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有「聖君情結」，作為東方政治文化的骨幹？或許，這個「聖君情結」的主控權，還是建立在於擁有知識與書寫權力的知識份子與文官統治集團手上。至少，從各種層面的文字記錄來看，渴望「明主」的賞識而能一展抱負的知識份子，一直以來就深深陷入對於屈原作品提到的「香草美人」賦予「聖君賢相，相得益彰」作為政治解讀的深深自我催眠中，還有更多汲汲營營而不得志的知識份子的「聖君情結」出現在他們的歌賦吟詠中。

甚至政權從開創步入守成過程中，文官統治集團對於「聖君情結」的堅持在於，「聖君」只是能從太廟祭典後分給眾多文官多少福物，而以「聖君」作為挾持君主保證政治利益的「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遮羞布。

對於廣大的中下層民眾而言，一如今傳為民間百姓所創作的〈擊壤歌〉：「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食。帝何力於我哉？」這的抽象的「聖君情結」大抵是建立在「無政府」狀態下的理想國，實際上，民間對於「聖君」缺乏「情結」，畢竟，以農業作為主體經濟的中國底層民眾而言，對於統治者與政府的認知，只有強調稅收及勞動服務的強制性，其功能性以鞏固政權大於保障人民權益為優先，長久積累恐怕也體認到出現「聖君」的機率遠比「昏君」遠遠來得低的無奈宿命，產生民間歌謠「譏諷」政情的比例遠比謳歌聖君的比例要來的高。
因此，「聖君」並不是中下基層百姓的唯一選項，卻是知識份子與文官體系的唯一選擇，於是聖君情結泰半發生於作為皇權附庸的知識份子身上，這種「政治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則出自於「聖君情結」的又愛又恨，如果，沒有聖君出現就缺少建功立業的契機，但，知識份子不能夠「致君堯舜上」更是知識份子的最大責任。

與其認為這股倒扁風潮只是訴求於「聖君情結」的道德要求，或者應該考量，從政治到商業，要求「信」的重要性。在東方政治文化上，從秦皇漢武以降所迷戀的法家思想，只是將在「堯舜聖君」的政治糖衣包裹在強調「民無信不立」的「役民」觀點；甚至到五百年屹立不搖山西票號能夠「貨通天下，匯通天下」也是建立在「信用」的商業道德上，而今倒扁的百萬紅潮，真的是只迷信「聖君情結」嗎？或者考慮盧梭的「社會契約論」作為意義上的正當性論述，會比較能夠詮釋這些人到底在「迷信」什麼？

不可否認的，「制度」其重要性姑不待言，然而，西方百年企業到政治，不會僅僅依賴一套時時稽核內控嚴謹的制度，而「誠信」這道德往往是CEO選任接班人考量的首要因素，而選民將選票托付給候選人的制度，也是建立在一個對於人性基本信任上，只是確實履行契約的社會，還是必須有道德作為透支的保障。

當政治被政客搞到一種非常噁爛的程度，民眾除了對於政治冷感以外，就是要期待一個政治英雄出現，有效的終結眼前的紛亂，這就是現代的「聖君情結」。
現在有很多人站在街頭，或許期待的不是聖君，而是民眾犧牲自己部分的自由作為「契約」上的履約保證，用選票希望某個人能夠履行的的競選承諾的最低部分，這種期待肯定不是希望某個「當選人」成為「聖君」繼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的道統，只是希望這個人最好不要「望之不似人君」，出來幹點像人在作的事情，不要讓大家覺得政治噁爛到大家都不想要管的程度，搞到一個社會亂到有你也好反正也沒什麼好期待，沒有你感覺也沒有什麼差異只是少付點薪水給你的「無政府狀態」。

如果沒有這種噁爛的政治亂象，民眾不會對政治冷感，根本也沒有需要什麼「聖君」，既然每個人都有參與改變自己生活的可能性，我們還需要聖君作什麼？
對社會冷感一點，如果每個人都這樣，其實，最後的可能性就是就象那位無辜的路人甲開著紅車就被一堆同胞對著他用力又打又砸，這就是對社會事務冷感的代價。

聖君不能保障我們的生活，而我們的生活只有靠自己的自覺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