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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6/06/28 15:46:51瀏覽2359|回應9|推薦10 |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9eA7fZMCCo 乌鲁木齐法医研究所斗争史|刘阿姨的老领导黄亚波|体制内人的生活状态|中国未来的图景|共产党的负组织度|刘仲敬| 姨学生 摘句: 能夠在體制內做事的就兩種人,一個是黃俄餘孽及其子弟,一個是高考及格者。高考英雄一般是舊社會資產階級子弟。貧下中農在他們的聯合統治下,成了犧牲品。 我的生活經驗顯然不能涵蓋淪陷區社會的全體。但是,我的家庭背景和父母和我本人的階級地位,在中國境內位在前百分之五。比我階級地位更低的人,他們經歷的社會肯定比我見過的社會更加充滿負組織度和張獻忠食人樂園的特點。 這裡面最重要的特點是:每個人和每個人都是敵人。這就是負組織度。這樣的社會是無可救藥的。共產黨的解體只會導致他們迅速自相殘殺和滅絕。共產黨如果能維持下去,那麼他們必然會是緩慢地走向滅絕。這一切都是自身的德性所造成的,外人是沒有辦法改的。如果外人還能夠改,那就是蘇聯爸爸和美國爸爸輸入了一波秩序,使我們沒有在大清朝滅亡以後直接進入張獻忠狀態。 讀後感: 我一向佩服劉仲敬先生,他是個天才學者,既博學而又具有洞察力,是個極具突破性思想的歷史學者。但是,他可能還是太情緒化了。這也許是受到他實際生活經歷和個性的影響(他應該是個極度敏感的性格,又是會跳出現實環境看事情的人)。 我認為,劉仲敬上面這段話,有兩個層次需要分開來看: 描述性的社會學判斷(中國社會的組織狀態如何); 規範性的歷史宿命論(中國社會是否已經無可救藥)。 我認為,他第一部分有值得思考之處;第二部分則有很大的推論跳躍。 一、什麼是「負組織度」? 劉仲敬所謂「負組織度」,並不是一般社會學的正式概念,而是一種帶有文學色彩的政治社會學描述。依照他的意思,大概包括:人人互不信任、缺乏合作能力、沒有真正的公共精神、所有組織都依附權力;一旦中央失控,各地方立即互相殘殺。 因此,他說:每個人都是每個人的敵人。 他的「負」,不是指「沒有組織」而已,而是:社會力量本身會彼此互相抵消、互相摧毀。也就是:不是零分,而是負分。 二、「低度整合」的說法其實更接近社會學 我之前提出「中國是一個高壓統治下的低度整合社會」的說法。我覺得這個說法可能比劉仲敬先生的說法更容易成立,也更容易納入社會學的討論範疇。 原因在於:社會學中的「社會整合」(social integration)本來就是一個程度問題。例如:家庭整合、社區整合、公民社會整合、制度整合、價值整合,都可以程度不同。而不是只有:有或沒有。 例如:北歐、日本、德國、美國、俄國、中國、索馬利亞,就可以是一種從0分到100分的排序。這比較符合社會科學的分析。 如果說中國是負分,那麼,零分是要以什麼為準呢?(譬如,攝氏溫度是以水結冰的冰點為準。組織度的零分是以什麼為據呢?) 三、中國真的「人人都是敵人」嗎? 我認為不能這樣說。原因有三。第一,中國仍然存在大量合作。例如:企業、工廠、物流、家庭、朋友、宗教、慈善社團、地方社群,都還存在(儘管也存在問題)。 如果人人都是敵人,中國GDP可能不是現在這種水平。 真正的問題不是:完全沒有合作。而是:合作半徑很短。例如:只相信自己家人、同鄉、同學、老闆、宗族、朋友圈;但是,不相信陌生人,更不相信制度。所以形成:小共同體很強,大共同體很弱。這可能更接近中國的真相。 四、真正缺的是制度信任 我常提出如下的一個觀察:中國不是沒有善良的人,而是制度無法把善良累積起來,形成社會的主導勢力。 例如:甲很好,乙也很好。但是:甲不相信乙,乙也不相信甲。因為:不知道誰會告密;不知道誰會舉報;不知道規則明天會不會改。 所以:合作成本非常高;最後大家各掃門前雪。 這就是:低制度信任。但這不是:人人都邪惡。 五、因此,我會借用Émile Durkheim的概念 Émile Durkheim認為:社會需要規範、信任、團體認同,否則就會出現「失範」(anomie)。 我覺得:中國有部分失範,但是沒有完全失範。 所以,更適合的說法是:中國是低度整合的社會。而不宜說:中國是負組織度(或說:負整合社會)社會。 六、劉仲敬先生最大的問題:宿命論 真正值得商榷的是他這一句:共產黨倒台,(中國社會)只會迅速自相殘殺。這其實沒有充分證據。 因為世界有很多威權國家,都沒有如此。即使曾經高度威權,但是民主化後,並沒有全面互殺。當然,也有反例。所以,真正決定因素不只是文化,還包括:軍隊是否完整、官僚是否完整、地方治理能力、經濟狀況、外國介入、菁英妥協...等。 總之,不宜直接推出:共產黨如果垮,中國會出現全民互殺。 七、但他也提醒了一件重要的事情 我認為,劉仲敬值得重視的諸多論點中的一點是:不要把民主化浪漫化。很多人以為:中共倒了,民主(與新秩序)自然會來。其實未必。 可能出現:地方軍閥、地方民族主義、黑社會政治、地方財團、權力真空...等問題情況。 所以,真正需要的是制度建設,而不是:只推翻統治政權。 這點,我認為是他的重要提醒。 當然,劉仲敬先生關於中國文明發展的一些論點,也是讓我既受震撼,卻也礙難完全接受。譬如,他的「中國文明窪地」的說法,我就很受啟發,卻也無法完全接受。 八、另一個可能提法:「制度性負整合」 關於「整合」的討論其實可以再向前推一步。「低度整合」這個概念很好,但還可以更細分。例如:中國社會並不是沒有整合,而是:整合主要依附於國家權力,而不是社會自身。 因此,一旦國家力量退出:社會整合能力立即下降。 我試著把這種情形稱為:制度性負整合(institutionally dependent integration)。 它的意思不是社會本身具有「負值」,而是:國家力量越強,表面的秩序越高;國家力量一旦減弱,社會缺乏自主組織能力,整合程度便快速下降。 事實上,很可能是國家力量刻意壓抑了社會自主組織的能力。譬如把可能形成的「市民社會」予以壓制、操控或解散。 總之,中國的問題不是「人人都是敵人」,而是:社會缺乏能夠跨越家庭、宗族、同鄉、私人關係的中介組織與制度信任。 這與「高壓統治下的低度整合社會」的說法其實高度一致,也可能比「負組織度」更容易形成可分析、可比較、可驗證的理論框架。 換言之,我對兩者的評價是:劉仲敬善於提出具有衝擊力的概念,能提醒人們注意中國社會深層的信任危機,但他的論述常帶有強烈的歷史宿命論與修辭色彩。 至於「高壓統治下的低度整合社會」則更接近社會學的分析語言。它承認中國社會存在合作與秩序,同時指出這些秩序高度依賴國家權力,而非建立在成熟的公民社會與制度信任之上,因此既能解釋當前中國的運作,也保留了未來可能因制度改革而改善的理論空間。 劉仲敬先生的激情,可能讓他更具有創意與行動力,但是,如果改革者都如此激情,卻恐怕容易讓社會改革走更多迂迴道路。 說「迂迴」,是抽象的說法。具體來說,很可能就是更多的生命財產的損失,更多的人間悲劇的發生。 理性思考、理性溝通,終究才是真正應該依循的改革道路。只是,抵制力量卻又何其強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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