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黨國體制下的生活經驗(17)  ~建築

很多人批評日本時代許多優美的歐洲文藝復興式建築到了國民黨手裡拆的拆、改的改，面目全非。以此證明國民黨是腐敗、不學無術、不文明的野蠻政權。 

但是近來有另一種說法，這些建築許多並非國民黨時代拆的，而是日本二戰期間拆除或改建的，因為40年代新的建築學派對從前繁複裝飾的古典主義非常反感，尤其這些建築是山寨歐洲而非真正有建築理念的設計，所以找到機會就要把它們清除，換上簡約線條幾何造型的新學派建築。 

我不是學建築的，沒有能力辨別到底兩種說法何者為是，或許兩者可能都並存也說不定。我只講述我自己對於黨國時代建築變化直接的感受。 

我在小學時曾經去過基隆，當時的基隆火車站還是日本時代蓋的那一幢很可愛有尖塔與雕花鐵柵欄的精緻建築，那是因為基隆是台灣距離日本最近的港口，所有從日本搭船來台灣的人都必然要從基隆港上岸搭乘火車去台北或其他地方，基隆火車站就等於是台灣的大門，所以建築特別考究。 

不久之後它就被拆除改建成極為平庸的新建築，並且存在了將近半個世紀，一直到這幾年才又再改建。老基隆火車站當時並未損壞，完全可以繼續使用，結果花了大錢還摧毀了一幢可流傳百年的精品，這筆帳毫無疑問的要算在國民黨政府的頭上。 

基隆火車站的美不僅是車站本身，還有站前廣場全部用立起的紅磚以同心圓方式一直鋪到碼頭邊，加上港區周邊的建築群，構成一個浪漫的海港都市風貌。反觀現在的基隆火車站前那真是一場悲劇，圓環、天橋、公車站、機車停車場，還有四周雜亂醜陋破敗的建築，交通混亂、人車爭道，讓人無語。 

國民黨政府的確是想抹去日本統治的任何遺跡的，火車站如此，代表日本軍國主義的神社更是如此。全台灣所有的神社在國民黨政府時代一律改為忠烈祠，這本來在政權轉換後也是合情合理的。早年政府窮困，忠烈祠大多仍維持神社原始風貌，70年代之後政府有了點閒錢，於是開始打這些神社建築的主意。 

我在1971年第一次到淡水忠烈祠時被那種氣氛給震懾住了。日本神社是仿照中國傳統建築的規矩，門前的參道以碎石子一路從山下鋪到山上，所有參拜的人都要步行經過鳥居與兩排石籠燈才能進殿。這是參拜者的禮數，以表達崇敬之心。後來被改成柏油路開車可以一路上到門前，這就有失禮數了。兩側的石籠燈也不見了，聽說都被變賣。 

日本神社都是以檜木建造的仿唐式建築，並且很少彩色的油漆，被拆除後改建成水泥塗上鮮艷油漆的中國北方宮殿式建築，既粗糙又俗艷，原來合乎禮制的建築型式也混亂了，莊嚴肅穆的氣氛全無，倒像是民間的廟宇。從此之後我再也沒去過淡水忠烈祠。 

全台灣原來共有200多間神社建築，現在聽說只有一、兩間忠烈祠還保存神社建築的原味，其他全被改成俗艷的中國北方宮殿式水泥建築，這些都發生在70年代之後，國民黨政府當然脫卸不了責任。 

滿腦子帝王思想的蔣介石是酷愛中國北方宮殿式建築的，代表作之一就是台北市的幾個城門。台北城於劉銘傳築城當時城樓是閩南式建築，後來日本人將城牆拆除改建馬路，城樓除了西門其它都保留下來，我小時候看到的城樓都還是原樣。到了1966年突然除了北門外，其他三個城樓都被改建成中國北方式的建築，這分明是假古蹟，在這種地方根本不應該出現這種建築的。 

至於為什麼北門沒有改建？原來當時就已經計畫要蓋忠孝西路高架橋，北門要完全拆除，所以不值得改建，反而因此意外保留了原貌。現在高架橋要拆，反而北門繼續存在，你看到北門現在的樣貌，就可以想像1966年前其他幾個城門的式樣了。 

蔣介石對中國北方宮殿式建築的偏愛在建築國父紀念館時踢到了鐵板。當時的建築師是王大閎，他認為孫中山一生以推翻滿清帝制為信念，怎能把紀念堂蓋成像紫禁城一樣的帝王宮殿呢？所以堅決不願遵照蔣介石的意見，蔣也沒有辦法，只好同意。最後國父紀念館就是你今天看到的面貌，很多人都認為國父紀念館遠比中正紀念堂感覺親民，這就是王大閎當初堅持的原因。 

王大閎能與蔣介石對嗆也不是沒有原因的，他的父親王寵惠曾當過北洋政府的國務總理，是連蔣介石都要尊敬三分的政壇前輩。不過蔣介石仍不甘心，同一時間另一幢重大工程就是陽明山的中山樓，由修澤蘭設計，這一回蔣親力親為，務必要把中山樓蓋成他想像中的樣子。 

再下來就要說到中正紀念堂了。中正紀念堂的原址在日本時代是第一步兵聯隊的營房，戰後成為陸軍及聯勤總部，裡面有很大的綠地及一排古典風格的建築，前方放置幾尊古砲，非常有味道。當年辦展覽時我曾經進去過。 

本來台北市這塊最核心、最方正、最廣大的空地在軍方遷出之後計畫是要做商業中心CBD的用地，那樣價值將達數千億以上，但是在蔣介石1975年去世後，蔣經國決定興建紀念堂，並把這塊地連同隔一條林森南路的另一塊空地合併徵用，就成為今天的中正紀念堂。 

中正紀念堂的建築風格我不是專家，不便批評，但它顯然也是反映蔣介石的心理，以帝陵的型式興建，不但量體巨大，而且與前面國家兩廳院的紅柱黃瓦紫禁城式建築極不協調。不過反正中正紀念堂整個是以政治語彙為主，就不能從建築藝術的角度去評斷了，但是可惜了這塊精華之地。 

對於台灣在日本時代的建築，很多人都是從從書上看到，我曾經有這樣的經驗，當年我還在做廣告時曾參與TOYOTA的一個台灣紀錄片節目計畫，與日本電通的創意總監一同工作。我們當時有一個想法，讓 TOYOTA的汽車行駛在日本時代的台灣場景前，我們找來很多日本時代台灣建築的照片，不過電通的日籍創意總監不以為然，他說這些建築新蓋好時刻意擺拍的照片都很漂亮，但是實際使用後就不是那麼回事了。這也提醒我們，很多事情在攝影的刻意安排及時間產生的距離下，往往是被過度美化的。 

我在小時候對於台灣各橋梁上寫的竣工時間都是「民國七年」、「民國廿八年」之類的感到不解，當時不是日本時代嗎？為什麼會寫民國的時間呢？原來國民黨政府老早就把全台灣日本人留下的文字遺跡全部改了，年代改為民國，其他紀念碑文則全部抹平，要不就改成相反的意義，譬如鹽寮的日軍登陸紀念碑就被改成抗日紀念碑。 

這顯然太不尊重歷史曾經存在的事實，連最強調民族主義的老共都不會這麼幹。各位如果有機會去澳門機場，可以看到大廳壁上雋刻的銅字「1995年 12月8日澳門國際機場由葡萄牙大總統蘇亞雷斯博士主持開幕」，換做國民黨政府，這種前殖民地元首的名字早就敲掉了。 

中共並沒有在接收香港時把「皇后大道」、「英皇道」、「太子道」、「彌敦道」改為「解放大道」、「紅旗路」、「東風路」、「反帝路」，可是國民黨來到台灣，全台灣遍佈「中山路」、「中正路」、「四維路」、「八德路」、「大同路」，許多原住民發音的部落名變成「三民鄉」、「復興鄉」、「光復鄉」、「仁愛鄉」，整個歷史記憶被斷裂，完全服膺於黨國的思想體制。 

看來國民黨政府還是要為這些焚琴煮鶴的事負最大的責任。(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