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政治領袖對「憤青誤國」最有深刻體會的當屬蔣介石。1936年就為了學生要求抗日，蔣不允許與張學良發生爭吵，導致西安事變的發生。二次大戰後蔣委員長威望如日中天，決定停止訓政時期開始立憲，當時曾有保守派勸蔣萬萬不可，但蔣介石執意，於是上演了我們在電影「建國大業」中，國民大會選舉正副總統與蔣李鬥爭那一幕。

「建國大業」是大陸配合建國六十年所拍攝的主旋律電影，希望藉由表現國民政府選舉正副總統的紛爭來證明國府上下離心離德，國民黨大勢已去。不料觀眾看後的感覺卻是：「國民黨60年前能做的事，我們到現在還不能做？」可見任何事都是相對的。

當年共軍能夠以弱勢兵力在三年之間從東北打到海南島，當時報紙的標題這麼寫的：「國軍一敗千里，共軍追趕不及！」這應該是世界軍事史的奇蹟，但純從軍事角度卻無法解釋。事實上要說國軍敗於解放軍，不如說國民黨敗於憤青。

當年國府天天忙於應付各種學運，當時最著名的口號是「反內戰、反飢餓」所謂反飢餓是因為學校的餐廳吃不飽。現代人可能不理解，抗戰後延續戰時的制度，學校是供吃住免學費的，政府在戰後極困難的條件下羅掘俱窮讓學生有免費飯吃，學生卻以此為理由來反對這個政府，這讓蔣介石覺得很惱火。

學運是由共產黨操縱的這是中共自己都承認的事實，然而國軍可以用大砲機槍對付共軍，卻不能用同樣的辦法對付學生。學生天生有道德制高點，有被原諒的特權，可以亂講話，可以砸東西，可以佔據學校，但卻打不得、罵不得、關不得，一不小心擦槍走火，文化人與師長還會跳出來聲援，整個局面就失控了，加上國民黨一些人的愚行，從昆明的李公樸、聞一多事件、北平的沈崇事件、交大的開火車請願事件，全國各大學的反內戰、反飢餓遊行，國民黨完全喪失了話語主導權，跟著影響軍隊士氣與國際形象，就兵敗如山倒了。

蔣介石來到台灣之後，胡適與雷震曾經對蔣說：「我們當年就是因為民主化還不夠所以失敗了，我們今天應該用更民主來對付中共的不民主。」蔣笑而不語，心中大概想：「這些書生之見！」蔣介石才開了一個小門就讓他敗走台灣，中共一黨專政至今還是一尾活龍，這個道理不就再清楚不過了嗎！這雖然聽起來違反民主潮流，卻是殘酷的現實。

當中共建政後，憤青就鳥盡弓藏了，政府機構重新建立，官員各安其位，國家機器開始運轉，幾年之後形成了另一個僵硬的官僚體系，貪官污吏與國民黨時代無異，一黨專政更使得憤青的不滿無處宣洩。恰巧這時有個老憤青也對當局不滿，那就是被劉少奇逼迫退居二線的毛澤東。

毛澤東懷念延安時期共產黨的活力與彈性，對於建國後的條條框框覺得很受限制，但那些在位的老同志把他當偶像供著，卻不讓他有實際的權力，對他的指示也陽奉陰違、虛應故事，毛澤東開始覺得很悶，甚至揚言要回到井崗山重新搞革命。

如果毛真這麼幹了那不就是叛國叛黨、現行反革命了嗎？既然體制內鬥不過他們，老毛就想到體制外，對了！利用憤青呀！於是文化大革命橫空出世，各憤青化身為紅衛兵，在毛主席的指示下對現行的政府與黨組織領導幹部進行無情的批鬥、下放、改造、蹲牛棚，甚至處決。這時一切法律秩序都不存在了，紅小將說誰是反革命誰就遭殃，連國家主席劉少奇都被鬥到死了，其他幹部還有誰能倖免？

由於憤青先天上對當權者的仇視，抓到機會還不往死裡整？這就是為什麼在文革中高幹被整的那麼慘的原因。這是憤青的黃金年代，是憤青的登峰造極之作，從前的憤青要砲打司令部，文革中的憤青自己就是司令部。我們過去從來講不清楚為什麼會有文革，文革事實上就是毛澤東搞的民粹，搞的公投直選，藉由體制外的力量來鬥爭體制內的掌權者。這個聽起來很耳熟，沒錯這也是李登輝的技倆！

常有人講李登輝是從日本學習到的什麼二刀流，鬥垮了非主流派，我看李登輝真正的師傅應該是毛澤東。李在傳統國民黨中沒有勢力，就像毛被劉少奇架空，於是去尋求體制外的憤青，毛搞了紅衛兵鬥垮了從劉少奇、彭德懷等所有高幹，李登輝則搞民主運動反軍人干政鬥垮了郝柏村等非主流派，兩者之間非常類似，憤青在其中都扮演了工具性的角色。

憤青在中國的另一場巨作是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在八九民運中憤青的訴求其實很單純，只是不滿太子黨倒賣斂財，根本還不到反黨、反革命的高度，但自己身受文革之害的鄧小平明白其背後的意義，立予鎮壓，雖然引起國際間不少爭議，但也終於保持住改革開放的果實，直到今天。

在最新的薄熙來案中一樣可以看到憤青的影子。薄的「唱紅打黑」其實也是模仿毛澤東的體制外奪權，利用民粹對中央的貪腐問題不滿而提出挑戰。胡錦濤和鄧小平的想法一樣，這種文革式的體制外奪權一定要立刻撲滅，否則真有可能政變成功，只是真正的原因不能明講，才會扯出一堆情色問題做為表面的理由。

在西方一樣有憤青型的政治人物想要藉民粹挑戰既有體制的，希特勒就是一例。大家不要忘了希特勒可是靠合法選舉上台的，他手下的憤青千千萬萬，要多少有多少，這成了他最大的政治資本。當時還有一個人想模仿他，那就是英國剛上台的國王愛德華八世，他覺得為什麼不能像希特勒一樣直接對人民訴求而要透過麻煩的議會，這下捅了馬蜂窩，英國歷史上對國王是不信任的，以前的辦法是直接送倫敦塔砍頭，現在則是弄個什麼離婚女人的理由就把他拉下台成了溫莎公爵，命運和光緒皇帝差不多。

我們回過頭來講台灣。台灣早年戒嚴時期，憤青一樣是受政府控制的，說白一點憤青是政府運用的工具，非政府控制的憤青早就被送到綠島去了。像1957年的劉自然案就是由蔣經國控制的反共救國團在教官帶領下去砸美國大使館的，同樣的在1978年台美斷交美國派助理國務卿克里斯多福(Warren Christopher)來台談判，沿路砸車的也同樣是由政府控制的憤青所為。

說到憤青還不能不提70年代的保釣運動，今上馬總統當年也曾經是保釣憤青的一員。保釣發展到最後竟然因台灣政府的不作為而轉向成為大中國主義，在台灣反成禁忌。這是很吊詭的事。所以我們看出憤青在政治高層眼中不過工具爾。

早年當憤青的風險很高，幹的都是抓到要殺頭的勾當。後來比較文明了，催淚瓦斯與水柱伺候，現在網路發達，大家躲在非死不可後大鳴大放，另外還有電視節目的名嘴也可算做廣義的憤青。新時代的憤青雖然只剩一張嘴，但誤國的威力依舊。(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