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葉石濤伉儷合影2006.9.30．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

（一）前言

葉石濤（1925-2008）曾於1965年11月在《文星》雜誌第97期發表〈臺灣的鄉土文學〉一文，可以說是戰後替臺灣鄉土文學建立理論基礎的第一人，他在這篇臺灣文學史上重要的文獻中說：「我渴望著蒼天賜我這麼一個能力，能夠把本省籍作家的生平、作品，有系統的加以整理，寫成一部鄉土文學史。」22年後，葉石濤以一位缺乏學術力量奧援，也沒有經費支援的民間作家，終於獨力完成《臺灣文學史綱》，此乃葉石濤最具規模的文學工程，雖然它有許多地方通不過學術規矩的檢驗，卻是臺灣文學史最珍貴的一頁，不但為臺灣文學史奠定重要的基礎，同時也確立了葉石濤臺灣文學理論大師的地位。

關於文學論述，葉石濤以小說為主，自1965年以後，由陸續發表的臺灣文學論文觀之，他始終採取彈性、寬容的態度，不斷地調整、修正，建構自己的文學觀點，並以此做為小說評價的依據，值得進一步探究。

（二）現實主義

任何具有偉大藝術價值的小說，莫不都是那個時代的一面鏡子。所謂現實主義，乃是以描寫當代生活、社會為基本理念，其實葉石濤年輕時寫過〈糞寫實主義〉，表示他對此種文學觀點的鄙夷，事實上此文為當時極力擁護浪漫主義的《文藝台灣》主編西川滿，因為對《臺灣文學》標榜的寫實主義不以為然所寫，自知此文內容敏感，不方便以自己的名字發表，於是借用了該雜誌助理編輯葉石濤的名字，葉石濤年輕不懂此事，結果此文一發表，果然引來猛烈圍剿。到了戰後，葉石濤逐漸轉向現實主義，其文學論述莫不圍繞於此，形成獨特的風格，並於〈楊逵先生與我〉一文自我批判：「我那時候，家道衰弱，生活問題很嚴重，幾乎淪為赤貧，所有浪漫主義的美夢在苛酷的現實生活的逼迫下蕩然無存，逐漸走向寫實主義之路，才確信我過去的文學見解都是癡人說夢不值一文，文學應該是反映真實的人生。」後來在1974年接受李昂訪問，他提到，其評論立場離不開泰勒（H.Taine）在《英國文學史》裡所主張的見解，他認為，闡釋一篇作品，必須由構成作品的三要件，即種族、風土、時空入手。他強調，凡是小說脫離了現實社會，脫離了各階層廣大的民眾，就已跟母體游離，即使寫得多好，多令人拍案叫奇，也無法令我們感動，所以他推崇鍾理和「在文學領域裏尋求人性的崇高境界，反映真實人生，燃燒生命至死的壯烈精神」，說：「福克納如果沒有根據美國南方的傳統深刻的看到美國的生活，他寫不出什麼東西的。托爾斯泰如果沒有反映俄羅斯人民的生活，他也不是什麼有價值的作家。」在葉石濤的理論體系或實際批評中，我們可以處處看到他對現實主義的堅持。

細察葉石濤的現實主義，係以「寫實」與「本土」為雙軸。彭瑞金指出，葉石濤之確立寫實主義的觀點，應該是經過20年以上的探索才得到的心得。余昭玟也在《葉石濤及其小說研究》指出：「所有偉大的作品都必須紮根於作家所生存的大地和空間，正確地反映現實，指引民眾上進，獲得自由、民主和幸福的生活。這種寫實主義的文學觀成為他奉行不渝的信條。」事實上，寫實主義一直是臺灣文學的主流，這是歷史性事實。葉石濤認為，從1920年代，臺灣新文學運動發軔以來，臺灣作家透過日本吸收的是來自西歐的寫實主義，而唯有透過寫實主義的創作方式，臺灣作家才能準確地描繪這塊歷代被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所摧殘的傷心之地，多災多難的諸樣相，以及被欺凌、被壓迫的人民現實的歷史之生活歷程，所以臺灣文學的歷史性傳統是尋求臺灣人民「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解放的寫實主義文學。尤其經歷50年代的反共文學及60年代的現代主義潮流，使臺灣文學喪失了活力，成為國家文藝政策或歐美頹廢資本社會的附庸，葉石濤有鑑於此，毅然提出鄉土寫實文學，以振衰起蔽，重新評價省籍作家，闡釋其作品中鄉土寫實的優越處，藉此和現代主義潮流相抗衡，意圖保存臺灣文學的自主性。

我們看到，葉石濤不斷舉例推崇寫實主義的典範，比如說「托爾斯泰是寫實主義文學的巨匠，他的《戰爭與和平》、《安納‧卡列尼娜》有明確的結構，緻密而清新的感覺描寫，這都是法國寫實主義文學所學來的文學技巧」。早年在〈一年來的省籍作家及其作品──兼論省籍作家的特質〉一文，說：「寫實的風格和手法，使省籍作家免於墮落，免於無病呻吟，他們努力求真、求善而注重描寫社會上形形色色的渺小人物的悲喜劇，所以寫出來的作品有沉厚的力量。」大加肯定鄭清文的小說能夠正確地把握住真理和現實，毫無忌憚地用紮實的寫實，把現實世界的諸樣相表現出來。欣見後輩作家如鍾鐵民的〈送行的人〉、黃春明的〈看海的日子〉、王禎和的〈嫁粧一牛車〉以及楊青矗的〈工等五等〉，王拓、司徒門等的小說裏，可以看到臺灣新文學富於寫實主義的精神。也不吝於讚許廖輝英，說她的〈油麻菜仔〉已有成熟的風格，充分承繼了鄉土文學寫實主義的優秀傳統而沒有流於淺薄的缺陷。值得注意的是，他主張的寫實主義是所謂「批判性的寫實」，意即「在於反對體制的叛逆所產生的緊張關係存在的情況下，始有可能」，並且加以說明：「寫實主義手法裏一向存在著明、暗兩個層面，那『明』的一個層面是簡潔、清晰、富有詩意的；而在『暗』的那一個層面卻是諷刺、曲解、幻想以及陰森的；而惟有統合明、暗兩個層面的寫實文學，才夠得上是完美的民族文學。」

而葉石濤除建立寫實主義的審美原則外，他所苦心建構的「本土文學論」更是引人矚目，在〈臺灣鄉土文學史導論〉說道：「臺灣的鄉土文學應該是以『臺灣為中心』寫出來的作品；換言之，它應該是站在臺灣的立場上來透視整個世界的作品。……這種『臺灣意識』必須是跟廣大臺灣人民的生活息息相關的事務反映出來的意識才行。」他說，自古以來，作家應寫些什麼？最簡單清晰的答案，大約是寫他所熟悉的土地和人民的故事。又說，「臺灣的小說應注重地方色彩濃厚，自主性強烈的表現」。論鍾理和時提到：「一個作家植根於鄉土，才會萌芽、開花、結實，這是不待言的。如果沒有中歐那永遠看不到海的鄉土，既密閉又令人沉悶生厭的古老地方，就恐怕不會產生法蘭茲‧卡夫卡的幻覺和海市蜃樓般摸不著的城市。……如果沒有亞熱帶颱風圈內的臺灣，黑潮之流，豐富燦爛的四季顏色，特異的歷史背景，樸實無華的農民，那兒來的鍾理和？」而且，要本土化才有價值，他還十分生動的形容：「鄉土色彩在本省人的作品中猶如生活中的鹽，沒有這鹽就風味全失了。」

葉石濤尤其重視「臺灣意識」，帶有強烈的本土性格。他在〈臺灣鄉土文學史導論〉指出：「臺灣一直在外國殖民者的侵略和島內封建制度的壓迫下痛苦呻吟；這既然是歷史的現實，那麼，反映各階層民眾的喜怒哀樂為職志的臺灣作家，必須要有堅強的『臺灣意識』才能瞭解社會現實，才能成為民眾真摯的代言人。惟有具備這種『臺灣意識』，作家的創作活動才能紮根於社會的現實環境裡，得以正確地重現社會內部的不安，透視民眾性靈裡的悲喜劇。」以「臺灣意識」作為文學評論的思想內涵，在臺灣文壇可謂前所未見，此「臺灣意識」亦即認同臺灣的土地和人民，認知臺灣是獨立自主的命運共同體，且深愛臺灣的大自然和本質精神文化，願意為它奉獻犧牲的意識。後來葉石濤於《臺灣文學史綱》自序中也說：「我發願寫臺灣文學史的主要輪廓（outline），其目的在於闡明臺灣文學在歷史的流動中如何地發展它強烈的自主意願，且鑄造了它獨異的臺灣性格。」他認為，臺灣文學向來沒有以追求中國人共性為其目的，它要表現的是臺灣民眾悲歡離合的現實生活，換言之，臺灣文學要表現的是臺灣民眾普遍擁有的共相，而漢人血統和傳統文化風俗只是殊相罷了。所以他在評選自立晚報百萬元長篇小說徵文時，說道：「我們的小說不可缺乏民族風格應該是自明之理。小說裏的每一個情境、風物、人民底喜怒哀樂的感情必須與本土有息息相關，割裂不開的脈絡，才能真正感動我們。」肯定東方白大河小說《浪淘沙》「能站在本土性的土地和人民的立場來透視臺灣人命運」；建議以《尹縣長》享譽華人文壇的陳若曦，應該努力描寫臺灣的現在真實情況，縱令這是吃力不討好的嘗試，但能夠使她紮根於本土的泥濘，創造更偉大的文學。總之，葉石濤高舉「鄉土」的旗幟，主觀的「鄉土」觀念成為他衡量作品的重要天平。不過，陳芳明《後殖民臺灣──文學史論及其周邊》指出，葉石濤的本土文學路線主張，並非僵化教條的觀念，他即不忘呼籲臺灣作家與文學研究者，應注意到中國傳統文學的傑作，以及第三世界文學的成就。

（三）人道主義

人道主義肯定所有人類的生命都是神聖的，具有至高無上的、永恆的價值及自主地位，人人都應受到尊重。人道主義也是葉石濤衡量小說作品的重要指標，他認為，「文學本來是描繪人類困境的。它應站在弱者的立場，以人道主義的關懷來凝視自己的土地和人民。否則文學失去任何存在的緣由了。」在評論鍾肇政小說時，葉石濤提到：「自古以來，不分國籍和民族，所謂偉大的作家，雖沒有特別標榜他是人道主義的作家，但他們所有的作品幾乎無不以人道精神為其基調的；否則歷史底批判的巨掌會把它推進黑暗的墳塋裏將它們埋葬。」論1980年的臺灣小說，葉石濤也說：「儘管描寫人性黑暗層面；諸如暴虐、性愛、自私、虛偽並不見得是作家應迴避的禁忌題材，然而設若作家缺乏厚實人道精神、悲天憫人的世界觀、正確的道德價值感，這樣的題材會帶來摧殘與與損害。」

談起自立晚報百萬元長篇小說徵文佳構，他指出，長篇小說之與短篇小說不同，在於「它要求作家有宇宙性的思考能力，對人類繁雜多歧的事務瞭解的能力，透視時代社會變遷的分析能力，更要作家有持續不斷地寫到底的毅力以及人道精神的胸懷。」所以他稱讚張文環《在地上爬的人》這部小說有著悲天憫人的人道主義的偉大情懷；鍾理和最傑出的〈故鄉〉連作，「以悲天憫人的心懷赤裸裸地鏤刻著光復當初客家農村的凋蔽和衰敗」。而鍾肇政長篇小說之所以成為我們這時代裏最重要的文學收穫之一，乃因其具有偉大文學特有的濃厚人道精神。至於鍾肇政短篇〈白翎鷥之歌〉，也由於小說中洋溢著悲天憫人的胸懷，讀來令人感動；鍾肇政另一短篇小說〈大嵙嵌的嗚咽〉，葉石濤同樣給予高度評價，謂：「閃露著一個作家廣大的同情心和銳敏的觀察，是篇人道精神貫徹始終的好作品。」並且於〈一個台灣老朽作家的告白〉說到：「作家要認真生活，刻苦過日，孜孜不倦地寫到死。簡言之，作家必須是人道主義者，奉獻和獻身是作家唯一的報酬。」而回顧80年代臺灣文學，他則為了有些作家作品摒棄了關懷人群的深厚人道主義而憂心不已。

由此看來，葉石濤主張的寫實主義文學，乃建立在悲憫、同情弱勢者的人道精神之上，這是無庸置疑的，並且認為，在傳統沉重的馱負下，攝取歐美文學的精髓，建立平實同情的人道主義，實為突破小說僵化的有效途徑。

（四）理想主義

任何文學作品，揭露社會黑暗面而能成為名著者，莫不是在其全盤予以催毀、否定之後，為讀者帶來具有啟發性的曙光以及導引向上的力量。葉石濤論鍾肇政小說時提到，每一位作家都有屬於自己的「作家之眼」，各有不同，但有一個普遍的原則，就是他的作品應該指引向善的人性，有淨化和昇華人類精神的作用，如果一篇作品不能鼓勵人們向真、向善、向美的道路邁進，反而引向墮落和黑暗，或者使人頹廢、萎靡，那麼這作品終必被人唾棄，被時代所淘汰。亦於自立晚報第三次百萬小說決審會議指出，所有偉大作家的資質裡都有某種理想主義在，理想主義是光明與救贖的象徵。

他懷念《亞細亞的孤兒》作家吳濁流，說，「作為一個作家責無旁貸的任務乃是探討人類心靈領域裏那深不見底的朦朧世界，誘導人們去克服人性弱點，創造更美好的明天。作家必須證實人類在巨大的壓力下絕不屈服，力求上進的精神」。評論1982年的臺灣小說界時，殷殷期許「作家必須在暴露社會制度的黑暗面以外，更要有『深遠的目標』，以創造一個更光明更有正義的現實社會」，以及提出呼籲：「我們必須帶給芸芸眾生真正的希望與期待，使人們重新獲得道德的勇氣，力求向上。」接受宋澤萊訪談，葉石濤強調：「人類已走到黑暗的地步，但還有希望而不要絕望，我相信人類克服種種問題後，還是會走上光明的路上去，若沒有這個信念，那小說不用寫了，評論也不用寫了，活動各方面都可以停止了，二十世紀的人類經過各種苦難後還是會走上理性的道路的。」其理想主義的信仰，由此可見一斑。

葉石濤具體推崇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和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卡拉馬助夫兄弟》，因為這都是用宇宙的觀點來看人類未來的發展，對人類的理想主義卓有貢獻的偉大小說。而赫曼‧赫塞（Hermann Hesse）執拗地追求真理，發揚人性的尊嚴，證實了生為真正的一個作家，他在狂風暴雨之中仍然是一座昂然矗立的燈塔，以燃燒自己來照亮人類向前邁進的道路。臺灣文學方面，他讚揚鄭煥的小說：「不流於低俗的感傷性，有一股鼓舞人們向上的力量存在，那是由於他底小說以堅固的寫實做基柱的緣故，他觀察現實之眼光正確而樸實，善良而光明。」對於早熟的林懷民，因其小說人物的麻木和冷漠，葉石濤批評道：「林懷民實在有可怕的才華，年紀不過二十歲的年輕人為何有如此冷若冰窖，沒有一絲絲光明的心境，令人百思莫解。」他也期勉《轉燭》的作家周梅春，說：「一個作家必須歷經苦難，不被冷酷的現實所打敗，不斷追求理想才能寫出好作品。」在灰色、黑色文學作品充斥的時代，葉石濤理想主義的堅持，在在值得深思。

（五）挖掘人性

葉石濤〈論臺灣文學應走的方向〉一文指出，文學的主要目的在於描寫超越國界的普遍人性。另於〈臺灣小說的遠景〉亦說：「最好的小說當是含有宇宙性哲理、含有天人合一境界的小說。小說由描寫一定時空內人類特殊性遭遇而入手，結果能表現永恆而普遍的人性及世界性的道德體系。」在〈臺灣的鄉土文學〉也呼籲臺灣作家，「如能從個體的特性挖掘本省特殊的人物、現象、精神或物質生活著手，發揚至純、普遍的人性，追求人類的理想主義傾向」，必可在文學史上占有永恆的一頁。

他推崇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名作《加拉瑪助夫兄弟》，因為其中有著對人類本性的思索，並且強調，人性才是永遠值得追求的東西。此外，另一俄羅斯作家蕭洛霍夫於巨著《靜靜的頓河》裡，敘寫了白軍屠殺人民的悲劇，同時也赤裸裸地描述紅軍的暴行，在這一場革命戰爭中，受到摧殘的是善良人性，而這人性的扭曲和殘酷，才是戰爭的本質，亦即任何固執的意識形態都是善良人性的劊子手。蕭洛霍夫對於人性的深入挖掘，令葉石濤大加讚賞。

論鍾肇政大河小說《臺灣人三部曲》第一部《沉淪》時，葉石濤稱揚其「在本省風土、大自然、民俗的描寫上，在挖掘良善的人性上，皆有獨特的成就」。並且指出鍾肇政短篇小說〈大嵙嵌的嗚咽〉，以罕見的筆觸描寫人性，足夠使人瞥見人性深處那欲哭無淚的絕望，是一篇結構緊湊的好作品。稱讚鄭清文的作品「不以炫奇的手法處理題材，敘述的形式是古老的，但他底小說裏閃爍著某些隱藏的觀念，洞悉人性之深，有時使人震顫」。後來在評論陳燁的小說時，更提醒作者：「最好的作品必須兼顧人性的各個層面，過分強調畸型心象而忽略了善良人性，可能失去小說呈現人性共相的意義。」

由此可知，葉石濤重視小說是否深入挖掘人性？而且不應該忽略人性善良的一面。就此而言，與其理想主義是相結合的。

（六）藝術技巧

葉石濤固然重視寫實主義，但並不忽視藝術技巧的表現。他在接受彭瑞金和洪毅訪談臺灣文學的歷史時表示：「一個作家需要不斷地吸取新的技巧、嘗試新的創作方法才可能進步，才能拓展他的視野。」也於論鍾肇政時指出：「文學是藝術的一個領域，它所要描寫的是人性，指向於真、善、美的人性，假若忽略了美感，過分偏於真或善，它的藝術價值便淡薄了。」其對1982年臺灣小說界的觀察報告中特別提到，五四運動以來的中國小說採用「為人生而藝術」的路線，使用寫實主義的手法，建造了富有民族風格的許多優越的作品，卻始終被摒棄於世界文學主潮流之外徘徊，不得其門而入，這恐怕是起因於小說中藝術性的淡薄。葉石濤認為，只一味的強調社會意識，以僵直而單調的寫實主義去強調社會性，顯然缺乏了「生命」，難免流於淺薄，並且進一步以中南美作家之所以能夠躋進世界文壇或獲頒諾貝爾文學獎為例加以說明，強調小說社會性和藝術性的統合才是關鍵所在，說：「並不單單是他們的作品忠實地反映了第三世界的社會現實，也不是作家有悲天憫人的胸懷去描寫廣大受苦受難的人民生活的現實……決定性的因素大約在於他們在小說藝術上刷新了技巧，開拓了更廣更深的性靈領域。……在注重小說的社會性之外，他們也提高了小說的藝術性品質，把神秘的印地安民族的傳統思想，怪誕的行為模式和風俗習慣都揉入小說技法裏去，開闢寫實主義的嶄新風格。」葉石濤心目中的寫實主義，「應該有更豐富的生命內涵，它必須統合明與暗，理想與現實，虛構和真實，像繪畫般明亮多彩，像音樂一樣，有美妙的旋律和節奏」。他還不忘強調，所謂的反映現實，在表現的方法上並不限定是寫實主義的技巧，其實它可以是浪漫的、古典的，當然也可以是社會寫實主義的。

當然，葉石濤將上述理念落實於文學批評之中，論鍾肇政小說集《中元的構圖》，葉石濤對於作者的藝術表達技巧，給予極高評價：「鍾肇政在這集子運用的技巧，儘管乍看和海明威的手法沒有什麼兩樣，但他在這技巧裏注入了生命，把它造成頗富於民族風格和鄉土色彩的表現方式，去蕪存菁，賦予嶄新的面貌。」但葉石濤也提出嚴正的批評，諸如評臺灣戰後第一代作家張彥勳的短篇小說〈鑼鼓陣〉，認為赤裸裸的批判性破壞了整篇小說的自然性和純真性。談到黃娟的小說，葉石濤不客氣地指出：「假若在寫作的技巧中只注重呆板、機械的寫實，那麼這作家只不過是十九世紀遺留下來的亡靈罷了。而且這種寫實的手法實在也不足以描畫現代人的心靈和生活。」認為王世勛入圍自立晚報百萬元長篇小說徵文決選的《森林》，「過於枯乾（dry），缺少了小說必須具有的某種香氣」。以上莫不顯示葉石濤對於小說藝術技巧的重視。

雖然每一個時代的小說多少都以嶄新、出奇的面貌出現，其實小說在其形式和內容上，本質並無改變。葉石濤鼓勵台灣作家，需要超越現代，繼續嘗試下去，不停地求新求變，琢磨藝術技巧，讓小說散發出香氣，唯其如此，一個作家才能逐漸臻近更完美的境界。

（七）結語

葉石濤發表〈臺灣的鄉土文學〉以來，逐漸建立自己的文學觀點，並且據此評定小說的優劣，不斷地累積成果，終於奠定臺灣文學評論大師的重要地位。雖然葉石濤的小說和散文創作不少，但顯然比不上其文學論述的影響大。關於其小說觀，在接受彭瑞金和洪毅訪談時，葉石濤有以下頗為明晰的歸納：「第一，要看這篇作品是否反映了現實，反映到什麼程度。第二，要看它是否對廣大的民眾有深刻的同情心，以及同情心發揮到什麼程度。第三，要看它對人類未來的遠景是否有愛心，或遠大的抱負，也就是是否具備了理想的傾向。第四，看它是否挖掘了人性，挖掘到什麼程度。第五，才是藝術表達的技巧，看小說的佈局構想和它所要表達的是否契合得恰當。」整體而言，葉石濤對小說的評價，強調現實主義、人道主義、理想主義、挖掘人性，以及藝術技巧，其中尤以現實主義的臺灣意識本土論述最為引人矚目，影響也最深遠。

不過，由於時代的不斷發展與社會的快速變遷，葉石濤對於臺灣小說的前景十分憂慮，他明白指出，臺灣小說的題材相當貧困，而小說題材的貧弱牽涉到作家靈魂之缺乏深廣的內心經驗，也由於題材的貧弱，連帶地限制了作家的想像力和創造性；認為臺灣作家對宇宙、人類、世界、社會都缺乏堅強的世界觀，這是不折不扣的思想的貧困。此在在值得臺灣作家深自警惕。葉石濤苦口婆心地提醍大家：「一個作品如果缺少了作家按一己的世界觀去觀照而重塑的現實，這種作品無異是呆板的現實複製品，如同照片，已不算是藝術作品。」於〈回顧八○年代臺灣文學〉一文中，批評新世代作家作品，謂：「他們採用豐繁的手法去表現八○年代臺灣社會的各種面貌和層面；傳統的寫實主義、超現實主義、反小說、魔幻寫實以至於後設小說（Metafiction）都是他們常用的技巧。這些技巧並不重要，……新人類作家的作品似乎都有遊戲文學之嫌，免不了有商品化的傾向。」

無論如何，堅持理想主義的葉石濤，對臺灣小說的未來遠景還是充滿希望，他更進一步跨越狹隘的鄉土意識，在《臺灣文學史綱》序文提到：「現在臺灣文學的重要課題之一，便是如何在傳統民族風格的文學中，把西方前衛文學的技巧熔於一爐，建立具有臺灣特質及世界性視野的文學。」另亦呼籲：「臺灣的小說應整合傳統的、本土的、外來的各種文化價值系統，發展富於自主性（Originality）的小說。」真是壯哉斯言，引人深思。希望有志於臺灣小說的創作者，虛心學習，努力以赴，朝一生奉獻臺灣文學的葉老所指引的方向，不屈不撓地寫下去，開創出臺灣文學美好的明天！

【參考書目】

葉石濤。1979年3月初版。《臺灣鄉土作家論集》。臺北：遠景。

───。1983年9月初版。《小說筆記》。臺北：前衛。

───。1987年2月初版。《臺灣文學史綱》。高雄：文學界。

───。1990年3月第一版。《走向臺灣文學》。臺北：自立晚報。

───。1992年7月初版。《臺灣文學的困境》。高雄：派色文化。

───。1999年8月初版。《追憶文學歲月》。臺北：九歌。

───。2004年11月重排初版。《臺灣文學的回顧》。臺北：九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