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融入「類革命」的太陽花學運，呈現臺灣新世代之自主性及開闊視野，揮別「我是誰」的夢魘，認同本土，促進族群和解，明確指出臺灣未來的道路，的確深具時代象徵意義。

（一）「認同」為臺灣文學重要主題

所謂「認同」，是藉著相同血緣、語言、生活習慣，建立有形的共同文化或生物上的特徵，這些本質相近又有認同意識的人形成了族群認同，再透過共同的歷史經驗，針對自己在政治權力上，或經濟財富上的分配不公，經認知產生集體認同，進而形成文化的認同。當「認同」因歷史的變動而改變，最後凝聚成民族認同意識後，將再藉由政治權力建構國家，從而形成了國家認同。總之，「認同」是個人與社會的互動，且必須由他人的反應來獲得意義。可見國家認同不僅是主觀上來自本人的認同，尚需要得到別人的認同。在此種情況下，就殖民地國家的人民而言，相對於客觀的現實環境，的確很難尋求到內外合一的「認同」。有鑑於此，「認同」乃成為殖民地或有過被殖民經驗作家寫作的重要主題。

回顧歷史，臺灣是一個長期被殖民的社會，飽受外來強勢文化價值的壓迫與支配，造成本土文化式微崩解，族群的尊嚴與認同也面臨流失的危機。由於複雜的歷史因素，生活在這塊土地的人乃存在著抵抗意識和國族認同的矛盾心理。1895年清廷將臺灣割讓後的乙未抗日，即為前述本地意識的具體表現。其後日本政府利用種種殖民主義方法，試圖鞏固其在臺灣的殖民統治地位，期使各種強取豪奪合理化，實則此種根本貶抑臺灣的殖民體制，讓不同族群的臺灣人受到一樣不公平的對待，更讓本土性的臺灣意識日益成型，對日本殖民統治者展開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的抵抗，以追求平等的待遇與尊重。終於日本戰敗投降，國民政府遷臺，偏偏統治體制很大程度上是日本總督府制度的延續，加以接收臺灣後政經、社會、文化等方面舉措不當，以及臺灣人遇到疏離之後再回歸的許多調適上的困難，內心不斷地積累不滿，直至228事件的震懾以及戒嚴體制的政治高壓，使得臺灣人原先對祖國的憧憬與期待完全為之幻滅，繼而產生了國家認同的迷惘，經常被「我是誰」此一問題所困擾，游移於臺灣人、漢人、中國人、日本人等主體位置之曖昧的「民族認同」，這是臺灣人長久以來的悲哀，而「抵抗意識」和「身分認同」也成為深具使命感的臺灣作家念茲在茲的表現主題，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就是最典型的例子，我們可以清楚感受到其中的「孤兒意識」，小說主人翁胡太明要做日本人也不是，要當中國人也不是，兩方面都懷疑他，以至於最後被逼得發瘋了，怎不令人省思！

（二）以岩下家族為敘事主線

近如林剪雲（1956-）大河小說《忤》（2017）、《逆》（2020）、《叛》（2024）3部曲，小說人物苦苦尋求土地和國族認同，不斷地叩問「我是誰」。出身屏東萬丹的林素淨自學生時代即困於其中，直到戀愛乃至結婚生子，仍無法擺脫此一認同的枷鎖。到了第3部《叛》，林素淨與丈夫思想觀念南轅北轍，以致離婚別子，逃離臺灣，欲前往民主自由的美國尋找自我，經由貝里斯，移民不成，感情又受中國人欺騙、譏諷，最後落腳於日本九州鹿兒島，改嫁灣生岩下一郎，成了「岩下見晴」，由於文化差異，不被同樣是灣生的公公岩下吉田所接受，活得並不快樂。多年來，林素淨對臺灣故鄉依然無法忘情，其間曾返臺欲見前夫扶養的兒子小壞，然未能如願，失望而回。

後來，臺日混血的兒子岩下松痕來臺，為祖父、父親、母親尋根，得知祖父吉田的花蓮太魯閣族戀人哈娜，當年懷有身孕，嫁給族人，才7個月即產下1子，丈夫心知肚明，從此一去不回，哈娜未久亦投水自盡，嬰兒由兄長扶養，家族隨即遷移東海岸，不知其下落；父親岩下一郎的生母為排灣族慕雅凱，孩子被強奪後，跟著家人離開大武山，也失去了聯絡；至於曾經凌虐母親見晴（素淨），與其斷絕往來的生母和兄長，如今均已不在人世，母親在臺手足僅剩大姊1人。途中，岩下松痕與屏東眷村女子鄒念慈相遇相戀，跟同母異父的哥哥小壞相認，一起到臺北參加反服貿太陽花學運，受到母親林素淨昔日投身街頭運動的前男友B出手相助。岩下松痕返日以後，岩下一家的吉田、一郎、見晴3人，獲鹿兒島神秘女企業家資助來臺，重踏舊地，一了心願，多年來吉田、一郎和見晴之間糾葛的心結，因此得以解開，並在臺北和小壞、鄒念慈等新世代，參與太陽花黑潮的靜坐示威，共同見證臺灣爭取自由民主的歷史新頁。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第3部曲《叛》敘事主線的岩下一家，臺灣媳婦見晴的公公岩下吉田和丈夫岩下一郎都是灣生，《叛》關於灣生之書寫，無疑提供「認同」主題的另一個視角，誠為臺灣文學所罕見。

（三）由林素淨至岩下見晴

串連《忤》、《逆》、《叛》三部曲的核心人物林素淨，父林伯仲早年自福建泉州來臺，痛悟既然唐山回不去了，就得想辦法在臺灣生存下去，臺灣已是家鄉，再苦也要在這裡落地生根。只是林素淨從小常被屏東的街坊鄰居嘲笑是「外省豬仔」、「阿山仔查某囝」，學校的外省同學卻又認為來自福建怎會是外省人？林素淨不免困惑，自己為何不是本地人也不是外省人？即使接受了高等教育，成長過程中一直身陷身分認同的泥淖，為「我是誰」而感到茫然、孤立，淪落於社會邊緣，難以自拔；加以被母親和兄長凌虐，迫使她一再試圖逃離那個家，越逃越遠，連父親最後一面都未見到，讓她拋棄生命來處，與家裡斷絕關係。

求學時期，林素淨逐漸了解歷史真相，結識從事街頭反政府運動的思想犯之子B，開啟了政治啟蒙與認同追尋的道路。林素淨欣賞、傾慕B的崇高人格和作為，B卻在美麗島事件後無端失蹤。即使和守在身邊、安於現狀的鄭家安結婚生子，林素淨依然對以天下為家的B不能忘懷。她認為，人生不是所有外在條件加一加就足以安身立命，除了現實生活還有精神層面的需求，而丈夫完全無法安撫她的心靈，丈夫自認當然是生長在臺灣的中國人，對於素淨質問：「1895年之後統治臺灣的日本人說臺灣人是日本人，遲至1911年才成立的中華民國來了又說臺灣人是中國人，臺灣人到底是什麼人？」丈夫無法理解妻子內心長期以來的困擾，反而誤會妻子外遇，造成婚姻決裂。林素淨自問：「我是誰？我的根源自何處？為什麼我生長在臺灣卻不認同臺灣？我不能再繼續行屍走肉一天過一天……」打不開認同的死結，活得像個社會邊緣人，林素淨毅然辭去教職，選擇結束婚姻，離棄幼子，勇敢赴海外尋找自我。幾經周折，來到日本鹿兒島踏尋西鄉隆盛的歷史足跡，結識了出生於臺灣的巴士司機岩下一郎，一郎展開熱烈追求，去到西鄉隆盛被流放的竜美大島，她在這裡接受了一郎的求婚。

嫁入岩下家，明明夫妻身體和身體零距離，心和心卻隔了山與海，已改名為見晴的素淨對丈夫不免有愧，覺得自己再次犯下把婚姻當作救贖與回報的錯誤，理應全力守護現在的家和家人，才是還君深情應有的作為。丈夫一郎處處體諒見晴，對臺灣念念不忘的公公吉田則並不接納見晴，批評說：「生於臺灣長於臺灣，初次見面就跟我說妳不認識臺灣，更不認為自己是臺灣人，妳不認同臺灣我就無法認同妳……」一郎於心不忍，反駁父親：「多桑有什麼資格指責見晴！你可認同過你是鹿兒島人？」見晴忍辱負重，自承前半生都在逃避和拋棄，剛好碰到街頭運動在臺灣風起雲湧的時代，懦弱的她沒有勇氣加入抗爭的行列爭取改變，只是不斷逃避，以為逃到天邊海角就可以追尋到自我。其實見晴自己的父親早教導過，臺灣才是故鄉，如今從高齡的公公身上逐漸體悟到父親的教導，不斷重疊父親的身影來摸索、驗證「我是誰」。

多年後，見晴終因日本的「松痕」和臺灣的「小壞」兩個同母異父的兒子，意外獲知昔日失蹤的B已重回街頭，繼續為民主志業打拚，而且B為她替代兒子松痕承受警察盾牌一砸，無疑用行動證實了對她永恆的愛。她曾因為B，遠走天涯想要尋找自我；如今B亦因為她，重新定位街頭運動人生，見晴為此深感欣慰。林素淨（即岩下見晴）終於找到了臺灣認同，不再為故鄉與認同而迷惘，誠如屏東大姊告訴她：「毋管世間因緣怎樣變化，咱生活佇這，嘛是要認真本分守護囝孫。妳雖然嫁去日本了，莫未記得這片土地晟養咱三代人，以後還要繼續生湠。」

（四）岩下家族的衝突與和解

《叛》的敘事主線，為鹿兒島武士後代的岩下家族。見晴的公公岩下吉田和丈夫岩下一郎都是灣生，分別誕生於屏東和花蓮。吉田的父母早年響應臺灣總督府的殖民政策，自日本九州鹿兒島渡海來臺，到花蓮吉野移民村墾殖，吉田父曾任職衛生所，配合政策加入飼養軍用馬的行列，還參與佐久間將軍的理蕃計畫和討伐戰役。

吉田生於花蓮長於花蓮，直到青年期，一直認定花蓮為故鄉。父母反對兒子與蕃女接近，吉田欲擺脫控制，曾打算離家出走。其後，屏東大武山軍方養馬場秘密設置毒蛇血清試驗所，吉田父子被上級單位相中，奉派來此，父親負責行政和監督的工作，他則協助養馬及餵養毒蛇等雜役。吉田與心愛的哈娜分隔兩地，卻因寂寞而侵犯在養馬場幫傭的排灣族少女慕雅凱，生下1子。吉田的父親有大和魂，一再提醒兒子，身為武士後代不可忘本，要有為天皇為國家打聖戰的榮譽感，吉田則厭惡戰爭剝奪自己原來的人生，父親為此鄙夷兒子是懦夫，彼此話不投機。

戰敗後，吉田的父親為日本人在臺灣不再是統治者而悲傷失落。當面臨遣返，岩下一家意見分歧。吉田若承認自己是日本人，就得回到不曾存在之前人生當中的家鄉；若堅持自己是臺灣人，就得變更為曾是敵對國的國籍，人生怎會如此荒誕不經又無能自主？然而吉田還是以臺灣為家鄉，不肯承認自己是日本人，想方設法以技術人員的身分申請留在臺灣。父親則搖擺不定，既不想留下受中國政府統治，又不願被遣返日本。至於吉田的母親，始終不適應臺灣的生活，反倒高興因為戰敗而得以回去日本。父親批評吉田迷戀花蓮蕃女哈娜，是毫無責任心的廢物，卻又和屏東另一蕃女有個親生兒子，就算能夠留在臺灣，回去花蓮又如何向哈娜交代？最終，母親病故，吉田自責是喪盡天良的禽獸，一心要留在臺灣，回花蓮和哈娜團聚，不曾注意到母親早已病入膏肓。吉田終究未能跟哈娜說再見，和父親帶著幼兒一郎被遣返鹿兒島，從此念念不忘臺灣。

回到日本，岩下一家被鄉人視為侵入者，只得蝸居防空壕。因缺糧和飢餓，排隊領取美軍發配的麵粉、玉米粉、巧克力等，不但遭搶，還被啐罵：「外來者！為何來搶奪本地人的糧食？日本不歡迎你們！」在吉田眼中，鹿兒島已經成了不是家鄉的家鄉。為了生活，吉田先是去做搬屍工，後來有機會才轉行為漁夫。兒子一郎外貌如同生母的翻版，有著深邃的五官和黝黑的膚色，從小不被本地人認同，玩伴們老是欺負一郎。一郎得知身世，成年進入職場後，曾偷偷存錢，渴望有一天到臺灣尋找大武山上的母親，他不能身為人子而不認識自己的母親。但父親絕口不提他的生母，自認是臺灣人卻不許他去臺灣尋親，顯然父親嫌惡的絕對不是臺灣，而是他的母親。自己的生命出處被嫌惡，一郎無法不自卑，父子間無法不嫌隙。

一郎原本在巴士公司擔任司機，由於父親年老力衰，怕父親上船工作危險，只得辭去工作，繼承家業，過起討海人的生活。然父子相處不睦，一郎批判父親，對日本充滿哀嘆卻對臺灣無限追憶，此早已扭擰為人生的死結。後來，一郎娶了來自臺灣的見晴，吉田並不認同。直到孫子岩下松痕展開臺灣尋根之旅，吉田慢慢接納了臺灣媳婦見晴，尤其吉田和一郎夫婦一起來臺，重訪舊地，吉田說起自己的母親，一直想回日本卻在臺灣勞苦一生，他還害母親死無葬身之所；他愛花蓮的哈娜，願為她死，卻反而遺棄了她；他在大武山侵犯了慕雅凱，到頭來還強奪了她的親生骨肉，令兒子一郎終生不識生身之母，是他這輩子不敢回顧的罪行。吉田認為自己死後即使墮入地獄，也難以救贖一身的罪惡。來到屏東，一郎行走於母親的大武山，放下長久以來的懸念，心情轉為清朗，看到老父吉田氣喘咻咻，他順理成章揹起吉田，一步一步爬上陡坡，吉田枯瘦的雙手攀附兒子肩頭，身體全然倚賴著他的背部。吉田和一郎父子和解的這一幕，令見晴感悟到，人要先學會和自己和解，才能學會寬恕他人，她不禁拭去沁出眼角的淚珠。

回到臺北，吉田在太陽花學運現場，注意到黑潮青年，有感而發：「我這一生任由時代把我沖向日本，不得自己作主。現在我回來了，我不能也去守護一下臺灣青年想要自主的未來？我嘛是臺灣人！」這趟岩下1家3口的臺灣之行，見晴發現，也許因為這樣的天時地利以及氛圍，彼此間有了某種交心和諒解；同時她也欣見，這個世代的孩子已然擁有自主意識，沒有所謂「認同」的困擾，可以更大膽、更勇敢去追求屬於自己的未來。

（五）兼顧商業與藝術

林剪雲踵繼前人腳步，以故鄉與認同為主題，奮力撰寫完成大河小說《忤》、《逆》、《叛》3部曲，臺灣這塊土地上的本省人、外省人、原住民、日本人、灣生等一一粉墨登場，透過日本治臺、戰後國民政府遷臺、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中壢事件、橋頭事件、美麗島事件等政治風暴，以及八七水災、賽洛瑪颱風、莎拉颱風、莫拉克颱風等肆虐臺灣的天災記憶，以主角林素淨（即岩下見晴）串連前後3部曲，最終曲《叛》並融入「類革命」的太陽花學運，呈現臺灣新世代之自主性及開闊視野，揮別「我是誰」的夢魘，認同本土，促進族群和解，明確指出臺灣未來的道路，的確深具時代象徵意義。

藝術表現方面，雖然小說人物語言的文藝腔、男女情愛和過於戲劇化的故事情節，增加了小說的娛樂性，卻不可避免也多少減損歷史小說的嚴肅性，甚至關於灣生的書寫，或許有些一廂情願，但整體言，林剪雲苦心孤詣完成的《忤》、《逆》、《叛》3部曲，不斷追尋探討故鄉與認同的主題，確是著力於兼顧商業和藝術的臺灣大河小說，應對其強烈的創作企圖心，不吝給予高度的肯定與掌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