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諸良心、以史為鑑的克魯曼教授(Paul Robin Krugman) 

克魯曼教授(Paul Robin Krugman)簡介：

保羅·羅賓·克魯曼(Paul Robin Krugman，民國42年2月28日～)，美國經濟學家及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普林斯頓大學經濟系教授，是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派(Neo-Keynesian Economics)代表，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1953年出生美國紐約，約翰·F·甘迺迪高中畢業。1974年就讀耶魯大學，1977年在麻省理工學院取得博士學位，受到經濟學家諾德豪斯(William D.Nordhaus)的注意。畢業後先後於耶魯大學、麻省理工及史丹福大學任教。2000年起，成為普林斯頓大學經濟系教授。

克魯曼教授(Paul Robin Krugman)說如果童年生活多彩多姿，他可能不會有今天，因為他只有在書中尋找樂趣，當時同學笑他是書呆子，還有一次好像是被同學欺負，回家還在流鼻血。在中學時迷上科幻小說，其中伊薩愛西莫夫(Issac Asimov)(他是波士頓大學化學教授，著有科幻小說數百本，曾寫過人類的未來一長文，20年前經濟日報曾登載，他對人類未來前景是樂觀的)所著基地三部曲(The Foundation Trilogy)，靠一位心理歷史學家精確的預測，因而解救人類的文明，克魯曼教授(Paul Robin Krugman)說他想當這個人，但至今學校沒有這種學系，但經濟學是最接近的，所以進入耶魯大學經濟系。

克魯曼教授(Paul Robin Krugman)說最愛看的書是歷史故事，因此在耶魯他經濟學分只修滿最低標準，其他多在上歷史課，但他說歷史只告訴你發生「什麼」，經濟學才能告訴你「為什麼」。研究所他念麻省理工學院（MIT），他說一輩子最受用的是該校出名的經濟分析方法，以簡單的模型描述現實問題，結合真實世界的數據與一點數學推理，這方法使他常能透視複雜的問題，直指問題的核心。

克魯曼教授(Paul Robin Krugman)於1982-83年間，曾任職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成員。1988年，出版了《期望減少的年代(The Age of Diminished Expectations)》一書。研究領域包括國際貿易、國際金融、貨幣危機與匯率變化理論。1991年，獲得克拉克獎章。1996年出版的《流行國際主義(Pop Internationalism)》準確預測亞洲金融危機而聲名大噪，是著名的經濟預言家。他支持奧巴馬競選美國總統，在他當選後發表文章，表達對非裔首次當選美國總統的激動和自豪。更重要的是，他敦促奧巴馬切勿聽信要他延緩政策變化的建議，分析了堅持選戰中提出的激進改革議程的可能性和必須性。

克魯曼教授(Paul Robin Krugman)演講：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曼應經濟日報、台灣金控與中華經濟研究院邀請，民國98年7月14日在台北國際會議中心發表「全球經濟展望兼論貿易保護主義」專題演講。全文如下。

當前的經濟危機是乖違公義的立法，導致金融體系內部失衡。

我們當前的危機是史無前例的，是很嚴峻的，是自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危機。現在危機的規模與1979年至1982年第二次危機規模差不多，但這次危機是全球性的，1979與1982年不是全球性，所以這次危機影響到全世界，可以說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嚴重一次，全世界的產值今年還會再跌，這次危機擴展的速度非常快，世界貿易從最高峰一下子跌了20%，這是自1930年以後從未發生過狀況。但這一次我認為不會跟大蕭條完全一樣，而且我們從過去75年的錯誤中學習很多，這次危機不會像大蕭條這麼嚴重。

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第三嚴重的經濟蕭條，1973年至1975年是第一次，1979年至1982年是第二次，這次程度比前兩次都嚴重，而且原因不可原諒。前兩次的世界主要經濟危機是因為外部衝擊，主要是因為原油供給，1973年發生中東戰爭，1979年伊朗政治局勢不穩定，兩次都是外部衝擊造成油價飆漲，當然這一次危機主要原因是來自內部失衡。

房市黑洞深不見底！

降息藥方 吃出抗藥性

事實上，這次危機是我們自己的過錯，我們金融體系不夠健全，全世界金融體系都出了問題，這不是外部原因，而且這次危機也告訴我們解決方案更難。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兩次危機，原因是嚴重的通貨膨脹，油價高漲，造成物價高漲，各國中央銀行開始升息對抗通膨，等到通膨受到控制，過剩的產能就會開始出現，央行開始進行反向操作，降息讓經濟恢復正常，這是過去做法。

但這次危機發生，是美國過度操作槓桿、過度消費，還有房價過高，出現房地產的泡沫，而且是全球性的房產泡沫，泡沫破滅後，我們的利率水準只是正常水準，這種情形下要以降息刺激景氣是沒有用。

1982年美國嚴重蕭條，利率太高達15%，房價暴跌，降息之後大家開始貸款，房市回來，復甦非常快，雷根政府在1989年的競選口號「早安美國」，就是代表經濟又回來。

這次復甦不能靠降息，因為這次房市的問題太嚴重。再降息也沒有辦法刺激房市，因為房子蓋太多，完全超出基本面，所以經濟政策不能再像以前一樣了，這次復甦會比較長久比較費時。從很實際的角度來看，有很多證據來看，做比較研究，金融危機造成的蕭條要比較久才能復甦，根據IMF研究就是這樣子。

重現日本失落10年？

泡沫太大 恐無法招架

這次危機有很特別的地方，也就是泡沫的規模太大，你採取何種補救措施也沒有甚麼選擇，採用甚麼貨幣政策都沒有用，降息降到零最後也沒有用，很多經濟學家對此表示非常憂慮，大家很怕世界會重蹈1990年代日本走過的路，柏南克(Benjamin Bernanke)以及我等很多經濟學家都有興趣研究這個議題。我們好久以前就很怕這個問題會發生，因為這次規模太大，我們所想的機制都沒有用，理智上以及學理上可以處理，但因規模太大，我們完全無法招架。

現在這個世界利率已經快降到零，事實上可以說是零，日本也是零，歐洲利率也已經快要到零，歐洲央行也沒有降息的空間，另外也有流動性陷阱(Liquidity Trap)，這是經濟學上神秘的名詞。

所以央行現在採取非典型的作法，透過購買短期政府公債，增加流動性，但是這做法現在已經沒有用，買再多的政府公債，增加再多的貨幣供給，經濟就是不會動。很多家庭手上有很多現金，但就是不願意花錢，而銀行也不願意放款，寧可當作準備金，因此政策可以操作的空間比較少。

經濟好轉言之過早！

春燕乍現…只是惡化趨緩

另外我們也有別的做法可以做，而且政府做很多了，美國與中國採取很強烈的財政擴張政策；本來財政有自動穩定機制，過去的危機規模比較小，個人收入降低程度沒有GDP降低的幅度大，這種自動穩定的機制可以讓經濟不會跌得這麼深。

同時，我們也有比較新的政策，主要國家特別是貨幣政策部分，央行一般的角色就是去發行短期公債，美國、歐洲過去一直採取這樣的做法，但是央行可以購買其他的資產，特別是聯準會也這麼做，聯準會資產負債表增加了三倍，買了很多的不動產抵押貸款證券（MBS）與商業本票，購買很多美國房貸機構的資產、甚至購買了長期的美國國庫券，希望透過這樣的方式非典型的貨幣政策來刺激經濟，英國、日本與歐洲央行都採取類似措施。

歐洲央行願意改變她們過去的做法，個人認為這是有效的，的確看到信用市場的利差沒有持續擴大，這個其實有一部分要歸功於央行的干預政策，我們看到另類的政策有幫助，雖然如此，還是不夠。

我們面臨的經濟衰退還要很長一段時間才會復甦，我們學到的教訓是這些政策非常有限，不太可能完全彌補貨幣政策的不足，如果利息還可以繼續下降，貨幣政策可以更寬鬆。聯準會的經濟學家預估，聯邦基金利率依據一般標準應該是負5%，高盛預估到明年年底比較好的利率水準應該是負8%，當然我們無法這樣做，就有人提出說能不能在貨幣的有效期限內讓利率變成負利率，但這不可能。

財政政策當然有幫助，我們可以看歐巴馬總統的統計數據，財政刺激方案可以增加350萬個工作機會，從經濟學家角度來看，350萬應該要正負200萬左右，不過美國經濟在這次經濟衰退當中已經減少500萬到700萬個工作機會，再加上人口增長的因素，其實還需要提供更多的工作機會，美國工作機會不夠，還欠缺570萬個，而且這個數據一直在增加。

經濟衰退的速度好像減緩了，惡化程度沒有那麼快，但這並不代表經濟好轉，經濟還是愈來愈糟，光上個月美國就少了50萬個工作機會，再前一個月少了70萬個工作機會，我們只能說是少掉的速度減緩，有很多人說看到很多春燕，這只能說情況惡化的程度沒有那麼快而已。

衰退持續…要有心理準備

媒體上說很多的消息不是那麼樂觀，舉例美國零售銷售情況沒有預期好，中國的工業生產也沒有預期好，所以還是處在經濟衰退中，情況還是愈來愈糟糕。

為何我們無法做更多？無法採取更強而有力的政策呢？大家知道我花很多時間向歐巴馬政府咆哮要他們做更多的事情，其實政府能做的事情非常有限，聯準會已經做很多的事情，現在我們擔心央行為增加資產負債表而要面對更多風險，而財政政策的確有效，不過大家也會擔心政府赤字會愈來愈龐大。

我們未來實施更多財政刺激政策，那經濟可能沒有辦法永續發展下去，像一些小型經濟體，例如愛爾蘭反而要增加稅收，因為紓困的成本實在太大，所以財政刺激政策不能太過揮霍，而英國沒有更多的方法，因為她們擔心挹注更多的資金會有很大風險，沒有辦法再繼續擴張下去。

我認為我們可能要花很多時間陷在幾乎是零利率、流動不足的環境，我們要承認雖然不會重蹈經濟大蕭條的覆轍，但是經濟不好可能要持續好一段時間，我希望我說錯了，希望經濟趕快好。

我們可能要經歷很長一段時間經濟衰退，或是經濟會持續疲軟，除此之外，可能沒有簡單的貨幣政策可以發揮效果，這不是經濟政策的正常狀態，很多我們相信的經濟真理到了經濟衰退的時候，到了沒有貨幣政策可以實施的時候，都失真了，因此要接下來討論全球化面臨甚麼樣的挑戰與威脅。

全球化 五大威脅

我先說，我對全球化的未來是非常樂觀的，當然不是說全球化沒有任何的缺點，因為的確有人受到傷害，但全球貿易的增長以及新興國家出口至開放國家的能力，對人類有很大的貢獻，但全球化面臨很大的挑戰，不僅是目前面對的金融危機，有五大威脅：

一、全球經濟衰退對全球貿易造成很大的衝擊，台灣是感同身受，全球貿易因這次衰退遭逢嚴重的打擊，不曉得為何會這樣，成長跟貿易的關係應該是相關，但貿易不應該衰退得這麼嚴重，我想或許反映這次衰退對耐久財的需求影響特別大，而耐久財的貿易卻是全球貿易最重要的一環，也因為流動性不足而影響全球貿易。

我以前當學生的時候，老師會給我們看經濟大蕭條的時候貿易衰退的圖表，還說不會再發生，沒想到還是發生了。

全球化的第二個威脅是所謂過度或不良的保護主義，在經濟衰退的時候大家非常恐慌，產業不高興，政府總得做一些事情來保護這些產業，所有國家的製造業都受傷，大家認為政府應該有所作為保護免於外部競爭，經濟學家總是嘲笑這樣的要求。

我們說得比較好聽，理論上總是說自由貿易最好，如果我們是俄亥俄州製造業發言人，他們可不這樣認為，在美國有一些國會議員、參議員，我跟他們的價值觀很相似，但他們也必須提出保護政策，因為要保護他們的選民。現在為了我自己的價值觀，盡量不跟他們接觸，免得道德、良心過不去。不過目前為止，好像保護主義沒有抬頭到很嚴重的地步，還沒有非常囂張。

至於第三個威脅與挑戰，就是所謂凱因斯的重商主義，我覺得我們又回到凱因斯年代了，大家可以去看看凱因斯在1930年代所寫的文章，跟我們現在的情況根本是如出一轍，凱因斯寫了一本非常有名的書，指出在經濟衰退的時候，如果需求不振，而且無法使用貨幣政策解決經濟問題，那麼重商主義不像經濟學家說的那麼糟糕，我們花了200年的時間常常說出口好，進口不好，貿易盈餘的國家占盡貿易赤字國家的便宜，這種說法很荒謬，而且幾乎不可能，可惜我們現在是處在那個2%的例外的時候。

自由貿易的第四個威脅，我想相對是比較新的，大家討論得不夠，可以說是財政的重商主義，有很多國家開始擴張財政政策以對抗不景氣，不過這個世界幾乎所有的經濟體都有很嚴重的政府債務問題，這是個取捨的問題。

有些中型經濟體例如德國，他的擴張政策擴展到整個歐元區，不僅在德國，另外，有一些人認為擴張政策應該限於國內，太平洋對岸這些人對美國愛用國貨的政策很有意見，我認為愛用美國貨只是口號，不會有用的，那為何要提出愛用美國貨呢？美國經濟沒有壞到一定要大家買美國貨才有擴張效果的程度。

所以誰來負擔這個債務？誰獲益？這是個問題。說不定某種程度的保護主義對全球有好處，因為可以把財政擴張效果保留在國內，推動刺激景氣的政策，就像就業狀況跟全球比起來不算太糟，但國內很糟，政府無法向人民交代，我不是鼓勵大家做這樣的事情；因為保護主義一旦實施後，即無法撤除，我們花三個世代才讓整個世界貿易開放，所以一定不要讓保護主義死灰復燃，一旦開始即難以遏止。

第五個全球化挑戰與威脅，即匯率之間長期無法消除的失衡，很多政府外債很高或是很低主要是政治因素造成，好比說德國與西班牙間貿易失衡是很大的問題，但這絕對不是德國與西班牙政府刻意操作的結果，新興市場也有自己的問題，因為他們的外匯存底已經很多了，尤其是中國。

所以央行現在採取非典型的作法，透過購買短期政府公債，增加流動性，但是這做法現在已經沒有用，買再多的政府公債，增加再多的貨幣供給，經濟就是不會動。很多家庭手上有很多現金，但就是不願意花錢，而銀行也不願意放款，寧可當作準備金，因此政策可以操作的空間比較少。

克魯曼教授(Paul Robin Krugman) 公共知識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s)的典範

克魯曼教授(Paul Robin Krugman)來台訪問。他的經濟見解當然重要，不過對當前台灣而言，他的社會角色或許意義更大。 

克魯曼教授(Paul Robin Krugman)在經濟學的領域裡，很早就有高度成就。他針對二次大戰後，國際貿易在量與質上都大幅提升的現象，提出有效分析架構，完全改變了這個學術領域的樣貌。而且，儘管很早就提出突破性的創見，克魯曼持續與其他研究者辯論對話，在理論上推陳出新，從不停歇。 

專業學術成就讓克魯曼教授(Paul Robin Krugman)獲得諾貝爾獎的最高榮耀，但真正使得世人認識克魯曼的，不是他的國際貿易理論，而是他為紐約時報長期撰寫的專欄。寫專欄，克魯曼文筆犀利，而且帶著豐富的幽默感，很容易獲得一般讀者的共鳴。在這方面，他的表現不輸任何新聞或寫作專業出身的作家。而且，他的專欄內容跟他的經濟學洞見密切關聯，能夠用清晰的推論和淺白的文字，將他信仰的凱恩斯主義原則，有效轉換成對於美國總體經濟狀況及聯邦政府經濟政策的建議。 

克魯曼教授(Paul Robin Krugman)的作為，最接近「公共知識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s)」的理想。公共知識分子以自己的專業知識，而不是意識形態、不是利益考量、不是地位權威，帶領社會改革。他們堅持理性，以專業思考的視角，省視政府政策與社會習慣，提出興革建議，說服大眾接受其想法，以此發揮影響力。 

台灣目前最缺乏的，正是「公共知識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s)」。我們的學院專業學術基礎普遍不夠扎實。一方面，多數體制內學者會寫論文拚ＳＣＩ點數，卻未必具有真正的創見。寫久了期刊論文，學者也就生疏於跟一般大眾溝通的對話，講不出能讓民眾產生共鳴的想法。另方面，有些具有政治企圖心的學者，其介入社會的方式，未必是建立在知識專業上，而是依附在某些有強烈黨派立場的機構或媒體，甚至以「名嘴」身分發表意見，要不然就是循著「學而優則仕」的管道向上攀爬，很難把持住知識分子倫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