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網路部落格裡貼出系列批評性文章，近期主題主要是從民主主義、人道主義立場對中共進行批判、對中國社會做出檢討，另外有一些是批判藍營，還有少數其他的批評意見。特別是當我批評中共時，會引來大串反駁回應意見。不過，說是反駁，其實很少是針對我的意見內容的討論，而更多是針對我這個人，說我有精神問題、愚蠢或智力不足、不讀書或讀不懂書...。也有人說我是漢奸，或者台奸，是1450。

其實，我對自己的系列意見究竟是否正確，並不是那麼有信心。我所做的經驗分析，其實終極而言是抱著試誤的心態推出。不過，我對民主、人道精神作為應該擁抱的「價值」，倒是立場堅定。而且，我也深信，中國社會應該走向民主化與提升人道精神涵養。對於那些對這些價值嗤之以鼻的意見，我認為應該匯總視為一種「抵制結構」（註一）。

中國社會存在一種「結構」勢力，抵制民主化價值，也漠視人道精神。這是我的一個基本看法，而也是讓我非常遺憾的一點。而當我試著參與倡議中國社會走向民主化與提升人道精神涵養時，我受到的各種嘲罵，大體就是這種抵制結構的具體作用。這種抵制結構越強大，中國社會要走向民主化，要提升人道精神，就越發困難。而這樣的結果，我認為是廣大中國人的共同悲劇。

我個人遭到嘲罵的遭遇，意義微不足道。想想看，有多少像劉曉波這樣的人為追求中國民主化而犧牲生命。那才是抵制結構力道的較殘酷表現。而抵制使中國社會長久不能走上民主化之路，不能普遍提升人道精神，我認為這個結果才是真正的大悲劇。這意味著中國人還是要長期普遍生活在一種牢籠困境中。

要消除牢籠、桎梏悲劇並不是毫無途徑，其中一個重要關鍵途徑是：去揭露這裡說的「抵制結構」。

人會成為抵制結構的一環，根本原因就在於當事人未能意識到自己正在扮演這種抵制結構的工具。其實，他們可能也沒有意識到有這個「抵制結構」。一切具體的抵制行為，都被認為是人們理所當然的行動。就好像清朝末年，那些把革命黨視為一般盜賊，並予以逮捕、殺戮的行動大體就如是。只是，現在的抵制結構的參與成員大概還是很難意識到，他們已經再度步上清末反革命人士的舊路，執行著反革命（或反改革）的任務（註二）。

因此，揭露「抵制結構」有重要的積極意義。但是，它同樣也會面對抵制結構的抵制作用。「揭露」行動，可以被視為是攻擊，事實上也常常被視為是攻擊、是出於惡意。就好像李文亮揭露新冠疫情，也被認為是在造謠、製造社會混亂。揭露抵制結構的行動，還是需要謹慎與耐力。當然，如何讓揭露變得更有說服力，也需要功夫、技巧。相關論述的嚴謹性需要被講究。所以，揭露抵制結構，並不是輕鬆容易的事情。

此處，為求嚴謹，我們不妨先把討論議題限定在關於「威權人格語言」的討論上。試圖由此指出，制度如何透過個體來說話。制度就是一種重要的結構面向。人們的語言受到制度的影響，也就是說，人們的語言成為了結構的具體表現。人們說出結構要求的話語，以達到結構自我維護的結果。

在許多政治爭論中，人們常以為衝突發生在立場之間：支持誰、反對誰、站哪一邊。但實際上，真正讓討論無法展開的，往往不是立場差異，而是一種更深層的現象——制度已經進入人的語言之中，開始透過個體說話。

我們也許可以將這種現象暫時稱為：威權人格語言模型。

這並不是心理學上的人格診斷，也不是對任何人的病理指控，而是一種對「語言結構」的觀察：當長期處於威權體制的社會經驗被內化後，人們在面對異議時，會傾向以某些高度固定、可預期的語言方式回應。這些語言看似出自個人情緒，實際上卻高度制度化。

一、當討論不再圍繞「對錯」，而是「你是誰」

在民主社會中，政治爭論比較可能圍繞「觀點是否合理」、「事實是否成立」。但在威權語言結構中，衝突的核心往往迅速轉移為另一個問題：你是什麼人？你配不配說話？

於是，討論不再處理內容（或者不重視具體的說話內容），而是先處理說話者本身，關注的比較是說話者的資格問題。譬如說，當曹興誠先生為罷免運動發聲時，很多人則攻擊他過去的操守問題，包括情感問題。如此，他的話可能就不再有份量，不值得傾聽。對中共的批評意見，也常常遭遇這種對待。

這種語言轉移，標誌著理性辯論的中斷，也標誌著制度遮蔽的啟動。

二、威權人格語言的五種典型模組

在實際觀察中，這類語言通常呈現高度重複性，彷彿一套自動啟動的回應程式。

（一）人格病理化：把異議轉譯為心理異常

最常見的做法，是將不同意見描述為「心理問題」。例如：偏執、自戀、精神異常、不自知。在這裡，爭論被悄悄改寫為「正常人 vs 不正常的人」。一旦異議者被標記為「有病」，他的論點便無須再被回應，因為病人不需要被說服，只需要被忽略或矯正。

這種語言的真正功能，不在於解釋對方，而在於取消對方的討論資格。

（二）認知貶抑：否定理解世界的能力

若人格病理化仍不足以壓制異議，下一步往往是否定對方的認知層級。例如：你什麼都不懂、視角太低、看不到全局。這不是指出錯誤，而是否定「你有能力犯錯」。

語言在此建立出一種隱形階級：有些人被允許理解世界，有些人則被歸類為「看不懂的人」。這種認知階級化，使討論在開始前就已結束。

（三）集體代言：以「我們」取代論證

威權語言極少以個體經驗為依據，而傾向大量使用「我們這一代」「現在的人都」「整個社會早就」。

這種說法並非經驗描述，而是一種集體借力：個體不再為自己的判斷負責，而是讓抽象集體替自己背書。

當「我們都知道」被反覆使用時，實際效果是任何質疑都被轉譯為「你是不是站在我們之外」。

（四）源頭倫理勒索：把血緣與文化變成政治義務

在威權語言中，出生、文化、血緣常被轉化為道德約束。

你從哪來，因此你應該怎麼想；你屬於誰，因此你不該反對。

政治判斷於是被包裝成道德忠誠，制度問題被轉寫為情感背叛。當批判被視為「忘本」，制度便成功免於被檢視。

（五）勝利敘事終結：宣告歷史已經結束

最後，威權人格語言往往以「歷史已經證明」作結。譬如：你落伍了、被淘汰了、時代不屬於你。這種語言不是預測未來，而是封閉未來——一旦歷史被宣告完成，討論便失去存在的意義。

三、這套語言真正服務的，是制度遮蔽

上面這五個模組看似情緒反應，實際上卻高度一致地指向同一結果：讓制度隱身。大家不再意識到制度的作用，不去關注檢討制度的問題。

當我們試圖討論權力、監督、壓迫、風險與責任時，語言會立刻將焦點轉移為：你的心理狀態、你的身份位置、你的情感動機。於是，問題不再是制度如何運作，而變成你這個人「為什麼會這樣想」。這正是制度遮蔽的核心機制。

什麼是「制度遮蔽」？制度遮蔽，是透過話語讓人看不見制度。方式包括：把制度問題轉為人格問題、把權力問題轉為情緒問題、把結構問題轉為認同問題。

制度遮蔽最害怕的，不是控訴，而是被描述，是被揭露。對威權人格而言，只要制度被看見，安全感就會崩塌。所以他必須立刻封揭露者為異常、說他落伍、說他是被歷史拋棄的對象。這其實是出於自我防衛機制。

四、制度誠實與語言誠實

什麼是「制度誠實」？制度誠實，是指一個社會願不願意承認制度會傷人、權力會腐蝕、成就不能抵銷壓迫、集體榮耀無法替代個體尊嚴。

制度誠實不等於否定一切，而是維護一種拒絕說謊的價值原則。

制度誠實，並不要求每個人立場一致，而是要求社會能承認：制度可能傷人，權力需要被檢視。

但當制度無法被直視時，它便只能透過個體說話——化身為憤怒、羞辱、貶抑與道德指控。

這不是某些人的問題，而是一整個語言環境的結果。

五、結語

當制度說話，人就無法說話。威權人格語言最深的悲劇，不在於它攻擊他人，而在於它讓說話者本身失去自由。

當一個人只能用制度提供的語句回應世界時，他以為自己在表達，其實只是被代言。

真正的解放，未必來自反抗口號，而可能始於一個更困難、也更孤獨的選擇：重新學會用自己的語言說話。

中國的專制、極權體制，問題已經非常嚴重。但是，它卻也已經積非成是。人們甚至可以大聲地訴說民主制的諸多不好。只是，批評民主制的那些人顯然極不願意正視專制極權體制本身的問題。他們可以拿著民主社會裡對民主制的自我批評意見來攻擊民主制，但就是不願意深度檢視專制體制已經出現的這個、那個問題。

中共在很短時間裡，讓幾位部長以上官員撤職，接著是九位上將被撤職，最近又辦起軍委副主席，讓軍委只剩了兩個人。這種急劇的人事變動，是不是應該被重視、檢討。但是，有哪個常常關注大陸事務的粉紅做出了相關檢討？他們只是繼續為中共圓場子，繼續指責那些指出問題的人。難道說，這些真都不是問題？還是說：你個外人論個什麼勁？那麼，「內人」可以論這些事嗎？

中國社會作為一種非個人主義的、強調從眾性的社會，它的抵制結構也就顯得特別強韌，所以歷史學者金觀濤會說中國社會是個「超穩定結構」。而從追求朝向民主化改革的立場看，這樣的中國社會卻也正是難以進行結構改革的社會。

只希望這篇文章能夠讓更多人領悟到這種結構抵制問題的存在與其韌性。如此，改革才能更多幾分希望。


註一：
嚴格說來，比較適合說是「結構性的抵制力量」。說成「抵制結構」，暗示把「結構」看成是某種實體。這和「結構」概念的抽象性本質其實有扞格。不過，把「結構」視為實體，很可能有階段性的積極意義。如此，改革行動更有明確的朝向---朝向看見並改變這個結構。
「抵制結構」和「保守勢力」意義有重疊，但並不完全相同。保守勢力比較是和傳統價值結盟，或者說他們致力於維護傳統價值。抵制結構雖然也可能受到傳統價值的影響，卻未必是以維護傳統價值為原則。他們更多是在維護當下的統治體制；或者是被統治體制所驅使，去攻擊可能危害統治者或統治體制的行動。

註二：
「革命」、「反革命」等詞，已經被中共過度濫用、曲解，以致被賦予了太強烈的正面或負面的意涵。這裡使用「革命」一詞，只是要表達一種較根本性的改革努力。反革命則是指抵制改革的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