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侯延卿

奧運在中國，這是二○○八的盛事，然而硝煙與血的氣息，卻在此時撒下天羅地網，一項恐怖攻擊行動癱瘓了整個北京的交通系統，選手村人心惶惶……

以上是履彊數年前的小說狂想，可惜一直太忙，沒有時間寫出來。現在時效已過，只好作罷。

「文學是不能脫離生活的，生活的面向有階段性。」履彊說，生活就像很多本書，有許多不同的章節。小時候的生活場域主要在家庭與學校，長大後，又多了外地求學、交友、工作、談戀愛、結婚生子等面向，而他從軍二十年的經驗，正是他比一般文學人幸運一點也辛苦一點的地方。「幸運與辛苦其實是相等的，」他說，軍旅生涯接觸層面廣，來自大江南北各式各樣的人，新舊交替，有大陸來的老兵，也有台灣本土的阿兵哥，再加上當時的城鄉風貌與人口結構迥異於今日，都市的型態也與今天大不相同，所造成的衝擊自然印象鮮明。而當時在軍中所接觸的每一位老兵都是一個故事，「像一系列讀不完的書，有血有淚、國仇家恨、歷史包袱、個人的創痛、內在情感最深的哀怨，致使我寫出許多關於軍中的小說，當時我不只是旁觀者，也是實際上親身與他們共生死同呼吸的袍澤。」他們匍伏相依，相濡以汗，所以履彊能寫出身歷其境的深刻感受，使得文壇前輩齊邦媛老師亦感動讚賞。

離開軍中之後， 履彊進入 學術界與媒體發展，後來又意外地與政治扯上關係。這些過程也很辛苦，不過心靈上的收穫卻很豐碩。「這便是我的廣義的閱讀。黨政軍文化界都接觸過，所以『閱歷』增加了。」而這些閱歷，經過不斷地整理爬梳，都將累積為日後他寫作的題材。

文學人就像海綿

履彊認為， 文學人就像一塊海綿，即使學院訓練有限，而受過學院訓練的人又是少數，有受過專業寫作訓練的文字工作者更可能不到五分之一，但是無妨，因為社會是最大的學院，生活就是最好的學習，「我就把自己當成海綿，努力吸收知識與資訊，與一般社會人士不同之處，是我用同理心去接觸週遭的人，設身處地去看待各種不同層面的人物，所以很快就能交到好朋友。同理心其實就是一種誠懇的表現，了解他人喜怒哀樂的緣由，因而會有多一層的包容，甚至多一層的欣賞，視野更開闊，思想領域更寬廣，對人生的觀照不會侷限在自我，同時也累積了寫之不盡的創作素材。」

文學的想像加上一點點實務上的可能性，就是履彊的創作秘訣。譬如台海問題全世界都關心，這不單是軍事問題，若用國際戰略的角度去看，亦是寫作的好題材！「我很早就把兩岸問題寫進小說了，過去改革開放的時候，大陸老兵返鄉衍生出的恩怨情仇； 一九六○ 年代，越戰正在打，越南的美軍到台灣度假，在台灣所發生的愛情故事，造成現在台灣媒體曾經報導過的萬里尋親事件。這些都是可以變成小說的故事。但我會用比較高的角度去看歷史問題，歷史問題也可以轉化為小說、變成文學。」

一般而言，男女之間的情愛或城鄉變化是小說創作中最常見的題材，差別只在於不同的作者觀點自亦不同。 履彊 早期在聯合報得獎的作品＜楊桃樹＞，從表面上看，是一個關乎親情的小說，表達農村青年與都市媳婦之間價值觀的落差，忠實記錄台灣城鄉差距的切面；同時也傳達了農村的變化。一個農村青年到都市生活之後，他心中所產生的的鄉愁，其實與許多老兵從大陸到台灣的心境有某種雷同，台灣的農村問題與大陸的農村問題，甚至全世界的農村問題，其實異曲同工，履彊在很多老兵身上看到台灣老農夫的性格，「人的本質是沒有省籍差異的，即使與俄國或歐洲國家的農夫相較，那種人與土地之間的情感與關係，舉世皆同。」直至今日，城鄉問題仍然存在，這或許便是＜楊桃樹＞會被收錄進國中課本，並在許多國家翻譯發表得到共鳴的原因。

我寫故我在

履彊還有 一篇作品＜榕＞也曾在聯合報得獎，屢次得獎讓他創作的動力更充沛，「但是得獎之後就是另一個階段的開始，如果一直沉緬在得獎的光榮裡，繼續寫同樣的東西，就無法突破與進步。」他說，「得獎還有一個影響，就是成名，彷彿正式拿到作家的身分證。」

不過，四十歲那年對他而言，似乎是一個分水嶺。四十歲之前，履彊得獎無數，譬如軍中文藝金像獎，好幾次都是他和蘇偉貞輪番領取第一與第二名。因為他本名蘇進強，許多人還誤以為他和蘇偉貞是兄妹呢！但四十歲以後，他改當評審，不再參賽了──因為要把機會留給年輕人。

在四十歲之前，他大概每年都會至少出版一兩本書；但四十歲之後，工作忙得喘不過氣來，創作便大幅減少了。

然而，誠如履彊所言：「我寫故我在。」無論做任何事，最重要的是熱情，寫作亦是如此。雖然沒時間寫小說，但他寫社論沒停過。

他也喜歡寫詩……

「三十歲前我熱中寫詩！」

那為什麼後來寫的都是小說呢？

「後來發現寫小說的稿費比較多！」

（坦率風趣是履彊的可愛之處。）

三十至四十歲間，是他小說創作最旺盛的時期，不過他對詩仍念念不忘，每天打開副刊必先看詩。

他也看許多年輕一輩優秀小說家的作品，某些人書寫的文類在散文與小說之間模糊曖昧，履彊覺得有趣，而且從前他也嘗試過，譬如 他的＜少年軍人記事＞，就是以詩開場，接下來的情節則以抒情散文的筆法勾繪。

即便閱讀，也離不開寫。他提出自己的閱讀主張：閱讀有五個層次，第一層就是一般讀者用眼睛看文字；第二是把自己想像成劇中人，感同身受；第三則是進入作者的思維，思考作者為何要安排設定那些角色，又為何如此塑造那些角色；第四為評論家的層次，分析作品的優點及缺點，解剖其如何令人感動或為何讓人看不下去的因素；第五就到了創作者的層次，若覺得這個作品好就模仿練習，若覺得不好就改寫 、顛覆，無論前者或後者，最後應發展出自己的成果。

所以他的閱讀不只用眼 、 用心，而是完全進入他的閱讀五層次，用行動閱讀。

至於閱讀素材，他書房裡最多的就是軍事與文學文化方面的書籍，本土 、國際、古典、現代皆涉獵。在文學方面，他認為，「只要能感動人就算好！」結構與文字等技術層面都是次要的；尤其小說，「文本動人、故事說得精采」才稱得上好小說。

人生中最大的意外

二 ○○五年，履彊接任台聯黨主席的職務，他說這是他人生中最大的意外。但是他認為不應以政治立場去切割人際關係，只要是好人 、值得交往，就可以成為朋友。「政治是一時的，包容的態度才能使人生無限寬闊。」

政治立場更與文學觀點無關，像余光中的許多文學觀點，他都認同。「文學有很多可能，政治也是。」他說，「文學使我比較柔軟，也讓我的政治思考不像一般人單純只用意識形態去看事情……如果其他政治人物也能多接觸文學，相信那種報復心、仇恨心就不會那麼強烈。」

那年他參拜靖國神社，遭受許多質疑。他說自己是個容易受感動的人，由於多位日據時代被徵兵去南洋當軍伕的家屬陳情，希望他去安慰那裡的亡靈，所以他就去了。他說，當時並沒有考慮太多，現在回想起來，此舉必然安慰到某些人，卻讓另一些人無法接受，他心中其實也過意不去，但政治便是如此，無法百分百滿足所有的人。

但他相信自己能從政界全身而退，沒有遭人吐口水 、指責趨炎附勢，至少證明他是一個能夠抗拒權力誘惑的人。

當年一心「反攻大陸」、勤練跆拳道、志在四方的男兒，自二○○七年擔任《台灣時報》社長 ，履彊如今想的是如何把報社工作做好，期盼的是台灣能建立自己的經驗與價值、民生安樂、社會和諧、在國際發亮發光……

http://udn.com/NEWS/READING/X5/450621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