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讀書會與朋友們共讀了一本由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斯維拉娜．亞歷塞維奇所寫的小說《我還是想你，媽媽》。亞歷塞維奇以俄羅斯傳統口述歷史的方式，採訪了一百零一位戰爭時年僅二歲到十五歲的無名小人物，透過他們回憶的雙眼，拼貼大時代苦難下最真實的聲音。她採訪的對象跨越數個世代，從1917年至今，使得這本書讀起來更像是一部蘇維埃靈魂的長篇史詩。

     自稱有三個家鄉的作家亞歷塞維奇，父親是白俄羅斯人，母親來自烏克蘭。在俄羅斯文化中成長的她，發展出獨特的口述紀實書寫方式，主要原因來自於童年時期，「我們的男人都戰死了，女人工作了一整天之後，到了夜晚，便聚在一起分享彼此的心事。我從小就坐在旁邊靜靜地聆聽，看著她們如何將痛苦說出來。這本身就是一種藝術。」

     從小養成的聆聽習慣，讓亞歷塞維奇能細膩捕捉到靈魂最深處的聲音。這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說，她感興趣的是「靈魂的歷史與靈魂的日常面向」。她所從事的，便是蒐集被忽略的歷史，其中的敘事觀點擺脫了傳統戰爭文學的角度，不再以官方版本上為國捐軀的男性英雄為主角，而是從婦女、兒童的眼中來看戰爭烽火下的殘酷現實，補全了大歷史中經常被忽視的篇章。     

     帶著新聞記者的筆觸與文學家的悲憫情懷，亞歷塞維奇平均花五至十年的時間寫下一系列的戰爭文學，下筆之前除了蒐集資料外，她會實地採訪好幾百個相關人物。在撰寫戰爭紀實的史詩中，她既扮演沉默的聆聽者，也是一位具同理心的忠實記錄者。在《我還是想你，媽媽》這本書的後記中，作者收錄了自己的日記，提到她是「透過人說話的聲音來聆聽世界」，這是她觀察世界的一種方式。

    「他們全身粉紅色地躺在木炭上面……」、「個別房子一棟棟著火了，整個城市陷入一片火海……當時我有一種感覺，這盛開的不是紅花，而是火焰」、「我從來沒有聽過骨頭被砸碎的聲音，這次我記住了，它們劈啪作響就像熟透的南瓜」、「每家的院子都散發著新鮮木柴的味道，因為幾乎每個院子裡都擺放著棺材」、「過了很久，我見到車子就怕。一聽到馬達發動的聲音，我就開始全身發抖」、「我看過一個人咀嚼鈕扣，大的鈕扣，小的鈕扣。每個人都餓瘋了」……

     受訪者透過兒時的感官印象描繪出一幅幅慘絕人寰的畫面。饑荒、物質上的缺乏、與親人生離死別的場面，構成了這些孩子的童年記憶。沒有經歷過戰爭的人，很難想像這群孩子們如何熬過躲避空襲、挨餓受凍、與親人流離失所的日子。但同時在這場戰爭中，也看到人性的溫暖光明面。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本來都是非親非故的陌生人，但在戰爭年代裡都成了親人。」有些孩子失去了母親，卻得到新阿姨、新保母的照顧；在保育院的孩子們，願意把自己微少的食物分給挨餓的老師吃；抗戰勝利後，有一個孩子的母親把食物分給飢餓的德國戰俘，用生活裡的身教教導孩子，即使在負面的環境中，也能學到正面積極的功課。 

     去年被選為諾貝爾和平獎雙得主之一的二十三歲人權運動家穆拉德（Nadia Murad），曾於2014年遭伊斯蘭國ISIS綁架，淪為性奴隸。在她逃離魔掌之後，勇敢地向全世界揭發ISIS屠殺雅茲迪族和販賣婦女兒童的暴行，也在國際間奔走呼籲國際刑事法庭審理伊斯蘭國的戰爭罪行。無論是在電台、公共集會或甚至聯合國大會上講述自己痛苦經歷時，穆拉德說每一次發聲，都像再度掀開還未痊癒的傷口，但是為了幫助那些被ISIS綁架、蹂躪的女性以及面臨種族滅絕威脅的族人，她選擇說出被俘虜的故事，讓自己的生命臥成惡水上的大橋。在某次受訪時，穆拉德說：「在其他被綁架的女性能回歸正常生活，當我的族群有了安頓的處所，以及當我見到這些人為自己的罪行負責時，我才會找回我的人生。」

     面對過去的苦難，該選擇忘卻、說出來或者沉默以對？

     亞歷塞維奇以她獨特的方式，邀請戰爭倖存者說出故事，激發他們對事件的看法和觀點，讓世人從這些靈魂的聲音中得以看見眾多情感的世界。穆拉德透過敞開自己的靈魂，喚起世界對戰爭暴行的重視，從而詮釋出她生命的價值與意義。

     美國作家福克納在《修女安魂曲》（Requiem for a Nun）中說：「過去永遠不會死，它甚至尚未過去。」在造物主的眼中，每個靈魂的聲音都獨一無二，無可取代。在浩瀚歷史的長廊裡，如果我們能多佇足，忠實聆聽彼此內心情感的聲音，或許能讓這世界少一份暴力，多一份理解，多一份愛。

（原文首載於2019.2.25 世界日報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