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刻劃五十年代年輕人

林懷民是民國五十年代台灣文壇中，最為活躍、傑出的小說家之一，他寫下了《變形虹》（台北：水牛，1968年9月初版）及《蟬》（台北：大地，1974年7月初版）二本小說集，可是民國六十年代以後，我們已看不到他發表小說，他似乎把全身的精力都投注到「雲門舞集」上了，而且舞得有聲有色，其表現傑出得令人驚豔，成為台灣文化界最受矚目的藝術工作者之一。但小說愛好者多麼希望，還能再看到他在小說界重放光芒。

由林懷民所發表的小說來看，故事性不高，敘述又偏重小說人物的心理、意識，然其特異、現代、感性、敏銳的文字，具有一股吸引人一直讀下去的魔力，並且讓所有讀者明白，他對於刻劃民國五十年代年輕人的精神、面貌的專注與努力

幾乎可以這麼說，林懷民絕大部分小說都在描寫民國五十年代年輕人的迷失、寂寞、虛無、飄泊、無依。台灣小說界中，為民國五十年代年輕人塑像最力者，當推林懷民。

（二）偏向病態

林懷民筆下的年輕人多偏向病態，一個個幾乎都徬徨、蒼白，他們遠離了光明，生活在灰黯之中，簡直不知道為什麼而活？生活的目標又是什麼？

「日子刻板、寂寞難以忍受，可怕而無奈，而這就是生活。只要你還要呼吸、吃飯，就得正視它。」（〈變形虹〉）

「你為什麼要死？……最好是什麼原因也沒有，只是厭倦了，對生活感到窒息。」（〈鬼月〉）

這些「衰老」的年輕人，說這樣無可奈何的話，的確叫人窒息。

當然他們也覺得和社會格格不入，中間有很大的隔閡，沒有人了解他們，進而憤世嫉俗：

「我不知我是不是快樂。某些人卻由我們嘻嘻哈哈的外在，自以為讀到我們的內心，肯定了我們膚淺的狂熱、不可救藥的無知和天生的劣根性。」（〈轉位的榴撻〉）

「人總要活下去，要活下去，你就要說大家希望你說的話，做希望你做的事。」（〈兩個男生在車上〉）

可是，他們對於自己的未來與前途是無能的，除了無聊的閒扯（在〈蟬〉中，甚至無聊到細數吃口香糖一分鐘嚼幾次？）、蹺課、戀愛、跳舞、遊蕩等等之外，又能做些什麼呢？他們讀大學已是「看人家唸，自己也跟著唸」，等到快畢業了，所面臨到的，最典型的就是「出路」問題，而林懷民的小說人物往往無所適從，像〈穿紅襯衫的男孩〉中的「我」想，「我自然明白他是問當完兵以後做什麼？可是，我不知道我要幹什麼？」如果答案是「出國」，他們馬上又會反問：出國又怎樣呢？〈星光燦爛〉中的劉思民也說：「我不知道我要什麼，能做什麼，也許我要孤孤寂寂過一輩子，其實我並不在乎這樣。」

這就是林懷民筆下民國五十年代的大學生，現在的大學生又如何呢？他們不也有著林懷民小說人物的普遍影子？

（三）無法面對現實

大部分的年輕人就這樣迷迷糊糊、渾渾噩噩的生活，當然這些人並不承認這算是一種生活。其實，還有些人是想力圖振作的，像〈兩個男生在車上〉的「眼鏡」就說：「我早認了，想歸想，做歸做。好好把書唸通點，把自己的實力弄紮實點，其他都是自欺欺人。你蓋得再響，肚子沒貨，人家拿你當個鳥？」又如〈蟬〉中的莊世桓也意識到，不能老是這樣抱怨，那樣發牢騷，「總要—— You've got to do Something！」

最糟糕的是，有的人無法面對現實，竟想不開而自殺，以尋求解脫。如〈星光燦爛〉中的劉思民，家境好，什麼都不缺，才二十歲，又沒失戀，他卻認為「一切原來如此可怕、醜陋」，活著本就是一種「偉大」的騙局，他一天到晚嚷著要死，而且也真的認為快樂是不可能的，於是割腕自殺了。又，〈蟬〉中的范綽雄，也選擇自殺，他說：「生命就像一棒棉花糖，賣的人說好，看著好看，吃起來甜甜的，其實什麼也沒有，到頭來只剩一根髒竹片——」

（四）成功的時代寫實主義者

林懷民筆下這些徬徨蒼白的年輕人，處身於正是存在主義風行的台灣，但並不能說，有了存在主義才產生這些苦悶、迷失、虛無、飄泊的年輕人，因為，即使存在主義已成歷史名詞的今天，依然可以在許多大學生身上看到林懷民筆下人物似曾相識的影子。葉石濤先生在《變形虹》書序說，林懷民小說人物的所言所行，都算是「現代工業社會普遍的時代性的病態」。雖然林懷民的小說曾被誤解為一味沉迷於灰色的墮落，引起衛道者的責難，然而我們必須承認，他確是一位成功的時代寫實主義者，「他猶如一個溫度計，正確地反映、記錄下來這些時代的病態」。（葉石濤語）

多年以後，如果林懷民以「雲門舞集」為題材，寫成一部長篇小說，那又會是什麼光景呢？其中的小說人物，還是些徬徨蒼白的年輕人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