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們究竟憂慮的是什麽

一九三八年，極權主義在歐洲已經嚴重地威脅到每一個角落。敏感的、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從一九一七年共產黨在俄國執政就逐漸開始從各方面對此進行反思、探究。出生在德國科隆，生長於奧地利的年輕的社會學家弗格林（E. Voegelin），在三十年代中期，從根本的文化思想角度，極權主義思想的產生與宗教思想的關系出發，探究了近代極權主義的根源，並在一九三八年四月出版了《政治化宗教》一書。由於出版廣告的限制，以及當時的社會政治形勢，這本書出版後並沒有引起很大的影響。秋天，弗格林寄送了一本給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德語世界重要的猶太作家托馬斯·曼。那時候托馬斯·曼已經流亡美國。

弗格林究竟為什麽會寄送給托馬斯·曼一本，是想取得托馬斯·曼的幫助在德國出版這本書，還是為了獲得托馬斯·曼的其它支持，沒有文獻能夠解釋這個問題。但是，托馬斯·曼的回信，卻不但讓弗格林大為失望，甚至可以說使他感到傷害。托馬斯·曼在回信中說：

“對於您贈送給我的關於政治宗教問題的著作，我十分地感謝您。這是一本非常令人興奮的、富有啟發性、教益性的著作，它概括總結了在我們這個值得思索的時代的極為有限的空間中的豐富的思考經驗。對我來說，您的弱點是著述中表現出的客觀性。它讓人感到您是在強調無批評性的、實證的意向。因為它涉及的太廣泛了，開始時甚至有些好像是用來為那種可恥的實用主義辯護。人們期待的是道德抵抗，以及加強在倫理上的反對運動。因為正像我所看到的那樣，應該開始在全世界組成對這種‘虛無主義革命’的反對。”（Eric Voegelin， Politischen Religionen，Muenchen，2007，144頁 ）

按照托馬斯·曼的希望，弗格林的書應該是具有戰鬥性的政治作品。但是，托馬斯·曼太不了解弗格林探究的動機與思想了。因為使得弗格林探索思考這些問題的恰恰正是十九世紀以來知識領域中的精英們的政治化、意識形態化傾向，正是知識分子中的那種群體的或者說集體主義的傾向。

在此之後，弗格林在該書的再版前言中，專門針對托馬斯·曼的批評明確地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

對於弗格林來說，知識精英的政治化，知識思想與文化的意識形態化，以及知識分子的那種集體主義傾向是最危險的傾向。反對希特勒、種族主義只是一個具體方面。二十世紀的歷史也果然如弗格林所憂慮的，沒了日耳曼的種族主義，來了無產階級；沒了希特勒，來了冷戰，來了更多的共產黨；沒了共產黨，來了恐怖分子、原教旨主義；沒了戰爭，來了世界與極權專制的合作，盤剝局部地區的民眾，糟蹋濫用該地區的環境。權力與精英們的勾結，甚至成為一體。這種傾向一百年來以各種形式存在著。在這種勾結中，甚至造就出一種癌變的共產黨文化——一種特殊的極權主義文化。

以弗格林為代表的知識分子對這一系列現象的探索、研究和抵制，是為了能夠使得歷史的進程接受一些經驗教訓，少走一些彎路，為了我們的後人少一些犧牲，少一些苦難。正是為此，知識分子的目的不僅絕對不會是政治權力，及政治上的得失，而且他最終關心的也不是表面的現實政治。正為此，二十世紀給人類帶來巨大災難的正是那些社會精英、知識精英。

弗格林及他同代的知識分子，卡爾·波普、弗里德里希·哈耶克、雷蒙·阿隆、依賽亞·伯林等思想家們深刻地看到，二十世紀的一切災難都與知識分子的政治化、意識形態化相關聯，這不僅表現在西方，也表現在東方，不只在掌權者，也在攫取權力時的謀亂者，不僅在極權主義國家，也在一般社會中。

弗格林等人對這些問題從不同方向，不同領域進行了探索和研究。歷史證明他們的憂慮是對的。在他們去世幾十年後，我們面臨的依然是這個問題。這就是今天不僅我們自己拒斥共產黨文化，而且不斷地籲請世界註意的原因。這也是我們在如何評價劉曉波這一類人獲得諾貝爾獎的時候，所憂慮的中心問題：

劉曉波到底代表了什麽傾向？

他的獲獎將會給我們造成什麽影響、什麽後果？

我們究竟應該采取什麽樣的態度來面對這一切？

我們考慮的不是托馬斯·曼那樣的表面的政治因素，而是深層的——導致中國共產黨統治半個多世紀災難的那些因素，導致中國發生世界史上最黑暗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發生最殘暴的八九年大屠殺，最令人震驚的物質大匱乏，精神大腐敗，以及在可以預見到的未來的環境大崩潰的與知識、文化及精神問題相關聯的種種思想原因。

從這種角度看，諾貝爾和平獎頒發給劉曉波讓我們憂慮，憂慮它可能帶給中國當代歷史發展的負面影響，憂慮它助長當代極權主義的中國給國際社會帶來的危害，以及憂慮它會迫使我們的親友和後人付出更多的代價。對於這個獲獎的歡呼，人們有理由認為，它很可能如當年張伯倫與希特勒在慕尼黑簽訂條約後，人們彈冠相慶獲得了和平一樣，由於它所帶來的我們無法把握的走向而成為真正的飲鴆止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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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劉是意識形態化的產物

劉曉波們到底代表了一種什麽樣的傾向？現在，我們為什麽重新提出弗格林等前輩們曾經憂慮過問題？

五四以後，中國的知識精英走向了一條歧路，一條片面全盤西化的歧途。這條歧途不僅是對中國文人傳統的那種禮義廉恥、忠孝仁義、修身濟世的傳統價值觀、生活觀的背離，而且是一種片面的西化。左派知識分子的那種自以為代表真理的專斷教條思想，傲慢態度，在哲學上是那種毫無反思、妄自尊大的唯物主義反映論及決定論的思想產物，在文化思想上是建立在二元論基礎上的西方宗教思想的世俗化結果。這種思想導致他們成為一種異化了的知識分子，也就是一種政治化的知識分子。在學術研究、藝術等專業領域則導致他們脫離了具體的專業問題，變成一種意識形態化。這種意識形態化的特點就是主題優先，以論帶史，政治目的統帥一切。在這種前提下，他們的一切作品都成為一種追求政治功利的宣傳品。

以中國的情況為例，在共產黨掌握政權以前，所謂五四、“科學與民主”、啟蒙、救亡、全盤西化、傳統問題等，在左派文人那里的所謂研究和討論，都是一種為政治目的服務，甚至可以說本身就都是一種政治。利用這種東西遊走於各“黨派”高層的知識精英與中國傳統那種具有救國濟世的“家國”情懷的文人是不同的。“黨” 文化和傳統社會的“士”文化是不同的。

知識精英的這種傾向在共產黨掌握政權後得到了徹底表現——徹底的政治化、功利化。這就是四九年後，從李希凡們批判紅樓夢研究開始的、完全在另外一個層面上顯現出來的一系列的畸變現象。

從李希凡開始，其後對胡風集團的批判，歷史學領域中的以論帶史等問題的討論和所謂成就，到六十年代初期對於人道主義的討論，對於《北國江南》、《海瑞罷官》的批判，七十年代的“批林批孔”，“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八十年代的各類青年知識精英們的所謂“開放改革探索”，如“控制論研究歷史”、 “西化問題”的討論，乃至後來被作為正面形象重新發掘出來的顧準現象等等，都是一種以政治為目的的宣傳，在學術上不僅毫無價值可言，而且根本就是一種直接的毀滅。所有的這些青年才俊，知識精英關心的也是政治得失。一登龍門便身價百倍。李希凡、戚本禹、姚文元的道路，永遠吸引著他們。

這是一條政治化的道路，一條完全意識形態化的道路。一條非正常社會知識分子的道路。不幸，劉曉波走的正是這樣一條道路，並且三十年來他從來也沒有試圖努力擺脫這條病態的惡之路。

首先是價值問題、世界觀問題，在對於天地人，人的認識的最根本的問題，形而上學前提問題上，在他們的極權主義前輩們封閉的、畸形的教育下，劉曉波們是失去了傳統的一代。在劉曉波走的這條路上的知識精英，既沒有中國傳統文人所特有的士大夫情操，憂國憂民、憂君、憂政、憂天下之興亡、人間之疾苦的“家國”情懷，沒有中國文人固有的“正氣”、“清氣”，也沒有中國傳統文人與現代知識分子都具有的那種對抗權威，獨立自由的思想與藝術精神，及對政治的蔑視與厭惡。只要做兩個對比，那就是把劉曉波們與陳寅恪為代表的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相比，把劉曉波們和薩哈洛夫、索爾仁尼琴、布羅斯基、吉拉斯等現代知識分子相比，人們就可以看到這兩個根本區別，及劉曉波們極權主義文化的血緣傳承。

其次是劉曉波的著述，其方法、思想、語言，提問題的方式、提出的問題，完全是一種意識形態式的，表現的仍然是一種典型的共產黨社會的文化。或者說，正是弗格林、波普們所不認同的那種文化與思想。劉曉波的專業是馬克思主義美學，作為所謂知識分子的劉曉波的知識和學術工作居然從來也沒有超出過馬克思主義教科書。這本來在最近三十年是完全有可能的，至少走上背離的道路，可惜劉曉波沒有這種沖動和傾向。

所有這一切，又從客觀及主觀上，雙方面造成了劉曉波們，這兩三代人學院訓練與知識結構的貧乏蒼白。

其三，劉曉波的一切考慮都是為政治目的服務的。他的早期的黑馬式的文學批評，中期的，八九年投入天安門廣場的活動，電視上的作證及其後的懺悔及著述，以及最近十年的各種雜文，對於不同意見，對於中國社會時政問題的文字都是意識形態化的文字。不錯有一些時候劉曉波的問政已經是在共產黨的主流意見的邊緣，但是他的所有的考慮都是為了政治，而非為了價值，社會的、個人的、學術的價值。這種以文字謀取政治社會利益的道路完全是陳伯達、李希凡、姚文元、戚本禹的道路的延續。這條路和八十年代初期的金觀濤、何維淩們，陳一諮們，陳子明、王軍濤們……沒有什麽區別，只不過因為機緣在社會中的位置不同，劉曉波不幸也走向了當年那些共產黨的合作者們，如章伯鈞們、陳子明們所走向的被整肅的道路。

這樣一條道路當然和我們一直推崇的，最近半個世紀共產黨國家的持不同政見的知識分子的代表，例如索爾仁尼琴、布羅夫斯基、薩哈洛夫、米沃什，乃至那些苦悶的知識分子肖斯塔科維奇們不一樣，當然和那些經過痛苦後從左派知識分子中走出來的凱斯勒、紀德、吉拉斯們不一樣。

沒了知識和精神追求的劉曉波們在政治中如魚得水，不管是哪種政治，掌權的還是在野的，這本身就說明，這是一類異化了的知識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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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極權主義危害劇增

盡管如此，諾貝爾和平獎頒發給作為極權社會癌變結果的劉曉波，還是可能對中國社會產生很多直接的、正面影響。然而，這直接的正面影響卻大都和劉曉波無關。因為歡呼支持的中國民眾大都不關心劉曉波是誰，劉曉波做了什麽，他們關心的是和平獎給的是在監獄中的人，中共政權不歡迎的人。他們關心的是是否打了中共政府一個耳光。

民眾的歡呼是對共產黨的拋棄與否定，而絕對沒有一絲一毫肯定的意思。在這里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共產黨倒臺，那在全世界、中國得到的一定是如八九年柏林墻倒塌時那樣的最大的歡呼。所以諾貝爾和平獎頒發給劉曉波的直接的積極影響本身否定的是劉曉波的說法和做法，那就是他對共產黨近年來所謂進步的肯定，以及它所謂的自己“沒有敵人”的說法。

如果劉曉波們還有一點感覺的話，那麽就可以從這種歡呼聲中感到民眾對他們對共產黨的順從和美化的嘲弄和否定。

也正是在這種意義上，諾貝爾和平獎頒發給劉曉波的結果很有南轅北轍的可能。因為共產黨文化產物的劉曉波們借諾貝爾獎而欲圖繼續走下去，甚至拓寬他們的道路，這本身就是一種極權主義文化的反動，甚至可以說是八九年以後，世界上最嚴重的一次極權主義文化回潮。

我之所以這麽說，是因為，中國的事情的發展變化和最近一百年來的國際社會、人類社會的變化發展是一致的。對此，我們可以從以下四個方面看到，它是一次不折不扣的極權主義政治及其文化思想的反動與回潮。

3-1.百年來對於極權主義共產黨問題的探索及極權主義文化孽障

一百年來，共產黨、馬克思主義思想始終是人類當代歷史，知識界所關心的中心問題。從一九一七年布爾什維克在蘇聯掌握了政權，支持也罷，反對也罷，都要面對共產黨及其意識形態問題。最早所謂國際共產主義內部的考茨基、伯恩斯坦、盧森堡都直接或者間接地與列寧建立在恐怖主義基礎上的無產階級專政進行了爭論。到二十年代，意大利法西斯主義出現後，極權主義問題的討論隨之在歐洲產生。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與左派知識分子對此的爭論也日益深化。到三十年代，由於希特勒納粹的出現，大大促進了對極權主義問題討論的迫切性。事實上，其後半個世紀所有對極權主義問題討論的思想與方法基礎都是在三十年代基本上形成的。例如弗格林、卡爾·波普、哈耶克、雷蒙·阿隆等人的思想。而一大批有良知的文學家、詩人、知識分子對於共產黨從不了解，憑熱情和理想，到對他們本質的認清。這中間包括紀德、凱斯勒、奧威爾。那些至今看來還沒有任何過時感覺，入木三分的作品，如奧威爾的《一九八四》、《動物莊園》、紀德與凱斯勒的作品大都是那一時期他們的經歷，及對此的思索反省的記錄。

極權主義、共產黨問題從三十年代以後，盡管在二次大戰中，因為反對希特勒法西斯曾經暫時退到第二位，但是二次大戰結束後立即又成為人類不得不面臨的中心問題，知識分子不得不面臨的思想文化問題。四十年代末期開始，極權主義概念雖然不斷引起爭議，但是逐漸成為分析共產黨社會和希特勒極權主義的中心概念。這期間出現的極權主義的起源，以及美國布熱津斯基等對於極權主義概念的進一步討論使得極權主義概念已經超越哲學和思想領域，進入社會學、政治學、乃至文化學，並且成為誰也不能夠回避的概念。

在二次大戰結束後的五十年中，有關極權主義的文學作品、音樂作品成為這半個世紀最重要的經典作品，人類歷史上的寶藏，音樂作品，例如《日瓦格醫生》、《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帕斯捷爾納克、索爾仁尼琴、米沃什、布羅夫斯基、肖斯塔科維奇則成為冷戰時期最具有歷史意義的藝術家。

共產黨問題是這一百年來最重要的問題，是誰也回避不了的問題。而這個問題的提法，不是如何改善共產黨，而是它給人類帶來哪些罪惡，如何抵制、消滅它。

中國社會當然也逃離不了這個問題。四九年以前，中國的知識分子直接或間接地參與了這個問題的探究。然而到五七年，一方面一部分知識分子延續了這一討論，提出黨天下問題，中國傳統思想文化，自由主義思想與共產黨意識形態及極權專制的對立問題，自由民主問題，然而，另外一方面，譚天榮、林希翎、林昭等為代表的左派思想的新一代，已經顯示出，他們逐漸被共產黨思想意識形態化，失去了提出問題的能力、思維能力的特點。這個特點由於五七年共產黨對傳統知識分子徹底粉碎，以及其後的文化、教育、文學藝術的全面控制和意識形態化，居然使得五七年後的幾代人，沿著譚天榮、林希翎們的方向徹底被意識形態化，異化，徹底失去了感知、提出以及研究問題的能力。

自譚天榮、林希翎之後，後來的知識精英們失去了前述那種一般社會對於共產黨及馬克思主義問題的研究取向。完全被意識形態化的精英們走的是李希凡、戚本禹、姚文元的道路。這方面最為典型的就是所謂七六年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對於文化大革命的反思居然在這些知識精英們那里沒有看到任何一般社會中的那種對於共產黨社會及其思想的探究。可以毫不為過地說，七六年以後中國的所謂思想解放運動，是試圖改善延續極權主義的共產黨統治的一種腦軟化現象。極權主義概念到了八十年代末期後才進入中國知識界，更不能不說是令人遺憾的事情。

再看劉曉波先生。學生時代的劉曉波選擇的是馬克思主義美學。馬克思主義美學是馬克思主義教科書中的最徹底意識形態化的一個分支，甚至可以說完全是一種宣傳產物。以往共產黨搞意識形態鬥爭幾乎首先總是選擇在這一領域。在這個方向上，我們回顧劉曉波八十年代的工作，同樣如此。八十年代中期以後他的所謂黑馬式的批評，除了在表面政治問題上引起的效應外，他的語言、他的方法、他的思想，不僅沒有走出馬克思主義教科書，而且可以說完全走在這條意識形態化的道路上。對於自己的馬克思主義美學專業，也就是說對馬克思主義、對共產黨及其文化問題居然沒有顯示出任何的厭惡與反叛，更沒有顯現出徹底告別這種極權主義文化，追求另外一種思想方式的沖動。細究劉曉波八十年代的工作及其思想，說他完全是極權主義文化孽生的畸形產物是毫不為過的。

在這一階段的思想潮流中，陳寅恪、洪謙先生他們直接和間接地涉及到這一對於馬克思唯物主義思想，共產黨思想，西方各種文化思想的探索，思考。以自然科學為專業的黃萬里先生則又是一種代表。他對於共產黨問題的認識，雖然看起來沒有那麽直接，但是對於政治的看法，身上的學風都是顯示著對於這種黨文化的對抗與抵制。人們可以看到，即使到了九十年代，在黃萬里先生寫給所謂黨領導人的信中，都沒有任何黨文化的那些意識形態式的套話，沒有沾染任何黨文化。

3-2.八九年柏林墻倒塌，共產黨集團崩潰的意義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柏林墻倒塌，東歐共產黨集團崩潰。這是二十世紀，甚至可以說人類歷史上最重大的事件。柏林墻的倒塌，東歐共產黨集團的崩潰的歷史意義絕對不只是政治上的，也就是它絕不僅意味著冷戰的結束，單純的民主國家戰勝專制國家，而且意味著一種曾經給人類帶來巨大災難的精神、思想及文化的徹底失敗。過去百年來爭論不休的很多政治問題、思想問題、文化問題，至此都已有了歷史性的“經驗”的答案。它意味著卡爾·波普、弗格林、雷蒙·阿隆們所尊崇的價值，所做的探索是必要的、正確的，而共產黨及其知識精英們的思想及文化給人類帶來的災難已經被公認，並遭到徹底地拋棄。

在這種意義下，極權主義概念在經過了起伏以後，幾乎被思想界完全接受。對共產黨的認識變成了究竟是否可以把共產黨的極權主義專制和希特勒極權主義專制相提並論這樣一個問題。這種深入的討論使得極權主義問題、共產黨問題依然是在作為歷史問題、現實問題出現在思想界。一九九七年出版了總結共產主義運動的《共產主義黑皮書》，並且引起了激烈的討論。最近二十年討論極權主義的書籍涉及之廣，之深是過去五十年來所從來沒有的。但是對於中國社會及知識界來說卻並非如此。

一九八九年，中國共產黨把一部分知識精英在政治上逼迫成了反對派，但是這些精英們卻從思想上依然沒有產生反叛和反思，沒有過產生變化的需要和沖動。他們的眼界也仍然沿著筆者前述的的方向：這就是語言、方法、關心的問題仍然意識形態式的，根本沒有跳出共產黨的規範，來重新不僅從政治上，而且從文化、思想、學術，基本的生活方式上來認識評價共產黨及其社會。

在這方面，劉曉波八九年後的文章、觀點及做法還是沒有顯示出要徹底告別共產黨社會的文化、思想、生活方式的沖動。不錯，劉曉波在九八年前後的一些文章，曾經引用過筆者提出的極權主義的兩個階段的提法，但是他僅僅局限在提法上，而沒有對共產黨社會，極權主義問題的徹底探究。這是因為他根本的思想方法與筆者不同，他不知道，極權主義及兩個階段的提法是建立在對共產黨的徹底否定基礎上，建立在對自己曾經經歷過的極權主義當文化的徹底反省的基礎上。所以他接受的不過是某些術語而已。

劉曉波這一階段留下來的歷史，讓我們再次看到，他們沒有基礎、也沒有能力如其它地區的知識分子那樣提出及討論極權主義、黨文化問題。

這一階段的劉曉波，盡管在政治上被共產黨徹底趕出體制，但是在思想上依然沒有根本性的變化。他所顯現的極權主義文化孽生的特點沒有任何改變。事實上，他從來也沒有感到有做出這種“改變”的必要。

3-3.最近十年國際及中國社會對極權主義、共產黨問題認識的變化

在最近一個世紀，共產黨及其思想文化是知識分子、知識界中的最重要的問題，是人類社會所面臨的最重要的問題。八九年柏林墻倒塌後已經不再是它是否是極權主義國家，是否能夠通過改革演變成一個正常國家的問題，而是是否應該把它和希特勒極權主義等同看待的問題。

然而，在柏林墻倒塌後的第一個十年，盡管對於極權主義的研究已經普遍化和深化，但是由於人們不再感到極權主義的現實威脅，因此，它越來越成為 一個歷史問題、學術問題，而忽視甚至忘記了身邊那些活生生的極權主義存在物。這一傾向也再次讓人們看到弗格林與托馬斯·曼分歧的深刻性。人們更多的是功利性地關註極權主義存在的“政治”影響。

二零零一年九一一事件，因循了這一功利規律，把極權主義問題再次推向世界歷史的舞臺中心。恐怖分子與百年來極權主義問題的聯系，以及在這一期間中國共產黨政府不時讓世界感到的政治上的再次威脅，以及它對中國文化傳統的徹底毀滅，對環境的毀壞、對世界的威脅等一系列問題，使極權主義問題開始重新回到冷戰時期的中心位置。

在這個十年中，在中國，雖然經過了五十年代徹底摧毀中國傳統，以及與世界聯系的斷絕，但在經過文化革命的徹底黑暗之後，還是有部分知識分子保持了正常的知識傳統，例如黃萬里；還是有不斷的文獻再現了以往的知識分子所作出的對抗，例如九十年代陳寅恪的重新發現；還是有年輕的知識分子重新發現鐵幕外的思想，例如六九年後筆者所走過的道路；還是有中國民間的，從來也沒有中斷過的對於另外一種生活方式，另外一種天地人觀念、家庭觀念，對傳統宗教信仰的堅持。

所有這一切，九十年代在中國大陸雖然沒有在知識分子中形成群體的對於共產黨問題的徹底性的探究，但是在中國民間社會卻形成了對另外一種傳統生活方式的追求。九十年代的這個追求的典型代表就是法輪功的出現。九十年代出現的法輪功對另外一種生活方式的追求，奠立了最近十年中國社會對於共產黨問題討論的社會基礎、思想背景。

二零零四年《大紀元》發表的《九評中國共產黨》，以及以後展開的討論與退黨運動，可以說完全是最近一百年人類社會、知識界，對於共產黨問題討論在中國繼續和擴大。它的出現不是孤立的，而是有著思想、文化、人類生活方式的橫向和縱向聯系。它代表的是對於極權主義，對共產黨的全面的拋棄，不只是政治上的，而且是從最根本的生活方式上。這當然包括學術思想、研究方法、概念語言。

在這樣一種潮流中，也就是在八九年以後形成的世界性的對於極權主義的徹底否定中，劉曉波們卻沒有借助這個發展去徹底改變自己的學風、作風，反而仍然固守著舊有的對意識形態化的文字，對玩弄政治的愛好。更為甚者，仍然利用權謀打擊其他異議人士。

在這方面最為典型的是與劉曉波本來並非屬於一個群體的所謂“和解智庫”、和解派們。在這個大潮流中，和解派們苦心經營的就是一個，不能徹底否定，徹底拋棄極權主義及其道路。和解派們當然不敢，也沒有能力談論思想文化問題，所以只有圍繞在政治問題中的幻象中，制造一些似是而非的問題，例如“胡溫新政”，“黨內可能有改革派”這樣一類的問題。盡管所有這一切都和肥皂泡一樣不斷的破滅，但是與共產黨共生的這些所謂精英，還是會不斷吹出新的肥皂泡來，例如最新的“習近平的人民性”等。

如果從百年來對於極權主義的探索和認識的思想史角度看，二零零八年出現的所謂《零八憲章》，可以說是對七十年代末期以來東歐異議人士對於共產黨專制的反對行為的一種反動，對百年來探索並且否定極權主義的一種對抗與否定。因為零八憲章不僅沒有提到對於極權主義的徹底拋棄，相反，與時下德國正在討論的東德共產黨國家是否是一個合法國家的討論平行，零八憲章的基礎恰恰是對共產黨存在的合法性的肯定，它的目的則是如何使得共產黨政府存在下去。所以說，零八憲章開始了一次更大的對於《共產主義黑皮書》以來徹底否定極權主義的思想傾向的一種反動和回潮。

事實上，極權主義的思想及文化問題、黨文化問題最終沒有被自認為從事文化思想工作的劉曉波等知識精英想到與提出本身，這本身就充分說明他們與極權主義文化的血緣性。他們沒有感覺，更沒有能力提出極權主義文化問題。

3-4.極權主義及其文化的回潮

在與極權主義專制及其思想對抗中，八十年代初東歐的異議人士及西方知識分子就曾經尖銳指出過，只要共產黨叫共產黨就一定是極權專制，也說過，後極權主義的本質仍然是極權主義。九十年代後更基本上確立了極權主義這一概念與共產黨的等同性。前東德政治局常委沙波夫斯基更是用自己的親身經歷指出，沒有一個共產黨的所謂改革派是想要讓出自己的權力，改變共產黨的極權主義本質。在德國辯論的是東德共產黨國家是否是一個合法的國家，持肯定態度說它是個合法的國家的觀點已經越來越被動。

在國際社會中，顯然幾乎已經沒有人再為共產黨及其思想辯護。前東歐共產黨集團崩潰的歷史事實，使得共產黨不可能自己走向民主，共產黨一定被滅亡成為一個經驗事實。在歐洲就是前共產黨人也必須和共產黨三個字劃清界限。

然而，在歐洲社會及思想文化領域中的公理，卻在中國問題上遇到了意外。對歐洲一些政客、一些商人來說，似乎中國共產黨不是共產黨，中國不是東歐那樣的共產黨國家。他們對待中國的態度、標準完全不同於對待本國乃至歐洲的共產黨。其原因就是，他們以為中國共產黨現在不僅沒有能力對他們造成危險、損害，反而在經濟和環境上可以向他們提供在歐洲，在西方所無法獲得東西。那就是廉價的勞動力，以及無需考慮保護的環境。

在這樣一種氣氛下，西方那些在被主流學界排斥在邊緣的左派文人、漢學家則渾水摸魚，公開為中國共產黨，為中國的極權主義唱頌歌。在西方主流學界對於極權主義思想、文化、政治問題繼續討論研究的界外，形成與之相對的一個暗流。

在這樣一種氣氛下，中國那些，他們一方面感受到共產黨極權主義所面臨的困境及滅亡的命運，另一方面卻因為既沒有能力反叛，同時又和這個權力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甚至受到利益的收買而自願為其服務的人，更是利用中文世界的特殊性，公開散布中國共產黨的所謂變化進步，宣揚與共產黨政府合作，宣揚極權主義體系及其社會文化的合法性。由於這種情況表面看來似乎是出自“持不同政見者”，因此他們起到了政府控制下的知識精英們所起不到的作用。

這種“宣揚”可以說是三個利益的結合：他們自身的利益、共產黨政府的利益、西方國家政府的政客、商人利用中國廉價勞力和環境的利益。從這種意義上講，諾貝爾和平獎授予劉曉波最大限度地激發了這三個利益的結合而形成的逆流，大大阻礙了中國社會對於極權主義體系反抗的進一步深化。從而可能再度延遲共產黨的滅亡與共產黨社會的崩潰。

現在我們已經看到，聽到劉曉波獲獎，民眾們高興是因為他們認為這是對共產黨政府的打擊，但是，劉曉波周圍那個群體不加掩飾地公開說，這是國際社會對中國社會中對共產黨統治采取溫和態度的人的一個肯定，甚至說，這是按照共產黨“和解智庫”的願望實現的結果。

實際上諾貝爾和平獎的頒獎詞就是一個對於極權主義回潮的策應。它重複了一個謊言：中國共產黨在經濟上取得了很大的進步，他們忘記了，以前中國經濟上的崩潰是共產黨造成的。時下中國的所謂經濟繁榮是“西方資本”加上“沒有人權的廉價勞動力”，“對資源的廉價掠奪蹂躪”造成惡性繁榮。

一個自己造成貧窮，再強力采取損害民眾根本生態環境與人權的實用主義方法，竭澤而漁擺脫掉部分貧窮的做法居然受到表彰！這樣的評述，如果是對希特勒政權，對前東歐共產黨國家的評述，肯定會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可是如今居然堂而皇之地出現在對於中國共產黨政府的評價上，而卻沒有受到譴責，怎麽能不說它是百年來對於極權主義問題認識的一個反動，是對九十年代以來西方一直在探究討論與認識的極權主義問題的一個倒退回潮呢！

在這樣一種形勢下，它的倒退回潮表現在以下三方面：

① 一九九六年出版的《共產主義黑皮書》可以說是對於極權主義、共產黨問題探究的一個里程碑。它的出版提出共產黨極權主義是和希特勒極權主義等同的一種極權主義，從而從根本上，徹底否定了共產黨的存在。事實上，時下在德國以及東歐各國繼續討論的有關東德共產黨政府的合法性問題的討論，都是這一討論的繼續。為此，劉曉波及《零八憲章》，以及這次諾貝爾和平獎宣布頒發給劉曉波前後引起的他們的反應，都不但承認了共產黨的合法性，而且直接和間接地散布對共產黨的所謂進步的歌頌和幻想。

② 百年來，在思想史上，卡爾·波普、弗格林等人曾經在認識論的層面，文化的層面深刻地探討了極權主義的思想的來源、發展及社會影響，對於知識分子的專斷教條、意識形態化、政治化進行了深刻的探究。在這個探究的基礎上，人們又進一步對於極權主義的黨文化從各個方面進行了剖析。在這種意義上，諾貝爾和平獎授給劉曉波就不僅在價值問題上，而且在思想方法問題上，直接或間接地成為百年來知識分子這種探究的一個反動。

③ 一九八九年東歐共產黨集團崩潰，人們以為冷戰結束，人類那種建立在根本價值對立、沖突問題上的歷史結束，另外一個時期開始。但是二零零一年“九一一”事件使得人們再次看到價值問題、信仰問題、思想問題依然嚴重地影響著人類社會的發展和變化。一度喪失政治擴張能力的殘存的中國共產黨勢力逐漸顯示出對於世界環境、道德、經濟乃至社會秩序的負面影響再次讓人們感到極權主義問題的威脅。或者更明確地說，托馬斯·曼所感到的威脅沒了，弗格林感到的威脅，不僅存在，而且依然嚴重——這就是精神文化領域中的知識分子的意識形態化和政治化。在這樣一種現實意義上，劉曉波們影響的加大，就不僅是對於歷史性的探索潮流，而且也是一種對於現實及其思想探索的直接的反動。

細究對極權主義問題的探究及其起伏，我們看到，一九八九年柏林墻的倒塌和共產黨集團的崩潰，共產黨的失敗，它的意義絕對不只是政治上的，而且在思想文化上對於人類有著更深遠的意義與教訓。正是在這種意義上，共產黨及其精神文化對於人類社會來說不僅是一定要徹底摒棄的東西，而且是要時刻警惕提防的東西。如果人們承認這一點，那麽就能夠看到，時下在中國社會，劉曉波們對於共產黨社會、共產黨的肯定態度所帶來嚴重的後患。當然如我們前所分析，這還不僅僅是他們的態度，而且因為他們本身就是共產黨社會的一種遺留物。他們的存在給當代社會，給中國社會的正常化帶來後患。

無論劉曉波的政治觀點是什麽，他這二十多年來的言行所體現的是一百年來左派文人、共產黨精英給中國帶來的最壞學風，他的觀念是對中國社會最有負面影響的一種觀念。

政治化、意識形態化，從根本意義上永遠是知識分子的一種消極的東西，甚至可以說是墮落的東西。

四.倫理道德崩潰瓦解的危機

極權主義當然會對人類社會的傳統的倫理道德產生顛覆性的影響，浸淫在極權主義文化中的劉曉波們也當然會直接或者間接折射出這種影響。把一個以推崇“價值”觀念為標榜的國際社會最重要的獎項獎給劉曉波，一個很重要的影響肯定是在道德領域，為此，分析中國大陸社會最近幾十年道德倫理走向，以及劉曉波們在此中的角色與作用也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4-1.倫理道德是人類社會建立在人對宇宙、人與自然的關系，以及相應產生的信仰、價值等前提下的一種規範。極權主義的共產黨自以為代表真理，用一黨、一小撮人的權力、利益代替了傳統社會人與自然、宇宙的關系和信仰，代替了近代人們所尊崇的個人人權、自由。在極權主義產生的初期，共產黨初期及極權主義攫取政權初期，由於用一黨的利益、一黨的要求完全取代了傳統的價值觀念，因此共產黨沿用了以往的宗教形式、專制形式、家長形式的一些規範，來為他們自己極權的倫理道德規範服務。

當黨、領袖還能夠取代“神”、“上帝”的位置，取代皇帝的位置，取代家長的位置來迷惑民眾和黨內一般黨員的時候，這個極權主義社會還沒有必要打碎以往的倫理道德的形式規範。但是隨著他們的倒行逆施，極權最終迫害的必然不僅是黨外的民眾，而且包括黨內的不同派別和人員。在這種迫害中，同時在那種互相迫害過程中，極權主義集團就失去了那種神聖性、權威性，而赤裸裸地顯露出權力的醜陋、他們人格的醜陋。為此，黨和領袖就失去了“神”、“上帝”“救贖者”、“先知”、“先鋒隊”的位置。這個已經失去了傳統的信仰、價值，而又沒有新的前提、價值能夠足以形成新的規範的社會，曾經沿用的倫理道德規範形式失去了前提和基礎，它就必然會陷入混亂，乃至崩潰。

在這樣一種情況下，極權專制者當然絕不願意複原傳統以及現代一般社會的信仰觀、價值觀，因為民眾們如果恢複傳統的家庭觀念、傳統的生活觀念、傳統的愛憎恨，一定會使傳統的價值觀複活。傳統社會對待天地、對待父母、對待社會、對待朋友的態度、方式，一定和共產黨的一元獨裁不相容。對此最簡單的例子就是：人們經常用做皇帝來比喻共產黨，其實共產黨是不能夠容忍人們如對待皇上的態度那樣來對待共產黨的。中國傳統文化對待皇帝有一系列的規範約束，中文“革命”二字就是說皇天無道，民可以革之。然而，共產黨、毛澤東卻不只是皇帝，而更是“上帝”！同樣，沒有一個共產黨的高官，包括周恩來、胡耀邦、趙紫陽在內，遵循中國傳統的宰相等文官那樣的行為規範、道德規範。說好了，他們遵循的是教會的規範，說白了，他們遵循的是“幫規”！

在這樣一種情況下，即在七十年代末期後，為了“極權”，極權主義的統治者肯定選擇的不是對人們有約束力、規範力的傳統倫理道德規範，而是寧肯迫使人們更加遠離一般社會、傳統社會，讓人們自由放任，失去傳統和現代一般社會的價值觀、信仰觀。

所以，極權主義一經甚至不經脫離初期階段，都必然帶來道德的大崩潰與混亂。極權主義統治或早或遲必然為這個社會，它的民眾、各階層的精英帶來混亂和墮落。這就是七十年代末期後沒有從根本上認識共產黨，改變共產黨的那些所謂改革必然導致的混亂結果。

4-2.作為社會精英的劉曉波們在這個問題上，如同前面所說的文化思想、學術問題上一樣，是共產黨社會的產物，是失去傳統的一代。這意味著他們既沒有中國文化傳統中文人固有的禮義廉恥、忠孝仁義，也沒有西方知識分子的那種建立在對人以外的存在的神秘感基礎上的神聖與敬畏。

如同在知識領域中一樣，缺乏根本性反叛、反省與超越能力的劉曉波們，在倫理道德問題上同樣如此。過去三十年來的經驗事實讓我們看到，劉曉波不僅是極權主義文化的畸形產物和它的一分子，而且還是隨波逐流，甚至推波助瀾的一分子。在劉曉波身上既沒有中國傳統文人的修養美德，也沒有近代知識分子所遵循的道德規範。在價值觀上，在道德觀上，劉曉波典型地代表了失去了傳統與價值的一代，例如他的所謂三百年殖民地說，六四後的那種電視作證，朝三暮四的隨機變化，轉換信仰的任意而為，以及赤裸裸地打擊其他維權人士的權謀，所有這些都可以讓我們看到這個特點。

在劉曉波身上可以看到思想混亂帶來的道德混亂，他自覺或不自覺地完全被共產黨的教條的唯物論的一元歷史觀，意識形態化所左右，很多時候它所造成的甚至不僅是混亂，而且簡直就是荒唐。

在劉曉波身上我們同樣可以看到，由於倫理道德的混亂，又使他喪失了思想上的梳理問題、探究問題、甚至求知的能力。例如他居然把恐怖分子在“亞洲”的阿富汗炸毀“佛教的”“巴米揚大佛”事件說成是炸毀“阿拉伯”文化瑰寶“阿米巴大佛”。

在劉曉波獲獎後，一些他的追隨者們也知道劉曉波們道德的放縱與墮落，但是如同劉曉波一樣，他們缺乏感知反省這種醜陋的能力，居然用常人的錯誤來為劉曉波辯解，甚至進行吹捧。事實上劉曉波的問題不是錯誤，而是沒有“神聖”、褻瀆“神聖”，是沒有傳統、價值規範約束。這種以政治為先而隨意犧牲道德與價值的行為，是一種典型的不知恥！無恥！

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麥克斯·玻恩說，相信只有一種真理，並且只有自己占有這種真理，這是世界上一切罪惡的根源。事實上，這句話還可以進一步推延：凡是以政治得失為第一目的、用它壓倒信仰以及價值的，一定不會遵守道德規範，不會有道德約束，一定不知道什麽是“神聖”，什麽是好，什麽是壞！

塵世的人的確都是凡人，都可能犯錯誤。但是“無恥”與錯誤不同，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在電視上說天安門廣場沒有死人，作偽證；歌頌極權主義專制的共產黨政府開明；回避對法輪功學員的殘酷迫害，協助統治者削弱打擊高智晟等維權人士；這一切都屬於無恥！

對於一位正常社會中，以知識與精神的追求為目的的知識分子來說，在宗教感與價值的前提之下，政治問題所面臨的有限與無限，實際與永恒的矛盾永遠是令他痛苦的問題。只有那些意識形態化，政治化的知識精英們，才會心安理得地沈浸在現實的泥淖中，甚至公然為汙濁辯護。

如果一個人沒有羞恥觀念，而卻又被一項以尊崇價值為標誌的獎所表彰，那實在是人間最為可悲的一件事情。為此，在道德問題上，二〇一〇年諾貝爾和平獎在中國猶如打開天方夜譚的魔瓶，一下子把各種不知恥的言論突然釋放出來也就不足為怪了。這一切都和最近二十年來“改革開放”後的道德崩潰“和諧”相應。由此我們甚至再次看到，劉曉波們的道德走向完全是共產黨改革效應的一種必然結果。

或許有人說劉曉波們已經宣稱他們推崇的是人權和自由，這表面上的確如此，但是人權自由並非是抽象的、孤立的。人權自由一定伴隨著寬容，對別人的尊重，包括文化與信仰。人權自由伴隨著價值與形而上學的前提。沒有宗教感的人本主義是一種人的妄自尊大，沒有形而上學前提的自由，可能成為一種瘟疫。事實上，劉曉波們的一元論的馬克思主義觀念，對傳統的蔑視、反對，對於殖民地問題的看法，都包含著共產黨的、極權主義的思想前提。他們在政治上的放縱，道德上的肆無忌憚，則從另外一個方面說明在他們倫理道德問題上，他們沒有接受新的價值和信仰，是極權主義社會的墮落與蛻化的結果。

五 結語

一九八九年以後的歷史再次證明，弗格林的憂慮是對的！極權主義對於世界的威脅，不僅是政治上的，而且他的價值觀、思想方法影響到社會結構、文化思想，影響到人類在自然中的位置與關系。中國共產黨政府所表現出來的對於傳統倫理道德的破壞，對於中國環境的破壞，對人類產生的威脅，讓人們今天看到了極權主義並沒有因為八九年共產黨在政治上的失敗而成為過去，相反它對人類的危害在繼續深化。

弗格林等前輩知識分子對於極權主義的產生及其造成的對人類的危害的探索更進一步讓人們看到，這種極權主義作為一種思想文化，它的歷史淵源，它是一種什麽傾向，建立在什麽思想基礎上的文化傾向。

為此，弗格林在研究中認為，今天的極權主義的語言符號形式，它的典型的特點、運動群眾的方式，在四百年前，即十七世紀就已經基本形成。他甚至把這種思想追溯到諾斯替派的形成，希臘的文化傳統。弗格林為此探究了，沒有宗教的人道主義、人本主義對於人類帶來的危險。

弗格林的這一切探索，讓我們現在看到，中國共產黨社會道德的崩潰，三峽大壩等一系列對於自然環境的肆無忌憚的破壞，人定勝天，人之建立在二元論基礎上的關系對於傳統的社會，民眾互相聯系紐帶的破壞，都是來自極權主義。

最近二十年極權主義在中國繼續存在顯示出來的問題，讓人們再次清楚地看到弗格林等前輩的憂慮，極權主義對人類的威脅不僅在政治範圍！對抗極權主義的問題，也已經遠遠超離了政治範圍！

今天我們在評價諾貝爾和平獎授予劉曉波的問題的時候，如果離開對極權主思想文化的廣泛的思索，那就很可能失去了價值取向，迷失了我們的思想方向，從而助長了極權主義在政治、倫理道德、環境等範圍中對於中國，對於世界的繼續危害。

為此，可以肯定的是，把諾貝爾和平獎頒發給劉曉波，在文化思想領域、學術領域、道德領域，在經驗事實範圍內評價都只能得到負面結果。而在政治領域中，它是否能夠為中國的變化帶來積極的影響，這卻還要看各方面是否能夠對此恰當利用。它不僅依賴於中國真正不要極權專制的民眾，而且也要看國際社會的各種努力。

共產黨是不可能長期維持下去的，而這個變化一旦開始，就肯定是共產黨滅亡的日子。任何想要挽救共產黨，試圖讓它存在下去，甚至轉型的努力都是徒勞的，因為共產黨的罪孽太多，因為歷史上沒有一個黨派有它這樣無恥、腐敗、殘暴、嗜血。就為此，不是民眾不想溫和轉型，而是共產黨一而再、再而三地絕了自己的退路！就是因為這個理由，劉曉波們早晚會被準確地釘在歷史的恥辱簿上。

2010-11-6 德國 埃森初稿

編輯者按，本論長約55000字，大略經過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