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歷史看來，台灣是個多文化、多族群的地方，但大部分是外來移民，只有原住民是世世代代長期住在台灣的族群，在古代被稱作「蕃(番)」、「傀儡」，後來又稱為「山胞」，晚近始正名為「原住民」。道光15年（1835）噶瑪蘭廳通判柯培元作〈生番歌〉：「風籐纏掛傀儡山，山前山後陰且寒。怪石叢箐巨龜臥，橫根老幹修蛇盤。呦鹿成群覓仙草，捷猿結伴尋甘泉。蕉葉為廬竹為壁，松皮作瓦棕作椽。中有毛人聚赤族，喧作鳥語攀雲端。黔面文身喜跳舞，唐人頭顱漢人奸。或言嬴秦遣徐福，或言零丁洋販船。或言雲南梁王後，或言日本荷蘭傳。不識不知竟太古，以似以續為葛天。薙髮輸餉歸王化，女則學織男耕田。人生大欲先飲食，此輩喜見漢衣冠。我朝輿圖軼千古，梯山杭海暨極邊。天之所生地所載，幾希禽獸誠可嘆。吁嗟乎。此亦窮黎無告者，聖人仁政懷與安。」(《全臺詩》第肆冊)習慣在高山地區生活的原住民與外來移民文化差異頗大，不論食衣住行育樂都不太一樣。《孟子‧離婁下》：「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原住民生活在自然環境中，與天然的動植物打成一片，利用在地的素材來遮風擋雨，紋面刺青，嚼檳榔，獵人頭，雖然有些文化不必加以美化，其實都是很自然的行為。自認為是文明國度的人們，也有類似不值得提倡，比如吸毒、虐囚的惡行，經常發生。在清代某些漢族眼中，原住民的文化似乎比較差，是可悲的，是可憐的；這是很大的誤解，完全不正確的。其實不難想像，或許當時的原住民也曾經對漢人有誤解，不能認同漢文化，只是未見諸紀載而已。

    日治時期彰化文人周紹祖（1859-？）〈討蕃〉：「野性難馴語未諳，興師討伐險途探。」、「語多怪異髮鬖鬖，征伐頻年虎穴探。」(《全臺詩》第拾參冊)由此可以看出文化的差異和語言的不通，是原住民與外來的非原住民(包括漢人、日本人等)造成衝突的主要因素。在現代全球化的國際社會，語言不通所造成的衝突仍然時有所聞。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雇員館森鴻（1862-1942）〈吊達邦通事吳其玉〉：「達邦番勢大披猖，馴服無策誰不傷。榛榛狉狉成窠窟，渾渾噩噩等洪荒。殺人如麻馘其首，手把髑髏舞蹌蹌。是非未可人理論，縱橫搏噬猛於狼。偉哉吳君懷悲憤，踐約直以身命償。莫道職微力復小，滿腔義俠勝激昂。不憚頸血濺蕃草，一掃雲霧開封疆。生為義士死為厲，頑獷革化恩威長。勳譽斯揚光日月，靈爽惟顯騰風霜。殺身成仁君不愧，廟食勿替山蒼蒼。」(載於《臺灣日日新報》，明治45年（1912）3月2日，3版。) 故事中的吳鳳放棄他原本擅長的語言能力，選擇成仁取義的行為表現。吳鳳的故事經過渲染，雖然已經家喻戶曉晚近曾引起一些質疑，恐怕與事實有出入。刻意表彰吳鳳的事蹟，固然不必；但從吳鳳的故事中，我們可以想像到人與人之間具體的道德行為，所能達成的溝通目的，頗能超越語言的隔閡。亦即，族群之間的坦誠相待，勝於千言萬語；誠懇待人不論到哪裡都行得通，這只是一種常識。當然吳鳳的故事是為凸顯這個意義的極端，未必符合常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