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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雙重標準

　　由此，我們不妨再討論一下另一個問題。共產黨既然以近乎禁慾主義的道

德準則統治全國，它如何又對毛的縱慾眼睜眼閉、聽之任之？畢竟，在宮廷內

部，毛的性醜聞乃是公開的秘密；但敢於面斥其非者似乎只有彭德懷一人。有

些人（如葉子龍）或許認為毛本來就是皇帝，毛就應該享有性特權。不過這不

大可能是宮廷中所有人的態度。李志綏先是迴避，等到他不得不看清真相時則

感到十分厭惡。看來持這種態度的人也不會太多。顯然，對宮廷中多數人（包

括黨政高級領導人）而言，存在著一種性道德的雙重標準。這種雙重標準至少

可上溯至延安時期。我們知道，恩格斯寫過《家庭、私有製與國家起源》一書

，其中提出一種新型的性愛觀念，後來被政敵們指為“ 共妻 ” 。事實上，不論

是在早期蘇聯還是早期延安，在破除傳統觀念的旗幟下都一度流行過“ 一杯水

主義” 。但這種性開放不久就被壓制，其間並沒有經過什么重大的理念爭論。

可見此種壓制主要不是基於理論或某種道德觀念，而是出於政治需要。對共產

黨而言，對性的嚴加控制是對人的身心實行全面控制的一個組成部分。因此，

毫不奇怪，這種控制從一開始就主要是對下不對上的，儘管它在表面上似乎是

針對全社會的共同規範。在這種情況下，權力上層中人的犯規行為通常會得到

包容和掩蓋。專為毛拉皮條的葉子龍失勢後曾經對外宣傳過毛的“ 桃色新聞 ”

。劉少奇問訊後說：“ 這是誣衊我們黨，把他拘捕 ​​，槍斃。 ” （第３２２頁）

其實，葉犯的不是誣衊罪，而是犯的洩密罪。毛明確講，男女關係是小節，“

大節不虧，這種小節算不得什么” 。（第１４２頁）但對下面的老百姓，那就

是另一回事了。簡言之，在中共上層之所以通行雙重標準，是因為他們並不把

道德視為道德，而是把道德從屬於政治，進而以政治否定了道德。

　　人們常常把毛的荒淫與帝王相提並論。不過認真說來，毛在性道德上比帝

王更惡劣。性道德有絕對標準和相對標準兩條。強姦肯定是錯誤的。這是絕對

標準。但婚外性關係，三妻四妾算不算道德，這就因時因地而有所不同。在古

代中國，一夫可以多妻。皇帝佔有后妃多人或是佔有宮女，依當時標準均屬正

常。“ 新中國 ” 實行一夫一妻制，並嚴格禁止或嚴厲譴責婚外性關係，毛的荒

淫顯然違反這些標準，故而其不道德程度遠勝於古代的帝王。

　　種種敘述顯示，毛的女友大多文化不高，教養不足。有人以此評論說毛對

女人的“ 品味不高 ” 。我以為未必。以毛的貪得無厭、喜新厭舊，他如何會拒

絕和“ 品味高 ” 的女人們交往？問題在於，由於毛不具有任意挑選天下美色的

合法性，他只好就近取材、順手牽羊罷了。假如說毛在性道德上比古代的皇帝

更惡劣，那么與此同時，他在荒淫縱慾的範圍上卻不可避免地比古代皇帝更狹

窄。不錯，毛和皇帝一樣均享有無限權力，但世間沒有一種無限權力是真正無

限的。所謂無限權力，不過是指不受任何明確成型的硬制衡，但不等於不受各

種軟約束（如意識形態、風俗習慣等等）。我作此分析，也是為了提醒人們注

意，作為一個粗糙的比喻，將毛視為皇帝自然是可以的，甚而是有力的；但毛

的權力實際上和皇帝的權力又有著很大的不同。毛可以把上千萬毫無過錯的知

識青年趕到農村去，這是任何古代帝王都做不到的；可是毛卻不可明令天下進

貢美女或者是從一大批名門閨秀中為自己挑選另一位或另幾位合法的夫人，這

又是毛的權力不及古代皇帝之處了。毛是皇帝的比喻，如同中國文化是醬缸的

比喻，畢竟都不是準確的概念，更不是嚴格的理論。它們可以啟發思考，但不

可以代替思考。認真分析當代共產極權制度與古代君主專制的異同，仍是一個

有待深入的問題。

　　毛是詩人。毛的詩詞流傳甚廣。不少人對毛的詩詞評價極高，我則有所保

留。我承認我也曾對毛的詩詞著迷過，不過那是在文革期間。文革前的中學語

文課本，每冊都收有毛的詩詞；記得在當年，能讓我擊節讚賞者只二三首而已

。因此我懷疑，我們後來對毛詩詞的熱愛，恐怕是和我們對毛本人崇拜的升級

以及毛詩詞在長達十年的時間里以唯我獨尊的威勢鋪天蓋地的宣傳灌輸分不開

的。

　　詩詞這東西很奇怪。一方面，它可以因本身的價值而廣為流傳；另一方面

，它也可以藉著其它力量（如權力的力量、財富的力量）先廣為流傳，繼而增

加其本身的價值。我們知道，閱讀過程不僅是發現的過程，而且是再創作的過

程；因此，一首詩被閱讀的人次越多，它被發現的意義便越充分，被賦予的意

義也就越豐富。這就使它有可能獲得超過自身價值的更多的價值。如果一首詩

本來就有些味道，那么愈流行便愈顯得有味道。再說，詩是人際溝通的一種形

式。如果一首詩流行到無人不知的地步，你剛念出上句，眾人都能接出下句，

一首詩能夠召喚起千千萬萬人的共同經驗共同感受，那無疑也會使你感到此詩

魅力無窮。簡而言之，一首詩因受到讀者偏愛而廣為流行，這是一回事；一首

詩因廣為流行而受到讀者偏愛，這是另一回事。當然兩者不能截然分開。不過

對毛詩詞而言，後者的成分顯然更重。一切欲對毛詩詞藝術價值進行評估者不

可不注意這一點。

　　我不打算在這裡評論毛的詩詞。我只想講一講李志綏在《毛澤東私生活》

一書中提到的有關毛的兩首詩詞的寫作背景。根據李的記敘，六一年，毛正和

一位女機要員打得火熱，毛在她的民兵服相片背面題寫了一首《七絕：為女民

兵題照》。同樣是在六一年，毛一位女友送給毛一封信，其中抄錄了陸游所作

《卜算子：詠梅》（“ 驛外斷橋旁，寂寞開無主 ……” ），藉以表達她被毛拋

棄後的幽怨之情。毛看後，反陸游意而用之，也作了一首《卜算子：詠梅》回

贈（“ 風雪送春歸，飛雪迎春到 ……” ）。這分明是一首要安慰棄婦的詞，可

是到了六三年報上公開發表時，卻被官方解釋為中國共產黨堅持原則反帝反修

。李志綏批評到，“ 這是典型的將毛作的詞 ' 拔高 '” 。我相信，每一個曾經

熱愛過毛的詩詞的讀者了解到這段故事後都會感到自己被戲弄、被欺騙。誠如

馬悲鳴所說：“ 現在才知道，原來 ' 俏也不爭春 ' 是勸棄婦不要打翻醋罈子的

意思。想起當初讀罷這首詞而激發起的革命英雄主義豪情，真令人臉紅到脖子

根底下去了。”

　　我們知道，古人有借寫男女之情而講政治的；如今毛卻寫了一手貌似革命

實際上講男女之情的東西。這大概也算是一種“ 創造 ” 。解釋者們（包括官方

的解釋者）不明究裡，免不了穿鑿附會，自不足怪。耐人尋味的是，毛本人如

何能聽任這種“ 拔高 ” 的解釋流傳天下而不置一詞？記得在過去，毛對於各派

注家的穿鑿附會還表示過異議，為什么這一次卻一聲不吭？那豈不是存心捉弄

世人嗎？

　　這讓人聯想起毛的另一段故事。六八年夏，毛收到巴基斯坦外長送來的一

些芒果。為了表示對工人的關懷，毛將芒果送給了北京針織總廠。於是，該廠

的工人們舉行了崇拜芒果的隆重儀式。緊接著，一隻只用蠟仿製的芒果被飛機

專程送往全國各大城市，各地紛紛設立祭壇，將假芒果端放其上，組織“ 廣大

革命群眾” 排大隊依次序近前致敬。李向毛告知此事，毛 “ 大笑 ” （第４８５

頁）。毛當然知道，舉國上下向一隻假芒果頂禮膜拜是一樁極其可笑之事，但

既然這種崇拜體現出對自己的無上尊重，那也就“ 無傷大雅 ” ，不妨欣然受之

了。當毛看到億萬革命人民把自己描繪寫男女私情的詩詞當作革命英雄主義的

光輝傑作而齊聲詠誦並為之感動不已時，他心里或許也抱著類似的態度。

　　倘若我們再作進一步思考，我們會發現事情還要復雜一些。畢竟，毛的這

兩首詩詞是經由毛本人的許可後才公開發表的，而毛想來不會樂於讓全國人民

從中讀出他和女友間的那份曖昧私情；那么，除非毛自己也相信他的一首安慰

棄婦之作確實包含著深刻的革命哲理，否則他如何好意思會同意將之公諸於世

？我這樣分析不是沒有根據的。李志綏提醒讀者，毛從未真正了解其女友們對

他的看法。借用一位女友的話，毛“ 分不清人家對領袖的熱愛和男女的相愛。

他認為這是一回事。” （第３４３頁）這話可以包含兩層意思。一方面，他把

女友與他做愛視為人民熱愛領袖的具體表現；另一方面，他又把自己和諸多女

子作樂當作是領袖熱愛人民的理所當然。在毛的心目中，一個先被他寵幸而後

被他拋棄的女人的幽怨心理，和一個革命同志在斗爭中遭受孤立冷落的那種消

極情緒其實是一回事。毛寫《卜算子》回贈女友，毛並不以為他僅僅是在安慰

一位棄婦，他以為他同時也是勉勵一個發牢騷、鬧個人情緒的革命戰士。毛的

這種想法在我們看來簡直匪夷所思，但對於把自己視為紅太陽的毛而言卻未必

不合邏輯。古話說“ 龍種自與常人殊 ” 。這當然是無稽之談。但一個人被捧到

紅太陽的地位，十幾二十年如一日地接受億萬人民的歡呼歌頌，他的心理怎么

還能正常？我當然不是說毛一心相信他和女友們的廝混完全是正大光明、天經

地義之事。我只是說毛在做出這種不正常不正當的事情時，他必定會給自己尋

找出一套冠冕堂皇的辯解，並且希望別人也接受這一套辯解。因此，當毛寫下

和發表那首《卜算子》時，其中也含有欺人與自欺的成份。意識形態包裝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