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長青先生一直認為自己是自由作家，獨立記者，並且以這個身分出現在中文世界。因此，他最近有關東西德統一問題的文章（《開放》雜志，香港，2006年2月號），以及與之相應的，最近幾年來竟作為黨派鬥爭的工具，置身到台灣內部衝鋒陷陣的做法，使得筆者感到，現在對於曹長青先生，無論在知識、新聞還是政治領域，都應該進行一些辨析了。

無疑，凡是存在的東西都有它的合理性，但是，如果錯了位，就可能成為謬誤，成為危害社會的東西。所以筆者在這裏想要做的是不僅就觀點，而且就曹長青先生宣傳這些觀點的立腳點，或者說出發點做一個討論。筆者希望通過這個辨析能使一般讀者看到，這樣的觀點，這樣看問題的方法，這種宣傳問題的態度，究竟應該準確地定位在什麼地方，人們能夠從這樣的作品和觀點中得到什麼，得不到什麼。

認識了幾個字，自以為有些知識的人，除去在政治，乃至商業等其它領域的角色和作用不說，他們在知識和新聞領域中所從事的工作基本上由兩種角色，一種是以知識和精神為自己目的的探求，另一種是為了黨派利益而投身於意識形態的鼓吹和宣傳。對於前一種“知識人”在文章言論中提出的問題，是可以和他們討論的。這些人當然也有自己的價值取向，但是他們並沒有讓自己完全隸屬於政治黨派。然而，對於以意識形態鬥爭為自己任務的後一類所謂“知識人”，一般來說就無法和他們討論問題，因為他們的一切都是以黨派利益為準，很多時候不是為了討論，而是作為 “二杆子”“打手”，為了黨派利益衝鋒陷陣。例如，時下完全到台灣謀生的阮銘先生，五十多歲前在大陸是共產黨政府的附庸，九十年代中期後到台灣作李登輝的附庸，這種為主捉刀，永遠站在權勢一邊的師爺，關心的不是研究問題，因此沒有知識分子會認真對待他所說的話，浪費時間和他討論。

至於曹長青先生，檢點他的工作，盡管他認為自己是自由作家、獨立記者，但是多年來，從在大陸，到八九年離開大陸後所從事的工作，其實大都屬於意識形態的鼓吹宣傳工作。特別在最近幾年他完全投身到台灣內部的統獨爭論問題的時候，這種特點就尤其顯著了。所以，本來同樣是無法，也不可能和曹長青先生討論這些問題。然而，這一次由於曹長青先生提出的問題，於中文世界來說，有很大的擾亂視聽的可能。很多朋友打來電話，希望了解究竟應該如何看待德國統一和德國近期的社會經濟問題，因此，筆者願意在此，借他提出的問題，談一談看法，而為了討論這些問題也就不可避免地要辨析曹長青先生的角色。

首先先談具體問題，在德國，乃至歐洲人們究竟是如何看待兩德統一的。

 

一，對德國統一問題的不同看法

 

曹長青先生在“東西德統一的沉痛教訓”一文中，引述柏林自由大學的韓裔教授樸成祚有關兩德統一的書，認為兩德統一完全失敗，兩韓要統一則必然滅亡。對兩韓統一會如何，筆者不敢說，但是曹長青先生引述並宣揚的對兩德統一的看法，作為經驗事實來看，卻實在是有點離譜，不著調。

如何看待德國的統一，當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對於數據，由於看問題角度不同，得出的結論當然也不同。盡管筆者不是研究這個問題的，但是願意借此提出一點感性的描述和看法。

首先在德國統一的時候，有哪些人讚同，又是哪些人反對。

（1）反對德國統一的第一類人，當然是東德共產黨。因為他們早從五十年代開始就堅持“兩國論”，兩個德國。事實上，台灣李登輝的兩國論就是受東德共產黨政府的啟發而來的。而當時西德的憲法中開張名義地規定，東德國民天然享有西德的國籍。西德的一切都是建立在一個德國的基礎上的。為什麼會如此，因為東德共產黨，和所有國家的共產黨一樣，對於本民族的傳統，對於民族是不屑一顧的。他們認為唯有共產黨，唯有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和文化才是最高的，最先進的一切。共產黨隻認權力、隻認共產黨人，黨同伐異，六親不認，大到社會，國際問題，小到家庭關係，都是如此。對此，中國民眾當然都有體會。不過事實是，鏟除民族感情，傳統文化又談何容易！這隻有對阮銘這類對自己的物質利害算得非常清楚，它高於任何道義和社會意義的人，才能夠非常輕易地拋棄。

當然如果統一這個口號能夠幫助東德共產黨穩定，或者擴充自己的權力和版圖，那又是另一回事了，就像今天的中國共產黨一樣。他們何曾熱愛自己的民族和傳統高於自己的權力過。

（2）反對德國統一在東德的第二種人，是那些共產黨集團的既得利益者，意識形態依附於共產黨集團的知識分子，例如著名作家施台方·海姆，赫姆林等。他們之中很多人原來就是因為在西方生活失意而跑到東德來的。或者說他們的意識形態和精神，或者說共產黨社會的養尊處優的生活，使得他們非常留戀東德，而不願意重新統一。

（3）在東德要求、渴望統一的是絕大多數民眾。自由民主生活，當然也有物質因素，使得絕大多數民眾用這種要求和渴望衝垮了柏林牆。曹長青先生忘記了，東德民眾除了被共產黨文化汙染了的一面外，也還有作為人的基本追求和衝動，並且正是這些導致了統一。曹長青先生尤其忘了，不是西德民眾和政治家，而是東德民眾造成了統一。今天德國每次在紀念慶祝統一的時候，來自西德的政治家、各界人士都強調這一點，高度讚揚，並且對東德民眾表示極高的敬意。

（4）當年在西德反對統一的首先是左派知識分子。以諾貝爾文學獎君特·格拉斯，社會學家哈貝馬斯為首一批左派文人，他們堅決反對兩德統一，他們這樣做，是因為他們對資本主義持強烈的批判態度，盡管他們也非常清楚共產黨的暴政，但是還是希望共產黨能夠改良到提供第三條路。這些人中的很大一部分人本來就是馬克思主義者，他們和共產黨的藕斷絲連的聯係促使他們自發地在八九年後跳出來反對統一。

（5）在西德堅決推動統一的有兩種人，一種是追求自由民主的自由主義者。一種是保守的、傳統的德國人。前者認為是自己的理想和理念的勝利，後者有典型的、強烈的日耳曼民族情懷。五九年後和馬克思主義，共產黨傳統徹底決裂的社會民主黨，隻是由於對於統一會面臨的問題憂心忡忡，就使得他們在統一前後的大選中慘遭失敗。

（6）在國際上，西方一方面支持德國統一，要推進民主國家的領域，另外一方面也對兩個極權主義誕生地，兩次大戰發動國德國持有疑慮，因為沒有民主傳統的德國，最近二百年來一直站在對抗西方社會及其文化的前沿。由於他們的民主是在二次大戰後，由盟軍給與的。因此統一後，隨盟軍撤出，影響力的減弱，是否會再次向負面發展，以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為代表一些政治人物、知識分子對此持強烈疑慮，並且試圖阻撓德國的統一。

在此筆者必需要說的是，撒切爾夫人的考慮是基於國際政治和英國的利益，而非德國的利益。在這一點上，對德國這個發動過兩次世界大戰，誕生兩個極權主義，極其保守排外的國家和族群，筆者坦承，非常同情撒切爾夫人的做法，筆者在德國，對於任何能夠加強這個國家和民族的政治動向，觀察的心情都十分矛盾、並且充滿疑慮。

至於當時中國政府如何對待兩德統一：由於八九年天安門大屠殺，中國政府正處於世界性的圍追堵截中，因此對東德的崩潰，他不僅有物傷其類的痛切感，而且有一種危機感。在兩德統一的曆史性影響下，對於已經走向民主化的台灣，共產黨政府有一種畏懼感，而普通民眾則有一種強烈的期待感。

（7）統一將近十六年後，到今天對統一的看法，德國社會有了一些根本性的變化。首先就是已經沒有任何人公開出來反對統一，包括前東德共產黨繼承黨左翼黨，以及西德地區的左派知識分子。

由於德國經濟從八十年代中期（注意！而不是統一後才如此）以來就一直走下坡路，所以統一後，由於突然面臨資本主義的競爭和失業問題，沒有大鍋飯吃，並且由於很多東德人在想象中是一夜就會完全和西德人一樣，所以對統一失望，或者準確說發牢騷的人的確大有人在。曹長青先生在文章中引述的，那個韓裔教授樸成祚書中談到的不滿和問題，大都存在，但是，站出來公開質疑，公開否定、反對兩德的統一，今天在德國幾乎已經沒有一個人，更不要說一個黨派。今天在德國政界、學界、媒體上討論的問題是統一十六年後，為什麼進程不如預計，究竟存在哪些問題，哪些問題甚至是嚴重的，哪些問題人們過去沒有想到。

如果今天在德國哪怕有很少一部分人以這些問題為根據，公開提出兩德統一失敗了，那麼，我們還是能夠理解曹長青先生，以及他所介紹的韓國人的書。盡管在民主社會，有如此看法出現是非常正常的，並且即便如此，也不能夠倉促得出結論，兩德統一是一個錯誤。但是，問題在於今天在德國幾乎沒有人如此提問題，因此，曹長青先生，和這位韓國先生提出如此問題，做出如此結論，就令人感到，他們顯然是別有一番用心了。

我想，曹長青先生和那位韓國先生當然也看到，在最近幾年統一紀念日，德國總統，德國的每一個政黨，當年東德的持不同政見者都眾口一詞地高度讚揚統一，不僅為當年為統一所做的努力，而且為統一十幾年來的進步感到自豪。為此可以說，把一些問題，一些牢騷，逃出德國到另外的地區上綱到反對統一，就更讓人感到奇怪。

 

二，德國經濟問題絕不是統一造成的

 

最近十幾年來為什麼德國的經濟一落再落，為什麼振起無力？冰凍三尺絕非一日之寒。

對於這個問題，筆者和對曹長青文章的感想一樣，覺得中文世界被某些隻顧挾洋自重、而捕風捉影、不求甚解、舞文弄墨的人弄得混亂不堪。

如筆者前述，德國的經濟早在八十年代末期就已經走向下坡路。德國的政治人物，當然不能承認這是由於他們的政策所導致的。為了擺脫困境，他們在統一後的選舉中把這一切歸咎於外國人太多。筆者在此必須強調的是，在二次大戰後，德國再次排外情緒被點燃起來，並且越演越烈，正是在八九年兩德統一後。不是兩德統一造成了排外，而是德國的政客，媒體、知識分子煽動起這一波排外浪潮。

其實每個民族都會有這種排外暗流，問題在於如何宣傳它，如何導向它。在德國經曆了這一過程的筆者對此深有體會的是，好、壞，很大程度都是知識分子煽動所至。對此，筆者親身體會到，卡爾·波普所指責的，德國知識分子對德國的曆史有“原罪”。

對此還有另外一個現象值得筆者提出，那就是，居然在德國生活的很多中國人，也隨這個說法起舞，認為德國人行，就是外國人太多了。匪夷所思，除了無思想外，恐怕還應該說無自尊。而無自尊的原因就是共產黨的反傳統和全盤西化，徹底粉碎了中國人的自我意識。其實就中國人來說，絕大多數中國人，包括難民都對德國社會貢獻很大，而不是為德國社會造成負擔。

統一後十餘年的排外，雖然造成德國社會的再次相對封閉，外國人基本上被排除在門外，幾乎很少有外國人能夠再在德國獲得政治避難，但是德國的經濟還是無法走出低穀。這終於使得施羅德總理采取經濟改革，同時在二零零零年開始對外開放人才進口，但是，這卻不是一個孤立的綠卡問題，問題在於德國一係列的政治文化傳統，德國知識界所釀造的最近二百年來德國的政治社會環境和氣氛，使得德國經濟從七十年代後逐漸失去競爭力。

四三年出生在波蘭的現任德國總統科勒爾，經濟學、政治學博士，當選總統前在美國擔任國際貨幣基金會主席，對於東、西德，德國和美英經濟、社會文化有很深的體會。他在2004年明確地指出，德國經濟的持續低迷，在於德國傳統的、官僚機器過於龐大，過於死板，權力過大，因此無法適應自由經濟競爭。他說本來這個問題，在七十年代後，德國有充分的時間進行改革，但是德國的政治人物錯過了改革的機會。在統一後，他們更把這套官僚機器推進到東德的每一個角落，從而使得今天德國的經濟遲遲不能走出低穀。

這真是一針見血，說穿了德國的經濟逐漸失去競爭力，是因為最近二百年來德國的知識精英為德國所釀造的精神傳統、國家機器。而這一切又和為什麼是德國發動了兩次世界大戰，是兩個極權主義的故鄉緊密聯係。

雖然德國作為國家不到二百年的曆史，但是，自它有國家起，德國知識分子們為國家這個詞帶來的涵義就是國家至上。語義學家說，在德語 Staat 一詞中，本來就沒有民主自由的意謂，它意味著淩駕於民眾之上、個人之上的政治體。所以，在德國從黑格爾後，就是國家至上，權力至上。崇拜國家、崇拜權力是最近二百年來德國知識分子的傳統，也是他們為民眾和社會營造的文化。

稍微有一點觀察力的人都應該注意到，在美國、法國、意大利等國家的電影等作品中，有很多是揭露攻擊政府、警察的腐敗，和黑社會的勾結等，但是在德國幾乎沒有這類作品。顯然不是在德國沒有這些現象。而更為重要的是，在德國即便出現這種政府的腐敗，法律也是盡可能對他們加以保護。德國的法律首先保護的是國家和整體，而不是個人。

貫穿於德國生活中的“一切要合乎秩序”，其內涵基礎也是國家至上。這就是到科爾為止，在任總理從來沒有競選失敗過的，科爾一任能夠十八年，這在民主國家確實是罕見的。盡管如此，科爾最後一次競選失敗意味著德國在慢慢地走向開放，自由民主精神已經開始在德國紮根。

在這個基礎上的德國國家官僚機器越來越龐大，擁有的權力越來越大。一切都要合乎秩序的製度條例也越來越詳細、冗繁。例如德國的電視曾經報道過，在柏林你流動賣烤香腸是合法的，但是流動賣咖啡，無法可循，城市警察就要不但取締你，而且要罰款。為此，不但德國大量的官僚機構的管理人員在吃這碗“沒事找事”的管理閑飯，而且德國民眾也習慣於看到這一切，向政府機關告密。所以如果你的流動售貨車上有任何新東西要出售，不但要提防警察，而且要小心沿街的每一個窗戶後面的眼睛。如果你仔細考證，我相信共產黨社會的居民委員會，和共產黨一樣絕對是起源於德國的文化傳統。

這種由國家和各種機構安排民眾一切，不僅滲透在德國政治、經濟中，而且也滲透在德國的文化和大中小學教育中。

這樣的國家機器當然需要越來越多的錢，也就是要收越來越多的稅，而這些稅的來源就是個人和企業。這不但阻礙了德國再生產投資的能力，而且嚴重地束縛了個人和企業的創造力。

科學哲學家波普在《開放的社會及其敵人》一書中提出了和開放社會對立的封閉社會，西文中封閉這個詞，並不是隻有鎖國的意思，而是含有社會的一切都有一個統一的意志和秩序的意思。在這種意義下，德國實際上可說是波普所說的氏族社會千年以後的，另一個封閉社會的典型模式。我在德國生活了十幾年，不僅對它的國家、政治形式，而且對它的文化的封閉性有很深的體會。

在世界還沒有開放的時候，德國人可以利用自己的秩序來和混亂，乃至專製的第三世界競爭，但是從七十年代以來，世界形勢、格局有了很大的變化，德國人在開放的世界中，在自由競爭中越來越捉襟見肘。時下，你不能夠不拘一格，不拘種族地域地吸收人才，你不能減輕企業負擔，放權讓企業和個人創造發展，你當然沒有競爭力。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曹長青先生應該看到，不是兩德統一拖累了德國，而是政治人物，政治機器的權力過大，而是和自由民主，和自由經濟不相容的“地域主義”（！）阻礙了德國的經濟發展。隻有政治上的“意識形態”和政治運作適應“自由經濟”，經濟才能夠靈活有競爭力。這對於台灣最近幾年經濟的發展變化也是同樣的道理。我想台灣或者已經，或者將肯定會嚐到用“地域主義”、非敵即友、封閉排他的政治意識形態過多地幹預自由經濟的苦果。

和曹長青先生一樣，筆者也堅決反對共產黨專製及其文化。但是對於台商進入大陸，這一切自有自由經濟的道理，用政治和意識形態阻礙經濟問題，隻能適得其反。當然進入大陸的台商自己必須清楚，由於那邊沒有自由和健全的法律，對於自由經濟來說，在那邊投資，肯定永遠會存在著巨大的風險。

這個道理也存在於“統獨問題”上。統獨問題和反對共產黨專製問題是兩個問題，混淆而談其結果比經濟問題的後果還要壞！很可能是禍國殃民！

談到此，再談那個在德國的韓國教授的書。

一些中國作者，習慣於拿著西方的隻言片語當令箭，捕風捉影，望文生義。我承認，受共產黨的假大空文化教育影響，自己以前也有這個毛病。隨思想進展，以及在西方生活了十幾年後，我最大的收獲就是，心態平和了，看問題冷靜了。一篇文章，一個觀點，我首先想要了解的是，這個作者使用的是什麼樣的方法，概念。他為什麼這麼說。同樣一句話，一個現象，在左派和右派的筆下，是不一樣的。不是他們什麼觀點都代表了西方，代表了“先進”。我想，任何人都不能否認，因為社會自由，在西方有比東方更多的醉漢、流浪者、神志不清的人。因為社會自由，這種人也更加容易進入到學界和知識界。

我之所以如此說，是因為我痛感中文世界引入如此多的昏話。由於你沒有那麼多的時間去一一澄清，所以很多時候隻有不去管它，讓它自生自滅。然而有些東西，卻由於那些炒作的人的不屈不撓，或者說，迎合了某些權勢人物，而不斷獲利，又不斷炒作，從而很可能給社會帶來大的災害，這就使你不得不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曹長青這篇文章提出的問題就是如此。

筆者無暇去考證這位教授為什麼會寫下如此一本書，但是感到，他肯定有自己的經曆和政治動機，筆者懷疑他是否是一位極左派，有共產黨思想背景，或者曾經在韓國社會非常失意，因為在韓國人中持這種觀點和有如此“履曆”的人確實非常少見。當然這也是民主社會的特點，什麼言論都可以發表。也包括必須有人對他進行質疑和辯駁，否則對社會可能造成失衡的影響。

 

三，曹長青現象辨析

 

曹長青先生一直認為自己是自由作家，獨立記者。如果他真的以此來要求自己，那麼筆者認為有必要在此辨析一些問題。

我認為曹長青先生沒有意識到他的做法和自由作家、獨立記者相去甚遠。究其思想方法問題，筆者深感，他從小和筆者一樣受的非黑即白的，共產黨的二分法教育的直到如今在他的頭腦中還占支配地位。曹長青先生不僅思想方法是非黑即白，而且把這種方法應用到民主社會的黨派觀中：一切黨派非黑即白。

更進一步的對這種思想方法在認識論領域中的辯駁，在此筆者不再作分析。但就這個非黑即白的黨派觀，在民主社會的荒謬性是顯而易見的。民主社會的黨派存在是因為意見不同、看法不同。保守也罷，激進也罷，絕對不是你死我活的問題。為此，你不同意對方的意見，但你必須學會容忍、尊重對方的意見，學會用民主的方法討論。在民主社會，即便是黨派的喉舌、乃至“打手”，也隻是攻擊對方的弱點，而不是，也不可能把對方置於死地。上綱上線是共產黨社會的做法，在民主社會可以肯定地說，拉高調子的做法非常令人厭惡。如果對方真是民主社會的敵人，那麼可以繩之於法律，而不必如此煽動。

然而，正是在這一點上曹長青先生的做法非常值得討論。他在台灣“內部”政治問題中的做法，不僅偏離了記者，自由作家，甚至作為民主社會的黨派“打手”也都出了界。

首先他對國民黨的看法和做法是值得商榷的。

國民黨的確曾經是一個革命性的、專製的政黨。但是，它經過了兩個值得人們重視、甚至尊敬的變化，贏得了重生。這就是八七年開放黨禁和二零零零年心平氣和地接受選舉失敗，讓出政權。這兩個變化使得國民黨真正變成一個民主社會的政黨，盡管你可以說它非常保守，帶有陳腐氣。但是它已經貨真價實地是一個和民進黨平起平坐的民主黨派。這兩個變化都是非常不容易的。我這裏特別要強調後者，和平地轉移政權，這對國民黨是一個裏程碑式的變化。

盡管對民主的定義不同，但是，我認為科學哲學家卡爾·波普的定義是非常有參考意義的。他認為，民主就是能夠通過選舉實現政權轉移。否則就不是民主。例如，今天大陸無論怎樣，在什麼範圍中擴大所謂民眾的“選舉”，如果民眾不能夠通過選舉把共產黨選下去，就永遠不是民主。而對於一個政黨來說也是如此，無論它怎麼吹噓民主，如果它不能接受民主選舉讓出權力，那麼它就永遠不是民主政黨。轉型後的國民黨經受了這個考驗。

因此，八七年的開放黨禁並不意味著國民黨已經是一個民主社會的政黨，隻有和平經曆了二零零零年大選失敗後，國民黨才可以說徹底完成了轉型。這一點，我想起了李遠哲先生二零零零年對民進黨的支持，他後來承認說了過頭話。但是我認為，他最根本上還是對了，因為二零零零年的選舉結果促進了政黨輪換，從而大幅度推進了台灣民主的發展，推動國民黨完成了轉變。所以曹長青等先生用那種共產黨式的打棍子、你死我活的方式攻擊國民黨，不僅不是民主社會的方式，而且實在可以說是敗壞民主。

第二，這種唯有自己的主張正確，不能失敗，要把別人一棍子打死的做法，是違背民主社會的原則的。

以波普的標準看，和國民黨這個曾經是專製的工具的政黨的變化對比，民進黨，以及李登輝還沒有能證明他們是否能夠經受這個考驗。因為，在二零零四年的選舉中，李登輝居然公開說過，如果連戰宋楚瑜選勝，他就要逃離台灣，而三一九槍擊案則更使人們可以懷疑，民進黨是否輸得起，如果民進黨輸了，台灣是否會爆發內亂！？

對於民進黨是否能接受，和經得起政黨輪換的考驗，目前來說還沒有確定的經驗答案，一切還隻是一種推測。但是可以說的是，從李登輝的言論和做法看，他把台灣民眾內部民主選擇變成你死我活的選擇，而這樣性質的選擇造成的結果就是不能輸，不能輪換。這種威脅的結果是威脅損害了民主製度、民主文化。就這一點來說，曹長青先生甚至走得比李登輝先生更遠！

第三，在這種被李登輝等先生變成你死我活的對抗中，曹長青先生的很多做法可以說是太過分了。例如三一九槍擊事件後，人們不會忘記是曹長青先生迅速跳出來說，這可能是共產黨特務幹的。曹長青先生則應該沒有忘記，即便李登輝等人，也不敢如此肆無忌憚地為了選舉造勢進行這種天方夜譚式的，沒有證據地宣稱。這種做法又是染有典型的共產黨宣傳部的特色。三一九槍擊事件已經荒謬絕倫，曹長青先生的這個做法真的讓人感到很丟人，說有點小醜跳梁，也是毫不過分。

所以在曹長青先生置身於有關台灣內部的事務的時候，他的言論營造的整個氣氛使人有時空倒置的感覺。用辦深圳青年報的方式攻擊共產黨，反對共產黨的人士可能會從中感到一絲快感，但是用這種方式討論其他問題，就有些令人厭惡了。這就是筆者為什麼要說，曹長青在台灣“內部”問題中的做法，不僅偏離了記者，自由作家，甚至作為民主社會的黨派“打手”也都出了界。

第四，在美國生活了十幾年的曹長青先生應該明白，獨立記者、自由作家或者撰稿人與政治人物，無論李登輝，還是馬英九，在社會生活中，思想中都是有相當距離的。他可以讚成他們的某種觀點，甚至某種程度地支持他們，但是拉拉扯扯就改變了自己的角色。曹長青先生在美國生活，應該看看美國的記者和作家是如何行事的，有哪一個記者、作家發表新書是靠政治人物“站台”？

八九年後，我曾經和已故德國漢學教授馬漢茂談到嚴家琪先生的大陸版《首腦輪》，他說，一本學者的書，在前面印上和某國總統，以及一些政治人物的合照，這在西方是令人奇怪的。後來他自己陪同當時的外交部長根舍訪問中國後，對我自我解嘲地說，“很奇怪，很丟臉是吧？”我從他那裏了解並且學到，在一個正常社會生活的人，可能會按照不同的需要去從事各種不同的活動，但是他應該知道不同的規範，不同的恥辱觀。絕對不應該把不同的事情混為一談。

與此對照，曹長青先生和權勢、政客的關係，實在是太過分了。知識人物和政治人物的權、勢、錢的關係並不因為在中國大陸和在台灣就會有什麼不同。然而，曹長青先生自己似乎沒有覺察到這點，這引起筆者的奇怪。細檢曹長青先生二十多年來的曆程發現，就是筆者在本文開始時所說的，曹長青先生從來沒有從事過獨立的新聞，文學，或者知識研究工作。他始終是圍繞著黨派政治，八九年前在國內的時候如此，到海外仍然如此。所以他也不明白知識領域中的榮辱和規範。

我當然也知道，選擇這樣做，去這樣說，是曹長青先生的權利，然而在這裏我要強調的是，按照行業的規範準則來說，這樣做和一個自由作家，獨立記者相去千裏。筆者希望讀者看到，曹長青先生的這些做法，隻能說是“台聯”，台獨團體的黨派幹部。

曹長青先生的這種黨派先鋒角色在西藏問題中並沒有掀起很大風浪，是因為達賴喇嘛秉持的是寬容，互相理解，為了所有的人都能夠和平相處而犧牲忍耐自己。他甚至常常力圖善意理解要置他於死地的共產黨政府，乃至共產黨文化。所以任何天性中的黨派打手在他那裏都不會感到如魚得水。

曹長青先生之所以能夠在台灣內部的黨派鬥爭中，在李登輝先生那裏找到了共鳴，是因為二者的思想基礎都是那種封閉排他的非黑即白，黨同伐異。而對於具體促使曹長青先生和李登輝先生走到一起去的，究竟是反共、還是反中，我想就連曹長青先生自己也不一定說得清楚，因為兩個人的前半生都和共產黨有過關係，兩個人對中國文化傳統，對中國人又都是否定和痛很。但是，可以說的是其根源卻不盡相同，李登輝先生是對日本文化的愛，對日本近百年曆史的認同和同情，而曹長青對傳統的看法卻是遺傳於共產黨的一元論曆史觀，二分法認識論。當然，也不排斥來自日本建立的滿洲國地區東北的曹長青先生，潛在地也有那種對日本的愛。然而，筆者認為，即便退一步說，對這種對日本的愛可以討論，但用這種愛播種“地域主義”，播種仇恨，卻肯定是要否定的。

 

在結束本文的時候，由於感到重要，筆者希望再重複幾句題外話，但它卻是一個具有相當危險的問題。將近十年前，筆者在研究民族問題時寫過，

“近來民族自決權力，似乎變成和我們所推崇的天賦人權一樣是一個不能否定，不能有任何微詞的原則。這就使它成為民族主義極端分子的一個有力的武器，但是，它的確是荒謬的，並且被政客製造出了很多流血的動亂，例如今日的俄羅斯車臣問題和南斯拉夫的問題，卡爾·波普在《猜測與反駁》一書中談到這個問題時說：“任何人隻要稍微花點功夫研究批判民族自決原則，都一定會明白它荒謬絕倫，這條原則等於要求每個國家都應該是民族國家；國家應局限在自然疆界之內，這個疆界應和一個種族集團所處的地域相吻合；因此，應該由種族集團即‘民族’來決定和保護國家的自然邊界。”

波普認為這樣的國家並不存在，因此“民族主義夢想的所謂‘民族’或‘種族’並不存在，長期居住在有著自然邊界的國家裏的同質的民族集團是沒有的，或者說幾乎是沒有的。”甚至馬薩裏克通過民族自決建立的捷克斯洛伐克，從它建立那天起斯洛伐克就以同樣的原則要求脫離這個國家。在愛爾蘭、印度、以色列、南斯拉夫，到處都是如此，因為這樣建立的國家內部仍然有少數民族，民族自決並不能保護少數民族，集團和個人，民族自決在很多時候煽動的是集團情緒，民族主義情緒，這裏且不說民族自決所面臨的曆史、政治和法律問題。”

“民族自決用在隻有二三百年民族和國家（Nation）曆史的西方尚如此，如果它用在和西方曆史有很大不同的中國，則必然會產生更大的混亂，給未來中國帶來巨大的災難。所以，我借此機會再次籲請中國的知識分子在談論民族自決的問題上一定要小心，決不能輕易地追逐時髦，這是一個會“禍國殃民”（！）的問題，我認為，要認真地思索人權，政治自決和民族自決的區別和聯係，認真地思索中國自身存在的曆史和精神問題，在這一點上我同意波普所說，重要的是對少數集團的尊重，而不是所謂民族自決。”（見安琪，《知識分子與民族主義—專訪大陸旅德學者仲維光先生》）

至於對這種排他的族群思想的警告，波普說 “共產主義和民族主義，兩者都會被當作道德和宗教信仰來用。這是他們僅有的力量。而在理智上，它們近於荒謬。”愛因斯坦則更加尖銳，他認為“民族主義是一種幼兒疾病，是人類族群的麻疹。”曹長青先生在抨擊共產黨挑動、利用民族主義的時候，想必也使用過這些言語，這些道理不會因為你改換了時空就失去了意義。誰不相信這點，誰肯定就會受到懲罰。

“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這句名詩不會因為曹長青先生對中國文化的否定而失去它雋永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