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給相信「中國命運如此」「沒得選」的人）

面對一些台灣親中共或表示願意接受中共統治的朋友，我常常感覺無奈。想說服他們多點批判意識、危機意識，往往被反駁、嘲笑，乃至斥責，認為我是杞人憂天或不了解外面世界（中國大陸）的改變。

我只好扮演預言家的角色，警告說，中國大陸即將面臨經濟崩潰，大家要有心理準備。當然，這種話同樣也會被人嗤之以鼻。但是，其實已經有人指出，中國大陸經濟崩潰很可能是已經發生的事實，只是它被掩蓋、粉飾、拖遲、拉長，而盡量避免以瞬間爆炸的形式呈現。但是，這很可能只是讓問題更不容易得到解決。重要的是，實際上已經有許多人陷入了個人的、家庭的經濟困境中，甚至衍生出各種悲劇。只是，社會層面的問題通常不被官方承認、宣告，反而是被盡量掩蓋。而這卻也正是使社會問題被延長、惡化的因素。

想到中國人長期承受苦難，心情難免沉重；而想到不少中國人在面對苦難時，似乎傾向採取各種自欺的、否認問題的態度，並且還可能把那些想揭露、檢討問題的聲音盡量壓抑、消除，就更覺得遺憾。這背後恐怕主要是一種自我防衛的心理在作用。但是這恐怕不利於尋求積極改革。

台灣民眾在面對中國大陸社會的問題時，照說可以免於上述那種壓抑、防衛的心態，可以更自由地思考、陳述中國大陸社會的問題。這對理性檢討中國大陸社會的問題應該有很大助益。然而事實上卻未必然。有些台灣民眾傾向徹底否定中國，而無意細究中國大陸社會的問題；有些人卻又過度感性擁抱中國，更傾向極力否認中國社會的問題。理性思考社會問題的可能性，也在這種認同和政治對立態勢中大量流失。讓人遺憾！

相應於廣大中國人具體經歷的痛苦，中國社會的結構是否有不合理的問題？人們的痛苦與結構的合理性之間究竟有什麼樣的因果關係？又如何被人們主觀聯結或切割？這些問題，無論如何都值得深入檢討。鑑於其多元影響，我還是願意冒昧提出一些相關看法。

很多親中或宿命論的朋友，在談到中國的問題時，常會說如下的一些話：「中國的情況很複雜，沒辦法像西方那樣。」「中國人就是這樣，亂了更慘。」「歷史就是這樣走過來的，也沒別的路。」

我可以理解這種想法如何而來。因為如果我們回顧中國歷史，確實會看到一個反覆出現的現象：動亂 → 痛苦 → 更強的統治 → 暫時穩定 → 再次崩壞。

但問題是這真的是「命運」嗎？還是我們一直沒有看清楚某個關鍵結構？容我試著做些釐清。

一、中國人太習慣替痛苦「找理由」，卻很少問「能不能改」

中國人對痛苦其實都不陌生。但長久以來，中國人習慣用如下這些方式來理解痛苦：命不好、時代不好、自己不夠努力、老天不公平；或者是：因為外侮、帝國主義勢力的侵凌。

這些說法不一定是錯的，而且很多時候，它們確實能幫助人撐過艱難時刻。但問題在於：如果所有痛苦都只能被合理化解釋，卻不能被理性檢討，那痛苦就很難不再重來。

把痛苦歸咎於「命運」或「個人」，真的比較安全嗎？很多人會覺得，談制度、談權力結構太危險、太理想化，也或者太抽象、遙遠。於是我們常常改用更「安全」、更實在的說法：成功的人是因為努力、失敗的人是因為能力不足，或社會競爭本來就殘酷。

但我們不妨冷靜想一想：如果一個制度真的公平合理，為什麼努力的人越來越難翻身？為什麼規則常常說變就變？為什麼錯誤的決策幾乎從不需要負責？

把一切歸因為「個人問題」，表面上是現實，實際上卻最不現實。因為它讓真正決定命運的東西──權力怎麼運作、誰能決定規則、錯誤怎麼被修正──完全消失在討論之外。

面對痛苦，中國人的憤怒常常只剩「爆發」，卻很少「修正」，為什麼？

中國歷史上，人民從來不缺憤怒。問題是憤怒通常來得太晚，也來得太猛。在平時，很多問題不能公開討論，很多不滿只能私下抱怨，很多錯誤無法被條分縷析地檢討。結果是能忍就忍；忍到不能忍，就全面否定。於是，我們對統治者的態度往往會在兩種極端之間擺盪：成功時把他們神話化，失敗時把他們妖魔化。但中間那個最重要的問題，始終沒被好好處理：制度本身出了什麼問題？

二、結構合理性與痛苦歸因

改善生活並不等於結構安全。很多人會說：「至少日子真的比以前變好了。」這一點，我並不完全否認。尤其是「改革開放」以後，生活水準確實提升。但我們必須分清兩件事：「生活改善」與「制度是否能避免下一次災難」。

歷史已經證明，一個制度如果權力不受約束、錯誤不能被公開修正、不同意見被視為威脅，那麼即使一段時間看起來很成功，風險也只是在累積，而不是消失。

當年由鄧小平推動的改革，確實改善了很多人的生活，但它並沒有建立「誰錯了要負責、錯誤如何被糾正」的機制。所以，當權力再次高度集中到習近平手中時，人民其實沒有任何制度性的自保手段。

真正可怕的不是改變，而是「只能賭運氣」

宿命論看起來很務實，但它其實隱含一個非常危險的前提：我們只能祈禱統治者是好人，。

但歷史告訴我們，好人不一定長久掌權，而壞制度卻一定會製造災難。真正穩定的社會，不是靠領袖英明，而是靠一套能在領袖不英明時，仍能自我修正的結構。

一個核心問題是：為什麼中國社會反覆經歷巨大的痛苦、劇烈的情緒性翻轉，卻極少真正累積出「結構合理性」？

什麼是「結構合理性」？

結構合理性（structural rationality）不是指統治者是否善良，也不是指政策偶然是否成功，而是指一個社會是否具備可預期、可檢討、可修正、可替換的結構性安排，使個體的痛苦能夠被理性轉化為制度調整的依據。

「結構」，通常被具體化為「制度」。嚴格來說，結構包含制度而不止於制度。任何較穩定的社會關係都可視為結構。譬如說「三國鼎立」的狀態其實也是關乎結構，但是很難說那是制度；又或者社會上持續的觀念，也是結構的一環。這種觀念往往與制度相結合，但是它們其實可能是超越制度而可支撐制度的相對獨立性的存在。不過，為了簡化討論，我們不妨以「制度」作為結構的主要指涉內涵。

所以，結構的合理性，可就諸制度的一些基本性質來檢視。它至少應該要包含以下四個要件：權力可受約束（rule-bound power）、責任可被課責（accountability）、錯誤可被公開討論（public reason）、制度可被和平修正（institutional revision）。

如果一個社會不具備這些條件，那麼即便短期「有效率」、甚至能「改善生活」，也可能還是缺乏結構合理性。從而，也就可能實際上帶來社會成員的痛苦。

痛苦歸因（attribution of suffering）是一種極其普遍、也極其本能的心理活動。人無法長期承受無意義的痛苦。因此，當人承受痛苦時，常常會問三個問題：為什麼是我？為什麼會這樣？誰（或什麼）該負責？

但不同文化、制度、政治結構下，會強烈塑形人們的歸因方式。而不同的歸因方式可能影響社會的發展模式。譬如，傳統中國的痛苦歸因往往表現出高度「去政治化」的合理化機制。

傳統中國社會對痛苦的主要歸因包括：命（命不好）、天（天意如此）、報應（前世／祖德／因果）等。這些並不只是宗教或迷信，而是具有高度結構功能性：它們將痛苦「去政治化」了。因為一旦痛苦被歸因為：天意（不可抗）、命運（不可改）、報應（是個人或家族責任）。那麼，就自然排除了對「制度」、「權力結構」的系統性追問。

這種歸因方式具有三個效果：維持秩序、降低反抗風險、安撫心理焦慮。但代價是痛苦無法轉化為制度學習。

統治者作為「不可直言的變項」是另外一個重要的問題。統治方式與統治者並非完全不被考慮，但多半是忌諱、暗示性的。這一點非常重要。在傳統中國，批評天子可能意味著破壞宇宙秩序。「君有過」只能由士大夫在極度隱晦的語言中提出；而民眾只能用謠言、天災異象、傳說來「側寫政治」。這種文化的結果是政治被高度情緒化、象徵化，而非理性化。

當代中國已經有所轉變，部分歸因漸趨現代化，但對結構合理性的審視仍然缺席。當代中國人，除了命運與天意，開始大量將痛苦歸因於「個人努力與資質」。個人化歸因看似進步，但是實則可能加重結構遮蔽。

在改革開放之後，中國社會出現一種新的主流歸因模式：你窮，是因為你不夠努力；你失敗是因為你能力不行；你被淘汰是因為市場競爭。

表面上，這是「現代化」、「市場理性」，但實際上它有一個致命效果：它把「結構」性問題個人化了。

例如把制度性壟斷變成「你沒本事進體制」；政策風險變成「你自己判斷錯誤」；階層封閉變成「你不夠拼」。這種歸因方式，反而比傳統的「天命論」更殘酷，因為痛苦不再有超越性的解釋，失敗被內化為自我羞辱，而統治者仍是「不可細究的黑箱」。

即使在現代中國，統治者的責任仍然難以被條分縷析，制度設計仍然不可公開辯論。而失敗只能用「方向正確、執行有偏差」等來解釋。這導致一個奇怪的結果：統治者只在「成功時被歌頌」，在「失敗時被情緒性否定」，但從不被制度性檢討。

三、異議爆發時的反轉：從壓抑到過度歸罪

一個非常重要的、值得深思的問題是：一旦有菁英異議者或鮮明異議勢力出現，痛苦歸因會突然高度集中於統治者。

為何會「過度歸咎」？因為在長期壓抑下，理性分析未曾累積、中間層次的制度批評不存在、痛苦被長期壓縮。所以，一旦出口出現，就會出現情緒爆炸、道德化指控與全面否定。這時候，統治者可能被描繪成萬惡之源、所有痛苦的唯一原因。

傳統中國社會很少出現革命，更少有針對結構進行批判與改革意義的革命。傳統中國的革命存在如下的悖論：推翻人，但仍不理解結構。近代中國的革命也缺少實質的突破。推翻滿清與推翻國民黨政權，兩個階段的革命都伴隨巨大的「痛苦歸因動員」，但幾乎沒有轉化為結構合理性的制度設計。革命成功之後，權力集中被合理化，反對聲音被視為「破壞革命」；但是新制度也快速僵化。

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較屬例外，但是，雖然改善了生活，卻未改變基本權力結構。於是，當習近平利用既有權力結構推進高度集權時，儘管人民感到痛苦，卻找不到任何有效的制度性出口。

痛苦可能推翻統治，但不能生成理性結構。

我們可以總結出一個非常重要的判斷：痛苦歸因確實是一種重要的社會動員力量，但未必是一種建構力量。在缺乏結構合理性的社會中，痛苦導向情緒化歸因，由此可能促成集體動員，並且造成政權更替，但是制度卻可能原地踏步，或在較近傳統的模式中巡梭，而未能走向現代民主化的路。

四、結語

我一直嘗試告訴一些批評我的朋友：我不是在反中，而是在批判。我如果有反什麼，反的是中共，反的是中國社會「沒得選」的狀態。

讓我試著把想說的話說清楚。質疑宿命論，不是否定中國人、不是崇拜西方、也不是鼓吹混亂。我是想讓大家認識一個事實：如果我們永遠不去檢討「權力結構是否合理」，那麼痛苦只會一再被忍受、被合理化，卻很難系統性地被減少。

這，才是真正讓中國走不出困境的問題所在。

對那些肯定或崇拜當今中共中國的台灣朋友，他們顯然樂於看到中國的繁榮、進步，而他們也認為已經看到了這樣的中國，或至少是接近這種美好境界的中國。他們的希望心理影響到他們的觀察。

當今中國大陸社會的不合理結構，具體來說，主要是專制體制，乃至有極權傾向的統治，則在上述表象的掩蓋下，更得以隱藏在幕後。鼓勵台灣接受與這樣的中國大陸統一，其實也就是讓中國大陸社會得以延續、甚至固化其不合理結構，並且推廣其涵蓋面。這不僅是對台灣的傷害，其實也是對中國大陸社會的傷害。如何看見不合理結構，需要大家來努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