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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12/21 17:07:37瀏覽365｜回應8｜推薦4 | |
在台灣公共討論中，常有人這樣回應對中共的批評：「我沒有說中共比較好，只是兩邊都有做壞事，不能只罵其中一個。」乍聽之下，這種說法似乎追求公平，實則卻是一種錯位的道德比較。問題不在於「要不要批評民進黨」，而在於：中共與民進黨是否屬於同一類型的政治行為者，是否存在可以要求『同等批評』的前提。 答案是否定的。因為兩者在制度性質、暴力來源、可修正性與責任結構上，存在根本不對等。 一、是否容許反對者「不服從而仍能存活」 這是最基本、也最容易驗證的不對等。 在中共體制下，公開反對執政黨並非單純的政治立場，而可能被定性為「顛覆國家政權」、「尋釁滋事」。其後果不僅是言論受限，而可能包括刑事拘留、長期監控、工作與居住自由受損，甚至牽連家人。反對者並不存在「安全退出政治共同體」的空間。 相對地，在台灣，無論民進黨是否執政，公開批評政府、要求下台、組織抗議皆屬合法行為。在野黨可以長期存在，政權可以輪替，政治失敗的代價是選輸，而不是人身毀滅。是否容許反對者活著並持續反對，本身就已劃出文明制度的分界線。 二、暴力是治理的例外，還是治理的工具 中共的暴力具有制度化特徵。從歷史上的土地改革、反右、文革，到當代的新疆再教育營、香港鎮壓與全面維穩體系，暴力並非治理失敗的偶發結果，而是被視為必要手段。恐懼本身，正是統治的一部分。 在台灣，即便發生警察執法過當或公權力侵害人權的事件，其性質仍屬例外事故，而非統治邏輯。事件可以被拍攝、被媒體揭露、被法院判賠，並引發制度改革與政治責任。一個政權靠恐懼維持秩序，另一個政權則會因恐懼的產生而付出政治代價，兩者不可混為一談。 三、錯誤是否能在制度內被修正 制度的可逆性，是衡量政治體制善惡的重要指標。 中共不存在選票淘汰、獨立司法或新聞自由。政策錯誤一旦形成，往往能累積數年甚至數十年而不被糾正，因為承認錯誤本身就被視為動搖統治正當性。 民進黨政府則不同。政策錯誤會被在野黨質詢、被媒體放大、被公民社會監督，最終反映在選票上。錯誤並非不存在，而是有期限、有代價、有出口。這正是民主制度的核心功能。 四、傷害是否來自制度本身 中共歷史與現實中的大量死亡與迫害，並非個人犯罪，而是政策、運動與命令的產物。責任被體系吸收，個人僅是執行者。 在台灣，即便出現致命案件，仍屬可追究的個案，責任指向具體官員或制度漏洞，而非被合理化為政治正確。制度是否持續製造暴力，是評價層級高低的關鍵。 五、能否面對與承認錯誤 中共對自身歷史傷害採取系統性否認，禁止研究、討論與紀念，因為道歉本身會威脅政權敘事。 台灣社會則能進行轉型正義、歷史反省與公開爭辯，即便過程不完美，但討論本身不被視為犯罪。能否承認錯誤，是道德文明的最低門檻。 結語 因此，問題從來不是「民進黨有沒有問題」，而是：中共的問題是體制性的，民進黨的問題是制度內的失誤。一個必須推翻整個制度才能停止傷害，另一個只需要修法、換人、下一次投票。 要求對兩者「同等批評」，看似中立，實則模糊了結構性惡的邊界，也在不自覺中替極權卸責。真正的道德責任，不是平均分配譴責，而是準確指出不對等之所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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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時事評論｜政治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