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愈來愈懷疑，人類社會存在著一種十分重要、卻又極少被單獨討論的倫理。它不像法律那樣明文規定，也不像一般的是非善惡那樣容易辨認；然而，它卻默默左右著人際關係、群體互動，甚至國際政治。許多衝突，真正引爆的原因，不是利益，不是法律，而是有人認為：「你越界了。」我姑且把這種倫理稱為「份際倫理」。

所謂「份際倫理」，指的是一種互動涉入的各方相對地位與應然對待模式，包括應該保持的行為界線。譬如晚輩對長輩說話，應該怎麼說。這背後就有講究。這種講究，就是一種「份際倫理」。

作為議題，我想強調的不只是倫理的存在，而更主要是要強調這種倫理的另外特性：模糊、隱性、不一致；以及它可能的後果。這種後果，未必因為其模糊、隱性而輕微或被揚棄。

這種份際倫理議題，理論上也可能包括法律或一般所說的是非善惡規範；但是，並不止於此。如果份際倫理與法律或明確規範同義，前者也就不必單獨被提出來討論；它帶來的困擾也會少很多。因為只要規則明確，大家就都有規則可循。問題就在於，行為究竟應該依循什麼規則，甚至究竟有沒有規則，又或依循規則的必要性、嚴重性如何，各方都可能有不同的認知與期待，這才使問題變得嚴重而且困擾人。

份際倫理牽涉到互動涉入各方的角色、身分、關係、地位，以及當時所處的情境，因此是一多方涉入的、綜合性考慮的倫理，也因此可能實際上並沒有單一、明確的適用規則。特別是各方可能對其中的應然有不同認知與期待。

儘管規則可能模糊、不一致，各方的期待與要求卻仍然真實存在，並不因為倫理的模糊或隱性而被揚棄或變得輕微、無礙。也就是說，如果違反倫理，還是會有後果，甚至可能後果嚴重（而且可能是一種無形的制裁）。也正因為如此，所以它既顯得模糊，卻又可能很擾人。

許多人際衝突，往往不是因為誰犯了法律，而是因為有人覺得「你越界了」。

然而，那條界線究竟在哪裡，甚至究竟有沒有界線，卻很少有人說得清楚。

最容易理解的例子，大概就是性騷擾。

同樣是一個碰觸肢體的動作，有時候什麼事情也沒有，有時候甚至成為一段愛情的開始；但在另外一種情況下，卻可能構成性騷擾或某種侵犯。

動作並沒有出入。真正有出入的，是彼此的關係，以及其中是否存在一種大家默認的「份際」。問題是，並沒有一把尺可以清楚凸顯這種份際，物理意義的尺，或是類似於物理意義的明確衡量工具。

不同的人，畫出的界線可能完全不同。甚至相同的人，在不同的時間、情境下，界線也可能不同。

因此，性騷擾案件往往充滿爭議。有些人覺得對方反應過度；另一些人卻認為界線早已被踐踏。

雙方談的，常常看似是同一件事情，而實際上是「份際」問題。而這個份際，在不同的人的認知中，可能並不一致。

份際倫理遠遠不只是男女互動的問題。它幾乎存在於所有的人際關係。老師與學生；主管與部屬；父母與子女；朋友之間；夫妻之間。甚至不同族群、不同國家之間，都存在各自認為的「理所當然」的份際。

很多時候，真正引起憤怒的，不只是利益問題，而也可能是尊嚴問題。因為，人們覺得自己的份際遭到了侵犯。

而份際倫理最大的困難，不是沒有規則，而是規則存在，卻沒有共同承認的版本。不是沒有規則，而是人人各自有認定的規則。而每個人認定的規則可能不同，甚至有時候看似相同，實際上卻大相徑庭。

所以，未必是無序，而是多重秩序彼此衝突。

有件歷史小事，或許值得一談。蔣介石、李宗仁就職總統、副總統，典禮上，李宗仁著軍服，蔣介石則是傳統長袍。李宗仁認為他站在台上，就好像蔣介石的副官。李對此據說念茲在茲，長期記恨。

這也許根本就只是溝通不良的問題，但是，卻也可能成為了中華民國的大不幸。就職典禮上，究竟應該著什麼服裝，乃至應該做什麼交代，都存在潛在份際倫理。只是並不明確，認知並不一致。問題也因此衍生。

在中國傳統下，講究論資排輩，資格淺者對長輩、上級必須非常恭敬，稍有不慎，就可能因為違反份際倫理而遭到某種懲罰，譬如可能失去升遷機會，也可能是更嚴重的處分。從而，資淺者往往只能過度遵從，以免在無意間犯忌。但是，如此，同時也限制了可能的創新開展。

國際政治其實更常發生份際倫理的困擾。因為有各自認定的「份際」與相關倫理。

前不久，日本首相高市曾提出「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說法。

從日本的角度，這是在表達國家安全利益；但從北京的角度，卻可能被理解成干涉中國內政，因此認為日本逾越了應有的份際。

另一方面，中共駐日外交官薛劍曾發表帶有「斬頭」字眼的強烈言論，在日本社會引起巨大反彈，許多人認為這已經不是正常外交辭令，而是赤裸裸的威嚇與侮辱。

然而，中共方面卻沒有因此公開道歉，也沒有明顯懲處。

這很可能表示，雙方對於外交應有的份際，本來就存在不同理解。

真正值得注意的，不是簡單的誰對誰錯，而是：不同社會對「份際」、「越界」的判準，本來就可能不同。中日之間的歷史恩仇，更讓彼此的份際認知差距更大。

而一旦彼此都堅信自己的界線才是正確的，衝突便容易升高。

中國人有一句很有意思的話：「這裡面的水很深。」

一般人常把它理解成局勢複雜，或暗藏權力鬥爭，乃至凶險程度極高。

但仔細想想，它其實還隱含另一層意思。那就是：這裡存在許多沒有說出口的規則。

你不知道哪些話可以說；不知道哪些人不能得罪；不知道什麼時候該退一步；不知道什麼時候應該保持沉默；更不知道，別人心中的界線究竟畫在哪裡。

所謂「水很深」，很多時候並不是事情本身困難，而是那些潛藏的份際規則太難捉摸。而一旦踩錯，後果往往十分嚴重。

我懷疑，中國文化特別強調份際倫理。從「尊卑有序」、「長幼有別」、「君臣有義」、「上下有分」，一直到今天許多人講究的「懂不懂做人」、「會不會看臉色」、「知不知道進退」，都帶有濃厚的份際色彩。

但弔詭的是，可能也正因為太依賴這些沒有明文規定的界線，而又缺乏統一、客觀的認知，所以彼此對界線的認定經常不同。於是，人際摩擦反而更層出不窮。中國人或華人社群的團結、凝聚是不是也因此變得更不容易？

很多人並不知道自己哪裡做錯了。只是突然發現，別人開始疏遠自己，甚至莫名其妙成了眾矢之的。

我自己到了老年，才慢慢察覺，也許自己的性格裡，就缺少一種對「份際」的敏感。很多時候，我並不是故意冒犯誰。相反地，我往往只是就事論事，認為事情應該如此。然而，別人感受到的，卻可能不是我的道理，而是我的越界。

我開始懷疑，對「份際」的敏感，也是一種重要的能力，需要教養，是一種需要培養的能力；當然，它也可能部分是天賦能力。台語說的「白目」有可能就是一種缺乏份際敏感度的情況。

有些人可能天生善於察言觀色，能很快知道哪些話可以說，哪些事不能碰；有些人則比較依賴邏輯與原則，對那些隱性的界線並不敏銳。

這未必是人格高下，而可能是一種社會認知能力的差異。但是，如果常常在不甚自覺下做出被認為逾越份際或不合份際的行為，很可能因此會引起他人不滿，甚至因此被排斥。

而份際倫理真正令人困擾的地方，也正在於此。

法律可以訂得很清楚；契約可以寫得很詳細。但是，份際倫理很少能夠完全被寫下來、被明文化陳述。它存在於文化之中，存在於關係之中，也存在於每一個人的心裡，是一種「默會知識」(tacit knowledge)。麻煩的是，默會知識通常不是透過教導，而是透過犯錯來學會。因此，一個人往往不知道自己違反了什麼規則，只知道突然遭到排斥。

因此，份際倫理既重要，卻又模糊；既真實，又難以證明。然而，它卻默默決定了許多人際關係的成敗、人生的成敗，也可能影響國家與國家之間的信任與敵意。

也許，真正成熟的文明，不只是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也包括讓人們能夠更公開、更理性地討論那些原本只能意會、不能言傳的份際倫理。

份際倫理重要而又模糊，這樣的社會很可能為內在的整合造成許多困擾，甚至也為對外關係造成困擾。

坦白說，我認為此刻的中共中國，提倡所謂戰狼外交的中國，強調仇日、仇西方的中國，就是在給中國製造不必要的困擾。中國的經濟可能因此萎縮，而國際處境也變得更困難。

當然，一個國家的外交風格，不可能完全歸因於一位領導人的個性，而是制度、歷史記憶、政治文化與領導風格共同作用的結果。不過，領導人的性格仍可能放大或抑制某些既有傾向。如果領導者本身較不敏感於不同文化之間對「份際」的認知差異，就可能使外交摩擦更加頻繁。

這裡，我再做個較大膽的推論。當前中國的國際處境困難，我偏向認為其實並沒有充分的客觀理由。其所以形成，部分可能是習近平個人的性格、心理狀態所導致。也許，習近平個人也有我前面提到的某種白目特質。我之前提到他可能有另類的「兜底」思維。這也就是他白目的部分成因。重點是他自己很可能並沒有充分自覺白目。

白目與模糊的份際倫理，看似矛盾（模糊的份際倫理應該會促使人們更敏感於份際倫理）；但是，也有可能彼此相關。

一則，因為倫理模糊，所以有些人傾向放棄去把握細緻內涵。不過，也許還有更重要的理由。

在份際倫理模糊的社會裡，有可能反而需要白目的人。因為這種人才比較會「破格」行事。而群體可能需要有人能夠破格行事，否則系統就只能自我重製，陷入固步自封，難以突破現實困境。而白目的人，如果其他條件良好，也有可能反而被視為地位超越，適合領導。

毛澤東提倡「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就絕不是講究「份際倫理」的典範。但是，部分也正是因為這樣，他才被歌頌為偉人。

問題是，白目行為出現在國際關係中，造成的問題很可能不是系統能夠控制的。可預見的未來，中國面臨的國際處境，恐怕就非常凶險，中國能不能平順渡過，我不表示樂觀。

我愈來愈覺得，一個文明是否成熟，不只是法律是否完善，也不只是道德是否高尚，而在於它能否把那些原本只能意會、不能言傳的互動規範，逐漸轉化為可以公開討論、彼此修正的共同理解。

一個社會如果過度依賴默會的份際，人們便只能靠猜測彼此的界線生活；猜對了，被稱為懂做人；猜錯了，便可能遭到排斥，甚至終身背負惡名。

相反地，一個成熟的社會，不是消滅份際倫理，而是讓份際倫理逐漸走向公開化、透明化與可討論化。如此，人們遵循的不再只是難以捉摸的人情世故，而是逐漸形成可以共同檢驗、共同修正的公共倫理。

真正成熟的文明，不只是要求人民懂得份際，而是要求人民理解：不同的人、不同文化、不同制度，對份際本來就可能有不同的理解；文明的進步，不在於強迫一致，而在於建立可以公開協商、彼此修正的界線。

在國際事務上，也應該同理。如此，無謂的摩擦、衝突才得以減少，默契與和諧才容易建立，而戰爭也較可能得以消弭。

或許，這才是真正的文明進步。

按：
我的老師葉啟政教授，提出「搓揉」這個概念，表示這是中國社會裡人際間互動時的一種特色。搓揉的過程，很可能提升人際之間的理解與分寸的掌握。它有某種藝術性，是一種境界的提升方式。但是，如果人際之間總是不斷需要搓揉，並且形成非常複雜細微異質的互動模式，很可能不但是平添困擾，而且，可能讓人變得畏縮不前。優點未顯，負面已呈。我簡單提個例子。好比現在要年輕人給長輩寫封信，很可能年輕人會敬謝不敏。因為不知道怎麼樣寫，怎麼樣寫才不會誤觸份際倫理。如此，份際倫理可能反而壓抑了彼此的互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