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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04/27 23:43:12瀏覽477｜回應0｜推薦6 | |
| 紐時專欄：自感覺良好的國度。 從這專欄文章可以看到美國人怎麼看自己。和台灣很多人想像的不同，美國其實過去集體性非常強。"傳統"大眾媒體對文化的生產分配、形塑群體認同的力量，一直到網路時代才在技術上產生了根本變化，為現在的多重聲音提供了實現性基礎。 然對照於二戰結束時美國社會上下的低調和面對人性的謙卑，再看看小布希這留名於世的"mission accomplished"，不能說沒有時代的反差。  經典畫面：小布希背後飄的是攻打伊拉克"大功告成"標語。此照必流傳萬世。 下面是最近發生的Taylor Swift事件(有些人認為根本是設計的橋段)的搞笑版PS。Taylor Swift是在MTV大獎領獎時被這位老兄一把搶過麥克風，說"喂，我很為妳高興，但Beyonce才是真正史上最棒的..."。這被視為當下美國個人主義病徵的一個突出例子。  (這個搞笑PS內文為:喂，派翠克，我很為你高興，但麥可傑克森的死，才是史上最棒的...) 但，話說回來，"當年"的美國，也不是真那麼開放，也不是沒有內部的不公不義。可惜老美沒有被中國國民黨白色恐怖統治過，沒法把所有過去和現在的問題往中國國民黨身上一推，就可以將問題"外部化"... 我們呢？只剩下山寨版的理性... 除了將一切問題外部化以外，有些人留意到台灣這十幾年來變成一個只搞"合理化"(rationalization)，而不講"理性"(reason)的社會。 佛洛姆對此有句一針見血的說法：合理化是山寨版的理性[1]。史上能不盲從眾(庶民)、不討好他人的英雄人物太罕見了，所以佛洛姆認為解決之道，唯有建立一個任何人都可以任意批評的社會，以去除從眾及討好的壓力。從brick有幸生活在這似乎符合佛洛姆心中烏托邦標準之台灣島的親身觀察來看，病徵無誤，但藥方，肯定是錯的。 在過去，還有個儒家文化起點社會裡的價值參考作用，但這二十年來台灣在外部網路信息革命，內部"去中國化"和"去威權"，和政治參與形式民主化的方向下，今天連談"尊師重道"，都沒什麼人搭理[2]，舊的價值系統盡去。走到今天，除了上上下下繞著"愛台灣"和"台灣宇宙第一強"編故事外，就剩三個蒼白貧瘠的"進步"口號價值：民主、自由、平等。碰上任何問題，就抬這三個口號出來晃晃。齊頭式"平等"，所以人人有大學文憑。民粹式"民主"，選出個肚皮會彈子彈的台灣之子，還有個每天只想著討好選民的庶民政府。放縱式"自由"，指台灣人有"不守規範的自由"。在這些虛假空洞的"進步價值"下，"我們"，就這麼一齊分享著當下的幻覺快感。   淪為道具，在職場和政治上都失去意義的學生，最後連身份的意義都失去了... 這幾年的災災難難，在一定程度上，是台灣人集體的意識形態幻覺和現實脫節的結果。災，不只是天災；兵災，也是災。 更慘的是，台灣根本符合Freud對自戀症的特徵描述：自以為是(megalomania)；對外在世界完全沒有興趣，只喜歡"玩自己"。佛洛依德也特別提到，原始部落和小孩子，特別重視自己一廂情願想法的重要性，認為自己想的，就會成真。 佛洛依德還有個有趣的說法，大意是說被母親照顧的小嬰兒幻覺著他的需求能被滿足，而當此需求遇上挫折時，小嬰兒就哭喊揮臂，結果他的需求就真的被滿足了。當這小嬰兒長大些成為孩童時，他就使用同一套方式來表逹自己的需求。 假設接受從個體到群體的跳躍(這可是佛式修辭...)，把這類比套到台灣，可以看到，當人民長期全憑幻覺，有任何快感需求就以打砸鬧方式表達，而以打砸鬧也能得到滿足，就把幻覺當現實了。brick不相信會有無政府的烏托邦，因此只能退而求其次，追求一個讓靠打砸鬧無法即時逞其當下快感慾望的社會，或許才能開始面對現實，才有可能從快感原則的宰制下稍稍掙脫。 拉大來看，可能有其它的根本變化正在發生。 碎片組合的文化 Tyler Cowen 在這訪談裡主張，當下今天的人們，特別是年輕一代，是個人各自將文化碎片(cultural bits)進行組合，來編自己的故事(narrative)。Cowen認為這使得這麼做的當代人"更真，更實(more authentic, more real.)" 這聽起來很怪。真和實，是能夠"更"的？這，可不再是真實或現實；這，可是實實在在的意識形態。 像Cowen這樣徹底擁抱相對主義實在不是容易的事。然而無論有無意識，人們最後會接受任何理由來發明、擁抱一個對"我自己"感覺更真更實的故事。
只剩下自我的世紀：The Century of the Self 雖然主題是PR，但實際上是以PR切入談人，談社會，談資本主義，談政治。簡言之，本片第四集重點在於，到Clinton之後，PR的操作進入完全不同的領域，因為人們不再是社會，而是一個個個體(individual)。每個"我"都不再願意接受過去的、既有的意識形態類別被分類，但這種自我化反而是可以被操弄的。透過各種群體調查，政客現在可以找出跨族群、性別、年齡、階級的共同心理慾望而滿足它。相信庶民民主者，認為採用這方法能更有效地回應人民需求，天經地義；然此片作者認為，這整套PR方法的起源根本就是為了要訓練、操弄消費者，也因此反而使民主陷入困境。"我們"，都被困在我們自己的小宇宙裡了。 弔詭的是，無論多麼想要追求"不同"，人仍然是社會性群體動物。"我們"永遠會想成為人民浪漫(people's romance)[3]的一份子。 而這，終究又將"我們"的追尋，帶回了起點。只要做為人，就去不掉群體。所謂的自由追求個人獨特性，還是需要認同的，而這認同的自我追尋，表現在一方面追求個性潮流、一方面卻又躲進溫暖的"愛台灣"這種大口號裡。 這種長期對現實曲解以求自我良好幻覺的快感，更可能出現和現實斷裂的意識形態，會不會讓人們愈陷愈深？一方面人們在個人面上愈來愈只重視自我的reality及只對個人有意義的小故事，卻同時又在人民浪漫裡追尋歸屬感和價值？當快感幻覺再也抵不住現實的那一刻到來，"我們"要怎麼看自己是怎麼走到這一步的？為什麼當"我們"得到自由時，卻長成了曲木，而非高直的大樹？brick真心希望手上拿的不是大災難的前排票... ”...誰要當家？誰要聽話？都太累啦... "以前，全世界都瘋了，"最有修養(the most refined)的人們這麼說著，眼睛眨呀眨的。 ...每個人有每個人白天的小快樂和晚上的小快樂：但每個人都很重視健康。 "我們發明了幸褔啊，"最後的人們(the last men)這麼說著，眼睛眨呀眨的。 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4] [1]. Erich Fromm, Psychoanalysis and Religion. Fromm的原句是:"The power of rationalization, this counterfeit of reason, is one of the most puzzling human phenomena." [2]. brick看這網頁上(以及別的地方的)的留言，可用"驚駭"一辭來形容感受。沒想到台灣社會竟然已變成如此一面倒的輕賤、蔑視老師。對老師尚且如此，對看不到摸不著又不能吃的"道"的態度更不必說了。但當然挑戰威權並不是壞事，教育機構過去所扮演的教化功能減弱也不是壞事，只是當舊的權力運作(practice of power)被取代後，新的權力運作帶來的問題，可不比過去小。 [3]. Klein在使用"人民浪漫"一詞時是刻意限縮於僅用來指人們對大政府的幻想。brick認為這個詞本身太棒了，包含的意義遠遠超過大政府(Klein當然也明白)，所以brick拿來用的時候指的要廣泛得多。 [4]. 尼采筆下的最後的人，和brick引的用意其實差異很大，可扭曲解讀它，也仍有一定的適用性。  brick相信如果尼采重生，最後的人的面貌會很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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