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看了一段自媒體人「東渡客」的政治評論視頻，題目是「蔣介石：只要他擋住共產中國，歷史可以任他揮霍」。節目中他指出：“回看中國近代史，蔣介石是一個最具悲劇意義的符號。這不是他個人的悲劇，而是整個中華文明的悲劇。很多人糾結於蔣介石的獨裁、貪腐或私生活，但站在歷史的長河來看，這些其實都不重要。作為當時中國的實際掌權者，他只有一個核心任務：做中華文明的「守門人」，防止極權主義的洪水淹沒這片土地。只要守住這道門，保留下私有制和鄉紳社會的土壤，就能为后来者开启宪政铺好路。如果能这样，歷史原本可以任他揮霍。然而，他失敗了。他看清了對手的本質，卻因為性格深處的「偽聖人」情結、舊軍閥的格局侷限，最終弄丟了鑰匙，讓中國錯失了以最小代價完成現代化轉型的機會。”

東渡客認為，蔣介石兼具流氓與「偽聖賢」的複雜氣質，所以能在民初的叢林社會中完勝完美的汪精衛。蔣介石既清醒又糊塗，他最早看穿了蘇俄的本質，卻在戰略上失敗，而讓極權的共產黨得以統治中國。總之，蔣介石未能成功做好中國的守門員，防阻中共極權統治。

對東渡客的這種論述，我有佩服，卻也有極不以為然處。我認為東渡客恐怕還是接受太多中共方面關於蔣介石的描述，只是因為走向反中共的路，而有了另外一番議論。但是，他對蔣介石的評價，恐怕還是並不公平。不過，更重要的，應該還是他對中國近代改革歷程的過度簡單化理解。這些議論卻可能影響到未來中國的改革之路的選擇，不能不格外謹慎。

從蔣介石評論到對中國近代的改革之路的理解，可議論的點其實非常多。容我此處先從「如何理解蔣介石的反共歷史」切入，試著做出相關討論。

在當前台灣的公共討論中，「蔣介石」與「中共」往往被放在一條高度對立、甚至道德化的軸線上：一邊是威權、失敗、倒退；另一邊則是革命、動員、現代化，或反過來被視為純粹的災難。

這種二分法，在政治動員上或許有效，卻不利於台灣社會真正理解中國近代史，也不利於我們在面對中共現實威脅時，形成穩健而有深度的判斷。

一個成熟的社會，不能只靠「站隊」理解歷史，而必須學會同時承認功業、限制與試誤的意義。

一、蔣介石是偉人，但不是救世主

在台灣，蔣介石的評價長期在兩個極端間擺盪：要麼是威權統治的象徵、民主的阻礙；要麼是反共護台的英雄、不可批評的領袖。

這兩種理解方式，其實都有不妥，有可檢討的空間。

1. 偉人不等於無缺點

若以文明史的尺度來看，蔣介石稱得上是偉人，但並非因為他道德高尚或制度設計高明，而是因為他在極端惡劣的歷史條件下，完成了他人難以替代的關鍵角色。

他確實有嚴重的性格與格局限制——胸襟狹窄、用人多疑、政治想像力不足，這些都深刻影響了他的決策品質。但這些缺陷，並不能抹消他在以下幾個層面的歷史事實：他撐住了抗日戰爭，使中國沒有在形式上滅亡；他維持了一個非極權的威權體制，至少保留了私有制與社會多樣性；他在台灣保住了一塊華人世界中，尚未被極權全面吞噬的政治空間。

2. 「摩西式人物」的意義

理解蔣介石，或許最貼切的比喻不是成功的建國者，而是「摩西式人物」。

摩西帶領族群走出奴役，卻沒有親自進入應許之地；他的意義，在於保存族群、立下法度、為後人留下可能性。另外，我循從佛洛伊德的思路繼續推演，而認為摩西可能原來並無意要創建以色列作為一個獨立國家；但是，他實際上卻強力奠定了這種發展的基礎。而我以為蔣介石於台灣亦然。蔣介石很可能無意締造台灣成為獨立的國家，也無意完成台灣的民主轉型，但他為台灣作為國家的雛形締造了重要基礎，而他也沒有堵死台灣民主轉型的道路。後者正是他與極權體制的根本差異。

二、對中共必須反對，但不能將其簡化為「歷史原罪」

若說對蔣介石的理解容易陷入情緒，那麼對中共的理解，則更容易滑向道德化的全盤否定。

1. 共產主義不是憑空出現的災難

必須清楚區分兩件事：中共後來建立的極權統治，值得明確反對。但是，共產主義作為近代中國的一條改革探索，並非毫無歷史合理性。

近代中國面臨的是一場全面性危機：傳統秩序崩潰、資本主義路徑難以落地、列強壓迫與內部失序並存。在這樣的背景下，共產主義之所以被許多人接受，不是因為它本質高尚，而是因為它提供了三個當時極具吸引力的承諾：組織效率、社會動員能力、對失敗與不平的完整敘事。

這是一種「被選中的方案」，而非歷史的偶然邪惡。

2. 試誤不等於正當化結果

承認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生成合理性，不等於為極權統治辯護。改革本就包含試誤，而問題在於：中共後來將試誤凍結為「唯一正確道路」，並拒絕修正，才導致災難性後果。真正需要被否定的，不是「曾經有人選擇共產主義」，而是將一條失敗路線神聖化、不可反思、不可退出的政治體制。

三、重新理解蔣介石與中共的關係

若承認上述兩點，那麼我們也必須修正一種過於簡化的敘事：蔣介石的錯，在於剿匪不力。從歷史現實看，國共之間的合作、妥協與模糊，未必全是判斷失誤，而往往是結構限制下的有限選項。

正如黃仁宇所說的「大歷史」視角：很多結果，未必是誰「犯了錯」，而是當時只能走到那裡。因此，我們或許應該這樣理解：蔣介石未必錯在「不夠狠」；中共未必一開始就注定走向極權；真正的斷裂，發生在極權體制被確立為不可修正的那一刻。

從我個人的觀點，我們或許應該參考大陸學者金觀濤的歷史見解，他認為傳統中國社會是個超穩定結構，所以會不斷修補結構出現的罅隙，恢復舊有的結構，特別是專制體制。而面對這樣一個抗拒改變的結構，我們很難想像中國能夠順利完成現代化轉型。中共很可能就是藉著極權體制所提供的集體控制力，加上毛澤東個人的靈活權術與對農民的掌控，才得以在一定程度上完成其改革意圖（蘇聯究竟起到多大的作用，有待歷史研究繼續挖掘呈現）。

東渡客強調歷史選擇了蔣介石（而蔣介石卻未能把握這個歷史良機）。從我的觀點看，也許更適合說，歷史選擇了共產主義運動。或者說，中國社會只能夠以中共的模式才有可能被改變（改變的結果是否令人滿意，留下多少後遺症，另當別論）。換言之，我認為東渡客過度低估了傳統中國社會對改變傳統政治結構的抵制力道，以及其可能帶來的困境。這可能是他因為極端反共立場而形成的思路所帶來的思想局限。

進一步說，我雖然也認定中共極權統治，類似一種癌症細胞，可能會把整個中國社會帶向絕路。這一點我和東渡客可能看法接近。但是，反過來，我卻又認為，黃仁宇說的中國大歷史很可能也有道理。中共的改革，也是近代中國社會改革的一段很難避免的過程。這個過程現在恐怕到了必須再大幅改變的時刻。但是，要清楚理解中共之所以成為中國的統治政權、中共的極權路線之所以成為中國的當下的統治模式，不是純屬偶然，或者某個人（如蔣介石）的個性問題所造成，而是中國社會結構的最可能結果。除非面對並且深刻審視這個結構問題，否則未來即使改革，也很可能繼續抓瞎。

四、以上的歷史理解，對台灣有何意義？

台灣今日面對的中共，是一個成熟、穩固、具備極權特徵的政權。反對它，是現實且必要的。但若台灣社會只能用仇恨或道德譴責理解中共，反而會削弱我們對其行為邏輯與歷史自信的理解。

成熟的台灣敘事，應該是：我們反對極權，但理解它如何形成；我們珍惜民主，但不把歷史簡化為善惡童話。

這不只是對過去的尊重，也是對未來選擇的清醒。

總結一句話：蔣介石不是中國悲劇的唯一承擔者，中共也不是中國近代史中一個可以被輕易抹除的錯誤。台灣若要真正走向成熟，必須學會在反對極權的同時，理解歷史的試誤與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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