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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08/24 08:58:12瀏覽692｜回應1｜推薦6 | |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雍”，這是戰國時代楚國詩人屈原在他輝煌的長篇敘事詩《離騷》中發出的第一句高唱，翻譯成現在的白話，就是“我是五帝之一顓頊的後代，我已故的父親叫伯雍”。在沒有進行其他任何言說之前，就先要把祖宗掛上嘴邊，對於古人，這是發自潛意識的儀式，對於今人來說，祖先，依然是一個容易引發無限聯想和衝動的特殊符號。 我們來自何方，我們是誰的後代？這可以說是人發自生命深處的第一問題，亙古不變。 長久以來，生長在赤縣神州的每一個黃皮膚黑眼睛的孩子，自幼就會被灌輸一種信念：我們是炎黃子孫，有著華夏的血脈，生來就帶著一個光芒萬丈的稱號——龍的傳人。 在曖昧幽冥、夾雜著大量神話成分的中國上古史中，中華民族的祖先——華夏族，是由以黃帝為代表的一支黃土高原上的部落和以炎帝為代表的一支渭水上游的部落融合而成，共尊炎黃為始祖。由於華夏族以龍為圖騰，所以，這一族的子裔便自詡“龍的傳人”。這一帶有某種與生俱來光環的符號，似乎給了中國人一種心理安慰式的回答，使得第一問題被暗暗消解。 然而，一部駭世之作《狼圖騰》的熱銷，卻把一個尖刻的問題赤裸裸地擺在了“華夏人”們的面前：龍的傳人，還是狼的傳人？ 有趣的是，繼暢銷書《狼圖騰》而起，一向深文週訥的學術界似乎也不甘板凳清冷了，開演一場“龍的傳人，還是犬的傳人”的熱鬧討論。 掀開這場討論帷幕的，是內蒙古師範大學的蒙古語言學家芒·牧林教授，他在2005年初提出了一個驚人的假說，認為“龍的傳人”實際上應該是犬的傳人！這就是“犬鹿說”，2005年上古史學界最具爭議性的熱門話題。根據這一假說，所有的東亞現代人類都來自一個共同的祖先——“犬鹿氏”或“鹿犬氏”，約在一萬五千年前生活在今內蒙古東部扎賚諾爾地區和黑龍江齊齊哈爾地區，其中一支越過白令海峽成為所有印第安人的祖先，而犬鹿氏主體部分經曆三次大規模的遷徙、繁衍和融合，最後形成近百個民族，遍布亞洲各地。 在這個假說中，距今約一萬五千年前出現在今天中國東北的一個部族——“犬鹿氏” 被認為是今天亞細亞地區80%以上蒙古人種（黃種人）的原始遠祖。而“犬鹿氏”是由兩個胞族——“犬”部和“鹿”部相互通婚而結合成的。其中“犬”部生活在今黑龍江中游和松花江上游一帶，是最早把狼訓練成狗的部落，而“鹿”部則棲居於今大興安嶺的密林中，是一個善於養鹿的部落。距今約一萬三千年前，最後一次小冰川期臨近結束，遍布陸地的冰川開始消融，沒有了冰山阻隔，人類進入了一個大遷徙時期。在這一時期，犬鹿氏中的一支沿西伯利亞西端的鄂霍次克海經白令海峽抵達美洲大陸北部，成為印第安人的祖先。 一個似乎可以印證“犬鹿說”假說的證據，來自對狗的“身世”的揭密。2002年，中科院昆明動物所的張亞平研究員和美國科學家合作，在世界最權威的科學雜誌之一Science上發表了他們關於犬的起源的研究成果，他們蒐集了來自歐洲、亞洲、非洲和北美洲的654隻狗的DNA樣本，分析了它們體內通過母系遺傳的“線粒體DNA ”遺傳物質的鹼基排列後發現，這些狗擁有幾乎相同的基因。（Savolainen, P. Zhang,YP., Luo, J., Lundeberg, J., Leitner, T. (2002) Genetic evidence for an East Asian origin of domestic dogs. Science 298: 1610-1613.） 這一結果的含義是驚人的：現在遍布全球，“犬丁興旺”的狗類，出現在地球上的時間不過1萬4千年而已，犬到達美洲的時間為大約1萬2千年前，這與人類到達美洲的時間基本一致。而現今地球上所有狗的祖先，全都可以追溯到最初被人類馴養的五隻母狼。而這五隻1萬4千年前的母狼所在地，被確定為東亞，因為東亞犬的基因種類最豐富。  當然作為歷史學的“犬鹿說”不是產生自DNA的測序，而是來自“歷史比較語學”——對人類語言中所包含的詞彙“基因”的探究。雖然人類語言歷經千年萬年，會發生巨大變化，但語言中關於天地自然、身體器官、日常行為方面的基礎詞彙的發音和意義卻會保持很大程度的穩定，通過對比兩種語言中同一時期基礎詞彙的語音異同，就可以揭示出這兩種語言“血緣”的親疏遠近，這就是“歷史比較語言學”。 在漢語和蒙語、滿語等阿爾泰系語言之間，存在大量可比的基礎詞彙，例如，漢語的 “天”和“氣”，是與蒙古語的tengri和hi可比的；“水”和“土”，是與突厥語的su和toprak可比的；山嶺的“嶺”和雨水的“雨”，則是源自通古斯語的alin和huur的。看來，天、氣、水、土、嶺、雨等字的先秦讀音，和現代讀音沒有什麼重大的差別的。 說山嶺的“嶺”字是滿語alin的縮音，是“有書為證”的。《史記·吳太伯世家》有“吳王不聽（伍子胥的話），遂北伐齊，敗齊師於艾陵”的記載，個“陵”是“山”或“高地”的意思。《金史·國語解》說“阿鄰，山”，而“艾陵”顯然就是“阿鄰”或alin。齊國地方地名“艾陵”是女真語，這片地方的上古語言可能是通古斯語。 而像toprak、tengri、alin的多音節字，縮減為單音節的“土”、“天”、“嶺”，就是阿爾泰語式的中原古代語言，朝藏緬語式的北方漢語的轉型過程。這個轉型期可能經歷了夏、商兩代，但在像形文字已經創立時，漢語的基本形態一定穩定了；如果那時中原地區還在使用多音節語言的話，中國文字是會走上拼音文字的道路的。 過去人們認為漢語和藏語比較接近，而和蒙語、滿語、突厥語這些語言關係比較疏遠，所以把漢語和藏語同歸入“漢藏語系”，而把蒙語、滿語、突厥語這些語言歸入“阿爾泰語系”，但是現在看來，漢語和阿爾泰系語言之間，同樣存在不可忽略的親緣關係，可能比跟藏語還要“親”。 假如“犬鹿說”是正確的，那麼關於中華民族起源的歷史畫卷，將是一幅關於起源來自北方的“狼”族南下進踞中原的“南下圖”。實際上，犬鹿說已經勾勒出這樣一幅歷史素描： 約在1萬年前，“犬鹿氏”開始向東、西、南三個方向進行大遷徙。一支沿松花江流域和黑龍江上游南下，到達東北平原和遼東半島成為肅慎人和朝鮮人的祖先；一支從海拉爾地區沿伊敏河流域、嫩江流域和大興安嶺東麓南下到達遼河流域，成為商、東胡、鮮卑人的祖先；一支從額爾古納河流域向西進發，沿克魯倫河逆流而上的達鄂嫩河流域，成為乞顏韃靼人的祖先。 距今約 8000 至 5000 年前，先期到達遼河流域及遼東半島的“犬鹿氏”群體，分五路向西、北、東、南和中原地區進發，歷經兩千餘年的大遷徙活動，遍布中國各地的“犬鹿氏”群體在母系氏族社會的繁榮階段，分別形成各具文化特色的氏族和部落，在東北平原、黃河流域、長江流域及東南沿海、西南長江上游地區，分別形成以神話傳說為標幟、以不同名稱出現在史前時代歷史舞台上的氏族部落集團。 “犬鹿氏”經曆三次大遷徙後又出現3次大融合。約在4500年前，炎帝與蚩尤、黃帝與蚩尤、炎帝與黃帝之間的大規模部落戰爭，導致黃河流域“犬鹿氏”後裔的第一次大合。 夏、商、週時期，在中原地區出現王朝，使分散各地自行發展的“犬鹿氏”後裔實現第二次大融合，“華夏民族”在這次大融合中形成。 自公元前二年起，相繼建立起獨立政權的匈奴、鮮卑、拓跋、柔然、高昌、突厥、吐谷渾、渤海、回鶻、契丹、女真等北方游牧民族與以漢族為主體的中原政權先後對峙共處。匈奴、鮮卑、烏桓、女真、契丹等民族南遷，形成“犬鹿氏”後裔的第三次大融合。 然而，偏偏有一位學者從基因科學角度出發，勾勒出一幅關於中華民族起源的“北上圖”，與犬鹿說的“南下圖”唱起了對台戲。 極具權威性的《美國人類遺傳學雜誌》（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2005年7月份發表了一篇由同樣來自中科院昆明動物所的宿兵教授聯合復旦大學金力教授等人得出的研究成果，指出，東亞現代人源於東非，距今約1萬8千年前從南亞由南向北進入國。 宿兵等人研究了12127個男性個體的Y染色體基因差異，這12127個樣本包含了中國人的所有基因類型，研究發現所有中國人都源於東非，而且基因類型的豐富程度由南向北呈現嚴格遞減，這說明北方的中國人祖源一定來自南方。 毫無疑問，這一研究成果顛覆了一個20世紀的神話——“北京原人”是中國人的遠祖。中國大地上的確出現過從“元謀人”、“藍田人”到“北京人”、“丁村人”等等一系列古人類，但是，根據基因科學的研究結果，他們卻不是中國人的先祖，那他們哪裡去了？ 實際上，現代人是單一的物種，即使不同人種之間也沒有任何生育障礙，而各地發現的猿人之間卻差異卻很大，屬於不同的物種，並沒有都進化成為現代人。只有東非的猿人走上了向現代人進化的道路。所以，北京古猿人不可能成為我們的祖先。 宿兵在查閱中國現有化石的年代以後，發現了一個不容忽視的斷層。這個斷層從大約10萬年前至4萬年前，沒有任何人類化石出土。據推測，生活於東亞的直立人和早期智人(Homo Sapiens)在最近一次的冰川時期，由於惡劣的氣候而絕滅。取而代之的是從非洲不遠萬里遷徙而來的現代人種。 相比“南下圖”的恢弘浪漫，“北上圖”有著一個更堅實的“現實主義”背景圖：人類同源說。人類基因研究揭示，所有現代人類都有著一個共同的祖先——一個距今約20萬年前生活在東非大峽谷東側的猿人“夏娃”，“夏娃”的後代們在東非的“伊甸園”裡安居樂業了14萬年之久，到6萬年前，一支大約有600名育齡女性的“小分隊”走出非洲，他們就是現今地球上除非洲人之外其他所有人類的祖先。中國人先祖的“北上圖”只是這副更浩大的“出非洲圖”的一個局部。 顯然，如果“北上圖”才真正還原了歷史的話，那炎黃子孫們“龍的傳人”的成色就又可以大於“犬的傳人”了，因為，黃帝部落和炎帝部落在傳說中是來自青海的河湟地帶的，這是符合“北上圖”的。問題是，哪個才更接近歷史呢？ 也許我們可以認為，1萬8前年前的“北上圖”，和1萬5千年前的“南下圖”可以互不衝突，但是，“北上圖”所依據的語言學材料，或者竟可以做成另外一種解釋—— 漢語和阿爾泰系語言的可比性，完全可以不必來自“南下者”的“傳入”，完全可以是“北上者”從南邊帶到北邊去的。 中原古代語言可能是“阿爾泰”式的，這也是有案可查的。 “夏曆”是在夏代製訂的，“夏部落”是中原部落聯盟的盟首。夏曆十二生肖的“申酉戌亥”四字中的“申”和“亥”二字，接近蒙古語的“猴”字sam和“豬”字gehai；《史記正義》和《史記索隱》又都註釋，“虞舜”的母親是叫“握登”的，“握登”可能就是蒙古語裡的“夫人”一字“合敦”。 宋國國君是商紂王的叔父箕子的後代，宋景公名叫“頭曼”，與匈奴頭曼單于同名。“頭曼”（tuman）是滿語和蒙語的“萬”字，漢語的“萬”（音man）是tuman的縮音。突厥人有“土們可汗”，中朝邊界有“圖們江”。 可見，我們關於歷史的想像，只能是模型的擬構，上古歷史的波瀾壯闊，煙消雲散之後留給後人只能是更大的想像空間，只是，還原真相的努力，可能只能建立在邏輯建構之上，而邏輯，終究不能代替歷史…… 我們是龍的傳人，還是犬（狼）的傳人？也許上古留給我們的材料太少，做出準確判斷還為時尚早，但是，中古的歷史，在史書確是言之鑿鑿的。 可以肯定的是，北方的游牧民族，有文字可考以來，就一直沒有改變過不斷南下的歷史方向，鬼方、獫狁、匈奴、鮮卑、柔然、突厥、契丹、女真、蒙古……這些強悍的騎射者，千百年地策馬南奔入中原土地，把血脈和中原“漢人”融和到了一起。尤其是“五胡亂華”的四百年間，整個長江以北的中國人，事實上已經被換了血，換成了游牧民族的血液。 而說著阿爾泰式語言的游牧民族，是以狼為圖騰的，他們的語言裡，把“狼”叫做“叱奴”（china）…… 我們來自何方，我們是誰的後代？這是一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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