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一塊麵包,應該要送到凱達格蘭大道去給靜坐的人吃比較有價值?還是要送到育幼院給貧童吃才是有價值?

如果,麵包有意識有選擇的權力?麵包會怎麼說呢?

由於麵包不會說話,也不能選擇自己要被誰吃,所以我們買下麵包,替麵包作了選擇,把這些麵包送到靜坐的地點去給徹夜靜坐的人吃掉,那麼,對於想去育幼院的麵包會想要難過哭泣嗎?只因為這些人本來就有錢可以買麵包吃的,偏偏就這樣佔用了沒錢吃麵包的小朋友吃麵包的機會?

就一種感覺的角度來說,好像也對。的確,弱勢團體的小朋友本來就沒錢吃麵包,就快餓死了,把麵包放在這個區塊,是一個合情合理的優先考量。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說,請靜坐的朋友吃個麵包應該也不過分吧!

從古早古早的年代很遠的地方開始扯吧!

過去,有個人唸醫科到了一半,決定要轉行換工作,有人會說,「這種人太沒定性,要是他唸完醫科也是庸醫一個。」不過,人家的說法是:「當醫生只能醫治一個人,他想要醫治國家才能救千千萬萬的同胞。」

他就是現在你所使用的新台幣一百圓鈔票上的那個人。

一個知識份子,該像李家同一樣去關懷弱勢、關心教育、憂國憂民,把時間花在很多的教育弱勢學生身上,希望在這個時候請大家要和衷共濟少浪費社會資源?還是要站出來要大家好好的想想「向上提昇,向下沉淪」,或唸唸「止謗莫如自修」的大道理,就能減少很多社會資源的浪費?

如果你還相信,面對一個拿著M-4突擊步槍的恐怖份子正在打劫銀行的時候,可以唸一段心經就讓他痛惡前非的話。基本上,我相信後頭的那個知識份子典型應該可以有效而且成功的改善這個社會,只是古往今來也只有六朝的「生公說法,頑石點頭」是一個成功的案例。

所以,思考麵包應該要給誰吃的問題,也類似以下這個選擇性的兩難。

當個知識份子,到底是要好好的唸玩醫科,然後出來當個月收入從廿萬起跳知名的整形醫生?還是要當一個隨時都有機會發生醫療糾紛而吃力不討好卻能救人一命的外科醫生?相信這是很多醫科學生面對生涯規劃的時候所要面臨的抉擇,究竟要理想性高一點?還是要社會性高一點?可以確定的是,目前的外科醫生短缺,已經告訴我們,部分知識份子對於生涯規劃的抉擇了。

而所謂的理想性,應該要把理想的層次拉高到哪一種堪稱是崇高的程度才行?而崇高的定義,應該是要建立在馬偕,遠渡重洋來到台灣行醫傳教的行為上?還是要像蔣渭水這樣,不好好的當個醫生,卻沒事情要幫台灣的前途把脈開藥方?

到底把社會資源用在對於現實與政治的吶喊上是不是一種浪費?還是要把社會資源投注在真正的弱勢上才是合乎公義的行為?

這就像前面提到的,醫生到底該要救人還是要救國,才是理想性的「正業」?

這也像過去很多社會出現質疑的聲音在問,為什麼宗教團體不能把救災的資源用在國內,只因為國內的災民很悽慘,沒事情要發動龐大的資源投注在國外的天災,這樣是不是太對不起同胞?甚至是更早之前的質疑,認為台灣的錢不應該拿到中國去辦小學,因為,台灣這裡是「生吃都不夠,還要拿去曬干」。

在這種雙重的選擇之下,並沒有價值觀上的衝突,關鍵在於,在本質上,這是不同層次的問題。中國的文盲與國外的天災,這是人道主義上的人饑己饑的博愛精神,但是,台灣的基層教育問題,這就是政府的施政效能問題,並不是博愛精神的問題,因為這是政府的責任。

我們的政府既然要求納稅義務人要將納稅這種行為視為憲法規定的「義務行為」,而憲法也保障了人民接受基本教育的「義務」,我們的政府就有責任要將小學教育辦好,而不是拿了稅金又不辦教育,還需要企業家在繳納稅金之後,繼續背負基層教育的社會責任,那我們需要政府作什麼呢?

儘管,企業家有道德責任與實際能力輔助社會責任,讓一張社會保護網更完善,但是,你不能阻止企業家讓其他社會有提升的道德理想與博愛精神,相反的,所有的納稅義務人更應該要監督政府,為什麼政府要求納稅義務人盡了義務,卻不能保障憲法規範之內的義務教育水準?你不能否認政府是有義務要負擔施政責任與社會急難救助,而人民只是有沒有意願要選擇進行人饑己飢的道德行為行為。

因此,不能將急難救助的行為價值與人民呼籲與監督政府的行為方式混為一談。

換個角度來看,一個醫生,一次也只能救一個人,而在一個需要知識份子站出來的時候,如果他選擇出來救國,是不是能夠救更多人呢?或者這麼說吧,如果政治不安定,搞到民不聊生,人民貧病交加,一個醫生每天又能治好多少病人,每個人都知道,病根不除,充其量是治標不治本,這可能是當初秉持理想性的知識份子最後作出抉擇的考量。

一塊麵包,到底該到哪裡去?到底是讓靜坐的人吃了比較好?還是要給弱勢族群吃掉比較好?這是一個非常值得深思的答案。

只是靜坐的人可能表達的是他們的政治傾向,也可能是表達他們對於社會的一種觀感,如果,沒有這些人站出來靜坐遊行,或許,我們還要忍受一個直接的問題,就是你所繳納的稅金到底花到哪裡去了?我想,在民主法治社會裡頭,每個公民都有這個資格向政府查詢一下的權力,當政府官員不願意依照法律辦理,你也只能透過憲法保證的合法權力向不願意交代的「公僕」問一下。

從這裡延伸出來的現實就是,如果我們的公僕是很認真的很有效率的在為人民服務,或許,你應該不用質疑,為什麼要把掏錢出來買麵包「賑濟總統府前靜坐的災民」的難以理解。

如果,政府的公僕真的各司其職作到枵腹從公的境界,那麼,你所擔心的弱勢團體,早就被政府的相關單位給安置的相當妥當,而經費有限的政府還能尋求企業家或是人民所形成的社會防護網進行補強。

但是,政府行政效能的不彰,也會間接導致現在需要麵包救濟的弱勢團體的迅速增加,到底哪個是標?那個是本?不言自明。

起碼,一個人掏腰包買麵包的力量是很有限的,頂多能救幾個人救個幾餐應應急而已,長期來看,效果還是很有限,但是,今天如果不站出來讓空轉六年的政府以及一直以為人民是沒有自覺的政客了解一下人民對於政府還是有基本要求的決心,由腐敗政客所把持的政府所製造的社會問題,應該不是只有一個人買一個麵包給一個小朋友吃這麼簡單就能解決的了。

畢竟,幫一個人很容易,要幫助整個社會,不用政府的力量以及社會力量的從旁輔助,還是沒有辦法的。

或許換個角度來看,為什麼有人願意掏腰包來請凱達格蘭大道的靜坐群眾吃東西個問題會比較輕鬆一點。例如:買個東西請朋友吃,好像都是我們熱情款待別人的習慣,尤其是跟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坐下來吃個飯,也是很正常的。

或許今天會自掏腰包買了幾千塊的麵包,請靜坐抗議的朋友來吃,只是因為不能像這些人整天呆在那邊的一種個人支持方式呢?尤其在很多人拋下工作跑來靜坐,但是更多人必須要堅持在他的工作崗位上,能不能用請吃個麵包表達一下自己的意見呢?

在有人靜坐要求政客要善待百姓的這個同時,其實,還是有很多人掏腰包請小朋友吃營養午餐的。這個世界並不是像24小時連線的新聞台一樣停止在凱達格蘭大道上的。

有關政治的事情,當然不會是生活的一切,而將政治當成生命的重心,也不是所有人的生活典型,只是在台灣這個公民社會裡,選擇對政治冷感不是錯,因為過去政客讓我們產生太多的失望,但是,缺乏對政客的監督,卻有可能是讓更多人失去生存與成長機會的姑息養奸,儘管,這只是一個靜坐,也不見得到足以影響後代子孫偉大程度,至少,也該讓政客知道,權力是應該用來保障人民生活,而非結黨營私的工具。

只是請吃個麵包而已,這樣還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