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白大河小說《浪淘沙》﹞

（一）臺灣人的集體潛意識

臺灣於中日甲午戰後，被清廷割讓與日本，開始長達半世紀的殖民統治。為能徹底控制臺灣，日本總督府採取種種極權、高壓、不人道的手段，臺灣除了割地前短暫的乙未抗爭，以及後來西來庵、霧社……等少數抗日事件外，臺灣人便在殖民統治的差別待遇下，過著屈辱的、飽受壓榨的日子，絕大多數人忍氣吞聲，敢怒而不敢言，其內心之苦悶可想而知。

特別是日本殖民政府的威權統治以及殖民者自認高人一等的心態，當然引起被殖民者的不滿，誠如前輩作家吳濁流於傳記《無花果》所言：「一旦淪為殖民地之後，不但有政治上的差別，還有教育的不均等，待遇和機會的不平等，然而這些敢怒不敢言的種種辛酸卻必須承受。」此差別待遇正是殖民地人民平時生活內心的最痛。雖然日本為了便於統治，在推展「皇民化運動」時提出所謂的「內臺融合」，吳濁流認為這只是口號：「所謂一視同仁、內臺融合、內臺結婚，口號倒蠻像回事，實則為政者不時都在暗地裏阻止著內臺融合。這當然不外是發自民族偏見，日本人的那些為政者都是認為大和民族的血比漢民族的更優秀。」畢竟在一般日本人眼裡，臺灣人仍然是「清國奴」。尤其到了戰爭末期，日本人更是變本加厲，令吳濁流痛恨不已，他於另一傳記《臺灣連翹》說道：「反正在臺灣的日本人，沒有真正的知識分子，他們到了戰爭熾烈的時候，犧牲越來越大，其心理變態就越趨嚴重，於是把莫名其妙的罪轉嫁在本島人身上，而那些官憲像瘋狗一般，只要碰到就想向本島人咬一口。」

對於上述差別待遇的不滿，日本時期許多臺灣小說已有不少或隱或顯的反映，如賴和〈阿四〉、楊逵〈模範村〉、龍瑛宗〈植有木瓜樹的小鎮〉、王昶雄〈奔流〉……等，不過較為全面的痛訴與深刻的敘寫則非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以及鍾肇政、李喬、東方白的大河小說如《濁流三部曲》、《臺灣人三部曲》、《寒夜三部曲》、《浪淘沙》等莫屬了。而臺灣人面對「高人一等」的日本人，不可避免會產生一種既自卑又不屑的微妙心理，如果臺灣人與日本人談戀愛，則結果註定是絕望的愛戀與宿命的必然，以悲劇收場。林瑞明〈人間的條件──論鍾肇政的「滄溟行」〉指出，此種絕望的愛乃是日本時期臺灣人的「集體潛意識」（collective unconsciousness）。茲以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鍾肇政《濁流三部曲》、《台灣人三部曲》與東方白《浪淘沙》為例，比較探析之。

（二）《亞細亞的孤兒》的絕望之愛

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以日本時代為背景，寫當時臺灣青年既被日本人歧視，又未被中國人接納的尷尬處境，是臺灣文學史上極重要的自傳式長篇小說，作者以孤兒意識為具體表徵，為我們塑造了一種極為鮮明的殖民地性格，被譽為臺灣文學經典的首席作品。結構方面，《亞細亞的孤兒》是第一個以浪漫的愛情故事架構出「臺灣人命運」的歷史長篇，其中也首先觸及異族間的「絕望之愛」。

《亞細亞的孤兒》主人翁胡太明初至任教的國校，無意間發現日籍教員和臺籍教員存有芥蒂，偏偏他卻鄙夷有意向他表示親近的臺灣女老師瑞娥，對於她的柔情，覺得累贅與厭煩，反而被同為新聘的日籍女老師內籐久子所吸引，認為她美好無比，是「白璧無瑕的理想女性，是一位絕對的理想女性，簡直可以和天上的仙女相比擬」。吳濁流筆下的內籐久子，高女畢業，活潑豐美，善於運動，看來健康開朗，極具活力，她也熱愛跳舞，富有朝氣，那健美的體魄往往吸引人目不轉睛地欣賞她的表演，她精湛的舞藝，讓觀眾不由自主地被她吸引，胡太明認為她翩然起舞的模樣，極為迷人，也因此對她產生無限傾慕。即使胡太明老是想著「她是日本人，我是臺灣人，這是任何人無法改變的事實」，卻仍一味耽溺其中，為著彼此間無法填補的距離而感到空虛、痛苦。

胡太明後來發現，久子雖然溫和親切，但潛意識中，存有優越的民族意識，不能適應文化差異，有時會漫不經心地批評本省人，如「有意無意地說太明有大蒜臭。而且動輒批評本省人，雖然不一定懷著惡意，但她內心的優越感，卻在不知不覺間表露無遺」，呈現出對臺灣人的偏見，有著無知的驕傲，然而這種缺點，非但沒有減少胡太明對她的思慕，竟還使他對久子的戀情日漸增長，而且「久子不在的學校裏，顯得像人生邊境似地淒涼和寂寞」。胡太明曾想和久子結婚，不過這似乎只是一廂情願，畢竟結婚和戀愛究竟是兩回事，還有一大段遙遠的距離。

等到久子即將調差，胡太明深信這是卑鄙的校長為了離間他和久子的伎倆。當他鼓起勇氣向久子表白，詎料久子居然回答：「我很高興，不過，那是不可能的，因為，我跟你……是不同的……」足見她心中存有根深柢固的殖民思想，「殖民者∕被殖民者」的身分落差，乃是造成兩人感情阻隔的最大原因。當然，久子在聽到太明的告白，沒有進一步地回問，就堅決表示，那是不可能的，一口否決任何希望，不讓胡太明存有其他的遐想，劉奕利《臺灣客籍作家長篇小說中女性人物研究》分析指出，因為種族不同的關係，是以日本人和臺灣人很難聯姻，尤其日本女性更是很少選擇臺灣男性，基於日台差距，讓她縱使欣賞太明的才華，但仍不能接受他的追求，她明白自己會被調職，或許是因為太明的緣故，此事使得她更加警醒兩人的族群分別，認知到不僅環境不鼓勵，社會地位的差異也是兩人戀情的最大阻礙，因此斷然拒絕太明的追求。於是，胡太明異族愛戀的憧憬，至此徹底幻滅！絕望的胡太明為了忘記這錐心泣血的一切，乃遠渡重洋到日本留學。

臨行前，胡太明沒想到，一直被他漠視情意的瑞娥特地向學校請假來基隆港送行，並且周到體貼地送護身符和掛錶袋兩樣小禮物讓他留作紀念。胡太明雖然內心非常感激和溫暖，可是他終究未能接受瑞娥的熱情與愛意。

（三）《濁流三部曲》的絕望之愛

鍾肇政《濁流三部曲》第一部《濁流》中的「我」（陸志龍）和國校女同事谷清子之間的愛戀，是最典型的「絕望之愛」。

甫自中學畢業，尚未滿二十歲的陸志龍受聘到國校擔任「助教」，他從懂事時便對日本人留下懼怕敬畏的印象，對異性則存有一種本能的憧憬與渴望。偏偏他個性膽小到像「一條溪裡的香魚」，根本不敢正眼看女人，為了偷看坐在正對面的日本女同事谷清子，他常常用手掌把面孔整個掩起來，再由指縫間往前窺看。即使谷清子是較他年長的有夫之婦，他仍禁不住產生愛的憧憬與遐想。

在陸志龍眼中，谷清子越看越美，「下垂的彎眉，同樣地下垂的眼尾，長長的睫毛，小巧而直的鼻，不十分鮮艷的朱唇，薄施白粉的面頰，每一處都有一種『浮世繪』裏人物的韻味。也許，那是柔態的美，不能算是動人心魄的，可是她是耐看的，百看不厭，而且還是越看越美有風韻的美」，而且「淡中有濃，素中含豔的日本古典美人的美色，竟然是那樣動人，那樣媚人」。她待人客氣禮貌，溫柔嫻靜，「一言一動，乃至一顰一笑，都似乎有著一種克制工夫在作用著，永遠不會過火，永遠不會放肆」，是一位典型的日本古典美人，他認為，在「浮世繪」裡出現的美女就是那個樣子；而且她還有著母親的體貼、姊姊的深情，充滿了魅惑異性的溫婉嫵媚。

欣賞歸欣賞，陸志龍畢竟難除自卑的心理，不時會認為，對方心中抱有成見，瞧不起「臺灣人、支那人的後裔、張科羅小子」。他經常提醒自己要克制，因為她終究是日本人；比他年長；是人家的太太，且是出征軍人的；縱使她與丈夫之間並沒有愛。無論如何，這只會是「絕望的愛」，誰也挽不回這註定要絕望破滅的命運。可是，由於配合支援「藝能挺身隊」的演出，陸志龍與谷清子為了指導節目，有了許多單獨接觸、相處的機會，陸志龍對谷清子產生無限的遐思，將愛慾與依戀都混雜在一起，甚至於有了奇異的夢境，如「我離開那個地方，茫茫然地向前彳亍。我的身體內有一個東西在蠢動。它牽動了我的每一個細胞。它是那樣不可抗拒，那樣強勁有力，就好像是一股怒吼的濁流，我已陷身其中，再也無法自拔。我被沖走了。我看到岸上裸露著上身的谷清子。兩隻豐碩的乳峰靜靜地擺在那兒。我拚命地划水泅向她。可是越是努力，我和她的距離越遠。『谷……』我幾乎叫出來」。於是一步又一步地，到了陸志龍在谷清子家中一起躲空襲警報，谷清子驚慌害怕下向主角靠攏，兩人之間有了親吻，陸志龍飽受感官、髮香、女體的刺激，終於深陷這「絕望之愛」，並且為此而痛苦煩悶。

谷清子在日本內地曾有兩段愛情，但對方都因戰爭而喪生，谷清子因此認定自己命帶不祥：只要是她所愛的人必會遭到不幸。谷清子認為自己已經沒有追求愛的權利，所以才會在愛情上多舛多難。後來，她被迫結婚，幸好二人之間沒有愛情，是以丈夫出征快兩年了，一直安好無恙。如今，雖然她對年輕的、有著良好文學素養的陸志龍頗有好感，又怕會為陸志龍帶來不幸，所以她小心翼翼地將他當做弟弟看待。可是，經過郊遊、遠足、空襲警報……等等的相處，兩人還是產生情愫，不可避免地掉進「絕望之愛」的泥淖之中。

陸志龍對於「絕望之愛」的思想是有所自覺的，早先他注意到學校辦公室的芳鄰藤田節子，處處發散著天然的青春美色，他警告自己，「其實，我也曉得自己絕不敢去愛她，人家是日本人，而且自己又是職卑位低的新進人員……縱使我的心不由自主地愛上她，我也不會對這愛情抱存任何希望」。事實上，陸志龍的學校同事簡尚義想追求藤田節子，為了縮減兩人之間的臺日身分差距，簡尚義還改名為「竹田尚義」，但藤田節子必定不願突破階級的落差，去接受他的情感，他當然無法獲得藤田節子的芳心，所以兩人之間的關係始終沒有更進一步。而陸志龍早就認清日本人與臺灣人是「主人∕奴隸」的關係，或者說根本就是敵對的。當陸志龍與谷清子愛戀時，也一直被這種「矛盾的情感」所困惱，內心痛苦不已，他想到，「縱使我和谷清子相愛，但那會有什麼結果呢？那祇是『絕望的愛』而已，誰也挽不回它的絕望破滅的命運」。正當進退不得之際，谷清子遭到對她早有野心的州視學所染指，更慘的是，谷清子懷孕了，於是她選擇吞安眠藥自殺。在留給陸志龍的遺書上說，這是她唯一的路，至於補償他的深情，只有等來世了。

傷心欲絕的陸志龍離開大河，回到五寮老家，依然拒絕家中安排的親事，他以深造為由，考上彰化青年師範學校，得以告別家鄉，擺脫這一段蝕心的「絕望之愛」。然而這「絕望之愛」卻成了他的噩夢，一直跟隨著他，影響著他，他也因自己沒死，頻頻怪罪自己是個懦夫、卑怯、猥瑣的人。這就是《濁流三部曲》第一部《濁流》中的「絕望之愛」，怎不令人唏噓！直到第三部《流雲》，主人翁陸志龍才與「有著生命的韌性，也同樣在男人背後成為支柱，甚至像個母親保護守護著家與家人，只要接近她，就會覺得心安與平靜」的「永恆的女性」（註）──「銀妹」相結合。李喬認為充滿土性與野性的銀妹，是大地化身，才是陸志龍理想的妻子。這樣的安排，當然蘊含著對台灣本土認同的象徵意義。

（四）《臺灣人三部曲》的絕望之愛

鍾肇政《臺灣人三部曲》第二部《滄溟行》中的陸維樑，和臺北書店日籍老闆的女兒松崎文子也談了一場轟轟烈烈的「絕望之愛」。與《濁流》最大的不同是，谷清子是少婦，為美麗與憂愁的象徵，展現陰柔的古典之美；而松崎文子則是剛從女子學校畢業的青春少女，她明理果決、端莊大方，展現的是朗亮的現代之美。

陸維樑從新店仔公學校畢業後，因為成績優異，校方鼓勵他投考當時臺灣的最高學府──也是唯一的中等學校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未來才大有上進的機會，可是固執的母親堅持「讀日本蕃的書，有什麼好」，致使陸維樑失去升學的機會，於是十八歲的他隻身來到臺北城本町一家書店當店員。書店老闆是日本人松崎，這位頭家待陸維樑親切誠懇，除了教他如何應對客人、做好份內工作以外，還鼓勵他自修，參加「檢定」。這是由於陸維樑純樸誠實，又有一副聰明敏銳的腦筋，才令頭家對他另眼相看。陸維樑也慶幸遇到像松崎這樣的好人；似乎頭家松崎「這個人是不同於一般來臺的，充滿一種『割據』意識，以統治階級自居，視臺灣人為劣等民族的日本人」，陸維樑於是在這書店一待就三年，其間苦讀不懈，檢定成績也讓人刮目相看。

文子則是松崎夫婦的獨生女，女校畢業後，由東京來臺與父母同住。因為陸維樑長得英俊，人又老實可靠肯上進，頗得文子好感，所以徵得松崎夫婦的同意，陸維樑成了文子出遊的嚮導。在陸維樑眼中，文子身材雖然不高，但亭亭玉立，高尚優雅，美得教人不敢逼視，世界上沒有人堪與相比；而脫下了居家和服的文子，「換上了一身洋裝，胸部鼓起來了，裙子下也裸露著大半截小腿，配上黑色的半高跟皮鞋，渾身如一隻輕燕，又美又活潑」，多麼朗亮、青春，怎不令人心動！其所流露的現代之美，與《濁流三部曲》谷清子的古典美，形成饒富興味的對比。

可貴的是，文子認為日本人和臺灣人本身是一樣的，並無任何差別，她能打破階級觀念，真心接受文化差異，去親近種風俗，主動涉足日本人很少去的廟宇，還願意品嚐臺台灣小吃。她不以殖民者的神聖地位自居，沒有任何優越感和自傲之氣，「她不認為臺灣人是不潔的、懶惰的、卑屈的、狡猾的」，她覺得「那種人，日本人也有，在日本也隨處可見。什麼人都一樣，有好的也有壞的」，是以和陸維樑在一起，明明有「主∕從」之別，她卻完全平等相待。反而陸維樑也感到莫名的誘引，自己的心結卻無法打開，「他內心裏是有分寸的。對方是高嶺上的花，而且是異國人，此外家世、教育程度，在在都有一大截距離，他不敢存有非份之想」。當他自覺到真正愛上她時，內心不免矛盾，因為她終究是日本人，是異族，與漢民族是截然不同的，更何況這異族，正是騎在臺灣人頭上的宿敵；而痛恨日本人的母親，連日本書都不讓他唸了，遑論娶日本女子為妻！事實上，殖民當局所謂的「日台通婚」，充其量只是鼓勵在臺的日本男子，娶本島女子為妻而已，至於日本女子嫁給臺灣人的，幾乎未聽說過。陸維樑心想，在這種情形下，與文子相愛，豈非不智之舉？

文子看出這點，就鼓勵陸維樑唸醫專，認為父親會因此允許他們深一層地交往，甚至結婚。文子堅信「愛是神聖的」，可是當她向父親表達對陸維樑的愛意，頭家松崎卻大為震怒，跟陸維樑原先所了解的完全相反，松崎竟向女兒文子破口大罵：「妳知道他是臺灣人嗎？他是『張科羅』啊。」陸維樑這才明白，原先以為頭家松崎誰知先前對他的鼓勵、溫情、慈祥，這一切都是假的，日本人自認高人一等，對臺灣人都有嫌惡、歧視的內化心理，即使口頭上不明說，每到關鍵時刻，便自然地表露無遺。所以說，他──松崎，原來也只是個「日本人」罷了！陸維樑愛過也被愛過，但與文子之間的愛終究是絕望的，於是他懷著這破碎的滿足感與滿心的依戀，黯然離開那家工作了數年的書店，也斷了參加專檢以取得頭家松崎認同接納之路。

回到家鄉，陸維樑積極投入抗日的農民運動，為殖民地爭取尊嚴。文子三番兩次打探追蹤陸維樑，大老遠由臺北趕來新竹找他，當她獲知陸維樑賭著性命從事這種危險的工作，不但不認為他是所謂粗暴、恐怖的「不逞分子」，反而更加崇拜他，盛讚他是「英雄」、「革命者」，表示願意等他，十年八年都無所謂，此患難之情更見可貴。文子故意拖延家裡安排的相親，還準備獻身給陸維樑，但在愛情與理智的糾纏之下，身為堂堂男子漢，陸維樑不願平白褻瀆文子神聖純潔的身體。後來，陸維樑因率領農民向日本拓殖會社抗爭，以觸犯「騷擾罪」被判刑六個月，移入臺北監獄，文子又設法前來面會，陸維樑未加思索就決定要以冷漠來待她，可是文子的一往情深和英雄崇拜，使陸維樑的態度漸漸軟化，「他的內心在激烈地交戰。文子畢竟是深情的，而且是真摯的，對他一片癡心的。然而，這又如何呢？反正得不到好結果啊。不僅得不到好結果，抑且只有彼此痛苦而已」。雖然陸維樑沒有勇氣跨越民族間的鴻溝，文子也受限於父母權威式的管教，使得兩人的愛戀，依然只能是一段「絕望的愛」，但在鍾肇政的筆下，男主角不同於以往，已不再是自卑的角色，且塑造出強者的形象。

出獄後，陸維樑終於接納了象徵臺灣母土的童養媳玉燕，並在抗日運動前輩們的安排下，離開臺灣，前往祖國大陸讀書，為開拓自己的前途，也為自己的同胞們奮鬥。於駛往大陸的船上，陸維樑寫給文子一信，徹底結束了這一段「絕望的愛」。

（五）《浪淘沙》的異族愛戀

比鍾肇政（1925-）大約晚了一個世代的東方白（1938-），其《浪淘沙》裏面，有關情愛的描寫都集中於代表客家族群的江東蘭身上，他是《浪淘沙》的三位主角之一，娶福佬人陳芸為妻，生了一對兒女，後來發生了兩段婚外情，對象一為新竹中學同事伊田遺孀秋子，一為被派到緬甸仰光擔任日軍譯官時，結識流著英國與華人血統的吧女雪美旦那，有了一段短暫而浪漫的愛情。其中與秋子的愛戀，以及高橋幸男之娶日本女子為妻，跟吳濁流、鍾肇政筆下「絕望之愛」相較，表現方式已有極大不同。

在新竹中學任教的江東蘭，因合作編寫中國「白話文」讀本，而與同校的日文教師伊田熟識。秋子是伊田的妻，年輕美麗，姣柔纖細，皮膚雪白，經常梳著那種日本女人特有的雲髻，穿著微露背脊的和服，待人彬彬有禮，身上散發著幽雅與溫柔的東方之美。江東蘭對她很有好感，不時欣賞著。不久，伊田意外病故，秋子在臺舉目無親，便暫時在江東蘭家裡住下來，心情逐漸開朗起來。某晚江東蘭正在書房看英文版的《浮華世界》，秋子進來找他談話，東方白如此形容：「她穿一襲白綾子和服，梳一頭雲髻，踩一雙白色足袋……雖然沒搽胭脂與口紅，卻是一臉蘋果的粉紅，兩隻杏子般的大眼睛閃閃發亮，心情似乎十分快樂，使東蘭直瞪著她出神，她彷彿變了一個人，他從來都不曾發現她是這麼一個清秀細緻的美人……」江東蘭本就喜歡秋子來跟他談東話西，此刻即一邊品茶，一邊頻頻欣賞「顯示在一個日本女人身上的那種幽雅與溫柔的東方之美」。江東蘭平時喜歡養蘭，他欣賞蘭花，也欣賞秋子，他覺得蘭花很美，但秋子更美，令他神魂顛倒。兩人朝夕相處下來，秋子原本對江東蘭的一片敬仰轉化成一股熱烈的愛情，而江東蘭往日對秋子的好感也一下子昇華為愛意，二人於是墜入愛的漩渦裡了。這段婚外情，因江東蘭妻子陳芸冷靜以對而未進一步發展。

不過這段「絕望之愛」並未就此結束，當妻子陳芸生產之後，秋子到醫院探視，江東蘭已三個月不曾見到秋子，覺得她分外嫵媚秀麗，「她穿一襲茄紫撒櫻花的和服，環著粉紅大板的胸帶，花式的日本髮髻上插一把玳瑁梳子，兩條金穗垂在兩鬢上，她手拎著一把日本傘，白足袋的腳踩著一雙稻桿織的拖鞋」，她嬝娜多姿地斜倚在病床邊，只顧著對江東蘭含羞地笑著，令江東蘭一時看呆了，張口結舌，不知說什麼好。因為陳芸住院，江東蘭和秋子又有機會單獨在一起，兩人終於肌膚相親，特別是對秋子女體之美的描述，令人驚豔不已，如「秋子用一條白色毛巾包住她的日本髮髻，從腰以下用一條紫色浴巾隨意裹著，但她的胸部卻全然裸裎了，露出一雙象牙雕的乳峰，在她柔步寸移走向浴池的當兒，像一對無聲的鐘，左右搖曳著……」，又如「她那一雙粉紅色的乳頭，像兩朵盛開的櫻花，輕輕地落到水裡，霎時，那一雙豐韻的乳峰，便在水面漂浮起來，任性地游向兩邊去」。事後秋子雖然哭了，江東蘭以為自己傷了她，秋子卻回答：「沒有……你沒有傷我……你只給我快樂……太多的快樂……」果然這樣的快樂很短暫，因為秋子不久就回京都老家去照料生病的弟弟了。上郵輪之前，秋子抬起頭來，用晶瑩的淚眼瞅著江東蘭，不覺抽泣起來，也不顧在旁的陳芸和其他朋友，猛然上前把東蘭抱住，其對江東蘭的愛與不捨，在這臨別的一幕，可以說表露無遺。

直到二十五年後，江東蘭赴美進修，過境日本，與年歲加添的秋子相逢。在江東蘭眼中，秋子卻風韻猶存，「她穿一襲白綾生蓮花的和服，纏一條黃金織錦的腰帶，踩一雙白絨簇新的拖鞋，花式雲髻顯然是早上才去美容院臨時做的，她濃妝抹艷，芳香撲鼻」。兩人重溫舊夢，但秋子終究是老了，「她從前春櫻淺紅的乳苞已褪成秋茄的深紫，昔日豐盈挺堅象牙似的乳房，已消瘦斜掛，如秋天的蓮蓬，她眼邊不但顯出溝深的魚尾紋，鬢角更挑起縷縷的銀霜」，江東蘭不免兀自嘆息起來。重逢的隔天，兩人就又分別了。這二十五年後的重逢固然賜給江東蘭無限的驚喜與歡樂，卻也帶給他綿綿的哀愁與憂鬱，切不斷，揮不去，教人喟嘆！不過，兩人同遊奈良東大寺，看到廟宇整修的獻金不但來自日本本土，甚至來自世界各地，令江東蘭十分感動，出了大佛殿，在殿前廣場漫步時，江東蘭意味深長地對秋子說：「我看世界最崇高的情操都是不分國界的，比如宗教就是。」秋子嫣然一笑，脈脈含情地回應：「愛情不也是一樣嗎？江樣。」可見秋子對江東蘭依然一片深情。江東蘭立刻懂得秋子的弦外之音，不覺莞爾微笑。對此，游玉楓認為，或許東方白想藉由終戰後的重逢，強調宗教的信仰與愛情的溫潤是可以跨越殖民的仇恨與種族的界線。

此外，皇民化運動期間，江東蘭的新竹中學學生吳幸男，雖改名「高橋幸男」，卻因身體瘦弱，老是受到少數日籍學生欺負、羞辱，被罵「臺灣猴」。後來他忍無可忍，憤而跟日本同學打架，並且寫信給他在日本的哥哥，用「污臭」、「骯髒」來形容學校裡的日本人。不料此信被警察署查到而通知學校，結果他衝動之下，又對鬼木校長高喊：「我恨日本人！」從此逃離學校遠走日本。高橋幸男到了日本，卻因哥哥自顧不暇，只好自力更生，半工半讀，由中學念到大學，不巧到了戰後，百業蕭條，他找不到工作，生活陷入絕境，對生命和未完成的學業完全灰心，他一度跳河輕生，幸好被一位善心的木材商人救起，供他食宿，資助他完成學業，又讓他到木材行當會計，後來甚至將獨生女嫁給他，繼承整個事業，闖出了一片天。婚後，高橋幸男也生了聰明的兒子，家庭生活十分美滿。江東蘭到訪時，幸男夫人撫琴獻唱「荒城之月」，「她穿一襲翠綠撒櫻花的和服，當她纖細玉指撥弦弄琴的當兒，整個身子便化做一叢櫻花在微風裡搖顫。她嬝娜斜依，引頸高歌，清麗而嫻雅，把日本女人傳統之美發揮到淋漓盡致，無懈可擊了。」江東蘭萬萬料想不到，最最痛恨日本人的高橋幸男，竟然會和日本人結婚。高橋幸男的說法是，「這裡的日本人跟過去在臺灣的日本人簡直不可同日而語」。江東蘭也認同，說：「不但日本人如此，我看英國人、法國人、荷蘭人、西班牙人也一樣，在本國都顯得和藹可親，一到殖民地就窮凶極惡，這可能就是人類的通性吧！」

（六）吳濁流、鍾肇政、東方白日本時代背景小說「絕望之愛」比較

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鍾肇政《濁流三部曲》、《臺灣人三部曲》與東方白《浪淘沙》中「絕望的愛」之相關比較，列表如下：

上表顯示，《亞細亞的孤兒》、《濁流三部曲》男主角之從事教職，應與吳濁流、鍾肇政曾於日本殖民地時代國校任教的實際經驗有關；而其所愛戀的日本女性，幾乎均完美無瑕，尤其對此異族愛戀的描寫，也可視為被殖民時代作者內在心理或民族認同的影射。這些日本女性身為殖民者，擁有較優渥的生活條件，她們的社會地位高於臺灣人民，讓小說中的臺灣男性感到自卑和壓迫，造成日臺之戀的最大阻隔。當然日本女性面對被殖民者，有的寬容接受，如《濁流三部曲》的谷清子、《臺灣人三部曲》的松崎文子、《浪淘沙》的伊田秋子以及吳幸男夫人，也有排斥者，如《亞細亞的孤兒》的內籐久子，她們雖對殖民社會有不同的態度，唯同樣都面臨父權宰制的規範，像內籐久子受制於校長的要求和命令，被迫遷往他校，避免和臺灣男性相戀，成為被宰制的對象；谷清子同樣也受到校長的關切，迫不得已遭州視學所染指而身敗名裂、內疚自殺；松崎文子則因父母的威權式管教，難以和陸維樑順利地發展戀情，造成情路的坎坷艱辛。她們都被社會規範拘束，不能自主地追求情感。倒是《浪淘沙》的伊田秋子和吳幸男夫人，跟前述的日本女性不同，或因丈夫已經去世，或因父母並未反對異族之戀，所以秋子得以和江東蘭戀愛，擁有了一段短暫而又快樂難忘的回憶，高橋幸男夫人更與臺灣人吳幸男結為夫妻，育有兒子，家庭生活幸福美滿。至於《浪淘沙》江東蘭與秋子的一段情，也許只是男人的逢場作戲罷了，但對妻子陳芸來說，未免太不公平，以女性主義的角度來看，江東蘭的婚外情即使再美再浪漫，也應該要受到「忠實∕不忠」的道德批判，相對的，這充分凸顯江東蘭做為臺灣男性的自信與強勢。

以上臺日雙方交往的結局，除吳幸男外，終究還是以宿命的悲劇來收場；唯改名「高橋幸男」的吳幸男，其後雖與日本女人結婚生子，本身卻不是小說中的主要角色。不過，若說吳幸男幫江東蘭完成了潛意識的願望，亦未嘗不可。

（七）日本時代臺灣人「絕望之愛」成因及其象徵意義

臺灣的被殖民經驗影響著臺灣文學作品的創作，邱貴芬《仲介臺灣‧女人──後殖民女性觀點的臺灣閱讀》指出，殖民論述常以性別區分為架構，具侵略性的殖民者被比為男性，被殖民者被區分為女性，往往土地被女性化，征服一塊土地和征服女人在殖民論述裡經常具有類似的象徵意義。亦即性別乃是一種權力架構，扮演女性等於扮演被剝削的角色。以日據時代為主要歷史背景的《亞細亞的孤兒》、《濁流三部曲》、《臺灣人三部曲》、《浪淘沙》，不約而同都安排了臺灣男人與日本女人談戀愛的情節，特別是鍾肇政強調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的互涉關係，一再地提到「絕望的愛」這個名詞，這當不只是具有個別性，而且也有著文化上的共同性，在日本極權高壓統治下，「絕望的愛」或可視為積澱於臺灣人內在的集體潛意識，乃殖民地臺灣人心靈的基礎結構，在不斷反覆的心理作用之模式中顯現出來。

依照佛洛依德所說，由於慾望與壓抑這兩種力量衝突所產生出來的內心傷害，是潛藏在無意識裡；這種潛藏在無意識心理底層的慾望，即「夢的潛在內容」，也就是「夢的思想」、「象徵化」，有著所謂的「轉移作用」。佛洛依德的這種說法，在文學藝術言，殆無疑義。錢鴻鈞〈從大河小說〈「濁流三部曲」看臺灣文學經典「亞細亞的孤兒」〉一文支持林瑞明的看法，進一步以佛洛依德「發展心理學」的自戀性、戀母性來暗示臺灣人的民族性與心理癥結，指陳此乃「民族潛意識的揭露」。臺灣於馬關條約簽訂後，遭清廷割讓日本，自此一直被日本視為次等國民，無論在政治、經濟、社會，乃至教育等各方面，莫不飽受壓抑、歧視，即使在二次大戰時期，積極推動「皇民化」政策下，臺灣人依然未能被「內地人」平等接納為「日本人」。誠如後殖民文學論者薩依德（Edward W. Said）指出，被殖民者乃是被迫居於依賴、邊緣地位的群體，被處於優勢的政治團體統治，並被視為較統治者略遜一籌的次等人種。被宰制的人畢竟是弱者，每當面對日本人，臺灣人難免產生自卑的心理，甚至於愛戀日本女子，在民族心理學上深具象徵意義，由於日臺崇拜的心理，「高高在上的民族予以被殖民者的類似亂倫的潛意識束縛被統治者」，阻礙雙方的交往乃至通婚。而小說家執筆寫作時，隱隱然流露出「潛意識心理」，於小說角色的創造上，期望在「異族愛戀」的情節中，讓始終居處弱勢的男性能夠藉由與日本女子的交往，翻轉現實情境，取得阿Q式的、自以為是的精神勝利，獲得長期壓抑下的心理補償，藉以紓解內在積存的苦悶。如此「日本人∕臺灣人」、「優越∕低下」、「自大∕自卑」之對立象徵意義，顯而易見。

李喬〈女性的追尋──鍾肇政的女性塑像研究〉指出：「當兩個優劣不同的族群（民族）間發生男女交涉時，……如果出自劣勢族群的作家筆下的男女關係，必然是那優勢族群的聰慧美女，無條件地愛上劣勢族群的男性……」李喬表示，此種好玩、自戀的心態可稱之為「民族夢想」。黃靖雅《鍾肇政小說研究》認為，「就像一般曾經歷日據時代的老一輩臺灣人一樣，既懷念日據時代的治安清明、環境整潔，但也怨恨彼時的嚴厲和差等待遇，愛恨交織，亦恩亦怨，是臺灣人對日本普遍存在的複雜情結；……這些日本女性來自政經優勢、地位尊崇的強勢族群，她們象徵嚴厲的統治階層中比較溫和可親的一面，殖民地少年對這些高高在上卻又溫柔美麗的特殊女性，自然有一份亦恩亦怨、戀慕而絕望的糾葛情結。」所言甚是。此再次印證廚川白村「文藝就是人生的苦悶的象徵」之說。而鍾肇政《濁流三部曲》的陸志龍與《臺灣人三部曲》的陸維樑在異族愛戀失敗後，終於選擇與「情人」處於對立面的，代表著「好妻子」、「好母親」角色的臺灣本土女性──銀妹與奔妹，做為自己的終身伴侶，這樣的女性追求過程，當可視為弱勢民族自我意識覺醒的象徵。

（八）、吳濁流、鍾肇政、東方白「絕望之愛」表現之商榷

《亞細亞的孤兒》的女教師內籐久子、《濁流三部曲》的少婦谷清子、《臺灣人三部曲》的少女松崎文子、《浪淘沙》的秋子、幸男夫人皆為清麗嫻雅、彬彬有禮，有著傳統之美的日本女性，而與臺灣樸實的女性相較，在男主角心目中，這些日本女性幾乎是完美無瑕的，或許這正是作者內在心理的投射吧！甚且除了在不知不覺間表露內心優越感的《亞細亞的孤兒》的女教師內籐久子之外，其他這些可愛的日本女性，可以說都是「愛無國界」的忠誠信徒，毫無歧視異族的心理，她們不顧一切的愛上臺灣男性，至於為什麼執著於愛情？作者似乎都語焉不詳。像《濁流三部曲》的陸志龍，自卑、懦弱、意志不堅，令谷清子欣賞的也只是其文學修養而已；《臺灣人三部曲》的陸維樑正式學歷僅僅公學校畢業，因人長得「漢衫」（英俊也，即handsome之諧音），又勇於從事「革命」事業，文子對之即死心塌地；《浪淘沙》裡的男性比起前述，顯得自信得多，江東蘭條件較佳，留日歸國執教，外文素養高，乃令秋子滋生景仰之情；至於幸男夫人則因高橋幸男只是小說中眾多人物之一，本就著墨不多，是以其為何欣賞高橋幸男？書中索性隻字未提。

以上這些條件良好的日本女性，縱使真心喜歡臺灣男性，可是小說中並未能以其女性觀點，深入剖析她們如何跨越「絕望之愛」的心理障礙，頂多在對話中透露她們的一些想法。這當然也跟寫作時受到選擇的敘事觀點所限制有關，如採用男主角第一人稱敘事觀點、第三人稱主角敘事觀點，或是第三人稱有限全知敘事觀點，李喬〈女性的追尋──鍾肇政的女性塑像研究〉談到《濁流三部曲》的谷清子就說：「作者是把這個日本古典美人寫活了。唯一遺憾是受了『敘事觀點』的限制，不能進入她內心去描寫。」所以整體而言，讓人覺得書中與日本女性談戀愛的臺灣男人們似是一廂情願，光顧著滿足自己的「心理補償」罷了！

（九）劣勢民族心理的進步

以日據時代為主要歷史背景的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鍾肇政《濁流三部曲》、《臺灣人三部曲》與東方白《浪淘沙》，均有臺灣人與日本人談戀愛的情節，綜觀之，此種「絕望之愛」實為日據時期臺灣人的「集體潛意識」，具有殖民地人民翻轉「優越∕低下」現實對立之象徵意義。

至於吳濁流以及鍾肇政筆下的臺灣男子，心裡痛恨日本人，雖然自卑卻又對日本女子有所憧憬，但礙於大環境的制約，結果註定是絕望的愛戀與宿命的必然，終以悲劇收場。《亞細亞的孤兒》的胡太明求愛遭拒，黯然離開臺灣，到日本留學，其後他前往中國大陸發展，又與祖國女子淑春相戀，不料婚後因觀念差距，即使生了女兒依然未能好好生活在一起，只得分手返臺，不過他回到臺灣後仍想往外逃，終究無法安定下來，結果戰爭時局強化了胡太明無法自主的「命運」而導致發瘋。《濁流三部曲》的陸志龍與《臺灣人三部曲》的陸維樑則在愛戀失敗之後，回頭選擇本土的臺灣女性，以期安身立命，強烈暗示了鍾肇政對臺灣未來幸福方向的選擇，其態度已不同於吳濁流的全然悲觀。又，《亞細亞的孤兒》的內籐久子心中存有根深柢固的「殖民者∕被殖民者」的身分落差，完全沒有反抗大環境，接納台灣男性愛情的想法與作為，大大打擊了胡太明本就自卑的尊嚴。鍾肇政《濁流三部曲》的谷清子與《臺灣人三部曲》的松崎文子，已異於當時的一般日本女性，沒有殖民統治者的民族優越感，能公平對待臺灣人，不但欣賞台灣男性的優點，勇於克服「絕望之愛」的阻礙，接納臺灣男性的愛，雖然陸志龍與陸維樑心中無法擺脫「絕望之愛」的陰影，加以大環境難以承受的壓力，還是以悲劇收場，不過，在人物塑造上，《臺灣人三部曲》的松崎文子明亮、積極、主動，甚至於對臺灣戀人懷有崇仰之情，使陸維樑轉變為強者，相對於《濁流三部曲》陸志龍的軟弱，乃是十分明顯的進展。

到了又晚一個世代的東方白，因才入小學時日本已戰敗投降，所受殖民壓迫的經驗不像吳濁流、鍾肇政那般強烈，而且長大後又到加拿大留學，似乎較有自信心，是以其《浪淘沙》的臺灣男子，即使遭受殖民統治的不平等待遇而有所不滿、反抗，然他們均能從比較宏觀的角度來看待日本人，認為內地的日本人跟殖民地的日本人並不相同，所以他們雖然痛恨可惡的日本人，卻也接納和善的、以平等相待的日本人；他們欣賞日本女子之美，與其來往，他們自信而不自卑，彼此之間的「愛戀」就不再是必然的「絕望之愛」了。這樣的轉變，可以說徹底去掉了心靈上的殖民殘留狀態，走出歷史悲情的暗影，毋寧是「劣勢民族」心理的一種進步吧！唯吳濁流、鍾肇政、東方白都未能從女性觀點來剖析小說裡日本女子之心理層面，是為寫作表現上美中不足之處。

（十）仇日親日情結的微妙糾葛

臺灣四百年來，先後受到西班牙、荷蘭、日本等外國政權的殖民統治，特別是日本殖民政府對臺灣人長達五十年的剝削與高壓統治，在臺灣人的心理上留下無可磨滅的痕跡，日本時期許多臺灣小說對此多有反映，特別是臺灣長篇小說與大河小說，如《亞細亞的孤兒》、《濁流三部曲》、《臺灣人三部曲》、《浪淘沙》等，對於臺日或日臺的男女戀愛，更有精彩動人的呈現，令人印象深刻。然而直到邁入二十一世紀，臺灣人源於過去的歷史經驗，內心依然存有「仇日」與「親日」兩種迥然不同的情結，而且不時糾葛在一起，困擾著尋求建立臺灣主體性的臺灣人。

今天，日本人由於日本時代的統治，以及戰後迅速重建，成為亞洲第一個經濟大國的成就，使得日本人在面對臺灣人時，一直還有相當程度的優越感，在在令人憤慨、不滿，埋下了臺灣人仇日的內層因素。儘管隨著臺灣經濟的高度發展，以及兩國之間密切的文化、經貿交流，促成臺日通婚的人數不斷增加，事實上，臺灣人仇日的情結根深柢固，無法排除。本間美穗《「異國情、異域結」──在臺臺日通婚的現況及問題之探討》曾舉例說明，日本女子武田的臺籍先生帶她去朋友家玩，眾人酒過三巡之後，其中一位朋友突然向她的丈夫說：「我要恭喜你，也要感謝你，因為你不僅實現我們長久以來的夢想，也為我們報了仇。」其仇日情結由此可見一斑，這對於嫁給臺灣人的日本女子來說，當然很不是滋味。

與仇日情結相對的是親日情結，以《亞細亞的孤兒》、《濁流三部曲》、《臺灣人三部曲》等小說的表現為例，小說中的臺灣男子從懂事時便對日本人留下懼怕敬畏的印象，卻對日本女性存有一種本能的憧憬與渴望。在男主角心目中，與臺灣樸實的女性相較，其所愛戀的日本女性幾乎個個完美無瑕，這樣的人物塑造，無疑是臺灣人內在親日情結的某種投射。直到日本無條件投降足足超過七十年的現在，許多來台的日本人一定感受到，臺灣除了會講日語的人頗多，一般對日本人也都很友善，不像同被占領過的香港人，對日本人卻常使用「日本鬼子」之類的侮辱性字眼，遑論飽受日本侵略之害的中國人。此外，研究者本間美穗調查指出，多數日籍妻子都有過這樣令自己覺得是「展示品」的經驗，亦即臺籍配偶的父母會有故意在客人面前跟他們講日文以示炫耀的行為。相對於極端的仇日情結，這種親日甚或媚日的內在心理，的確十分矛盾，令人反思。

無論如何，由於地理、空間以及經濟、文化因素，臺灣與日本之間的關係，未來勢必越來越密切，面對既愛又恨的日本，「仇日」與「親日」均屬過猶不及，至於在反映時代社會的小說表現上，所謂的臺日男女的「絕望之愛」，已經獲得了提升。我們允宜敞開心胸，自信自在而不自大自卑，這才是尋求建立臺灣主體意識應有的態度。

【註】：所謂「永恆的女性」即只要做一個好妻子、好母親，要順從、聽話，是個提供性事和生產下一代的幫手、工具。參閱簡瑛瑛〈女性主義的文學表現〉，《聯合文學》第48期（1988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