在口是心非、惟利是圖、不擇手段的厚黑之中』，卻無力溯源真正造成今日世界道德敗血症流行的原兇，他對西方文明鼓吹資本主義的貪婪，隻字未提。無能反思何者才是真正無遠弗屆，無國界阻攔的濃缩劇毒，要命的是，那劇毒卻常假宗教人道的糖衣。

文章的最後他寫道：『克里瑪說：在極權暴力的威逼或世俗利益的誘惑之下，“寫作是一個人可能仍然成為個人的最後場所。許多有創造性的人實際上僅僅因為這個原因成為作家。” 這就是卡夫卡式的寫作。無論如何，我都不能放棄獨立寫作，哪怕只為了給自己看。假如有一天我們無法以寫作維持起碼的生計，我就去找份體力活干，以一種最原始也最簡樸的方式養活自己。』

得到西方諾貝爾獎的他，今後可以不用再為出獄後的生計發愁了。西方的這個獎，或可視為是對其擁抱西方英雄價值觀，動盪半生的彌補與鼓勵，這使他表面煥發了貝奧武夫式的光彩，因而免去了回首一生，可能的唐吉珂德式懊惱。然而，讓有識之士為劉曉波憂慮的是，他念茲在茲的「舞台」因此獎被放大後，未來將會呈現何種表演？以其極端西化的思維推之，實不難想像那可能會是更直接牽涉到對西方物質的堅貞憧憬與追求了。

諾貝爾和平獎聚焦於他，那些犧牲更大的思潮前導人物，至今仍默默獨嚐苦澀滋味的英雄們，面對命運之神，能做的也只有報以塞萬提斯的冷笑了。

(10/16/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