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高明德不相信紅包。
他豈止是不相信；他對紅包這東西懷著壹種反感。他拒絕收受紅包，更不喜歡送紅包，以至於連過年過節送給晚輩們的壓歲錢也壹起厭惡了。他的侄子、侄女、外甥（包括他自己的兒子）從不記得從他那兒得到過這份洋溢著紅火喜慶氣氛的新年禮物。有那麽壹兩回，他老婆把包好的錢放在他手裏，說：“等孩子們給妳拜了年，妳把這錢分給他們。過節了，妳作為長輩，總得表示表示呀！”
“我不送！”他把手壹抖摟，那幾包錢都撒到地上，好像那紅鮮鮮的紙袋是燒紅了的鐵片似的。“送這玩意幹啥？妳愛送妳送！”
“妳有病啊！”老婆責怪說。“妳不送就不送，幹嗎往地上扔啊！”
老婆知道他這毛病，家裏也便形成了壹個慣例：每年送壓歲錢都是她的事。
根究起來，高明德對紅包這種高度敏感，很可能源自於他作為法官這樣壹種身份；這種身份使他形成了這樣壹種職業心理；這種職業心理又由公共生活領域侵入到了私人生活領域所致。
因此，我們可以想見得到，當他母親從胸外科的住院部病床上探起身，伏在他耳旁小聲說：“明德呀，我們是不是也該送了？”時，他心理是壹種什麽感受，臉上又是壹種什麽表情。

二
高明德的母親因肺癌住進了醫院。
高明德的脾氣是萬事不求人（當然也不希望別人求自己），有多大本事辦多大事；這樣做人很清爽，誰也不欠誰的，省得跟這個那個老有壹些扯不平的恩恩怨怨。老婆正好和他相反：壹有什麽事首先想到的是找誰誰誰。這次壹聽說婆婆要住院，她張口就說：“找陸天壹呀！”
陸天壹是她大學同學的老公，胸外科主任醫師，教授，已小有名氣，稱得上是醫院裏的壹把刀；據說“刀功”已十分了得。高明德和陸天壹在老婆們同學的聚會上見過兩面，彼此都十分客氣，禮數有加。這次母親要住院，壹聽老婆說要找他，高明德就來氣了。
“找他幹啥！這麽大個北京，就他壹個夫啊？”
他頂不喜歡老婆那壹套；在這類問題上，兩口子總是擰著。沒想到第二天晚上壹下班，老婆就對他說：“我已經聯系好了，妳直接去找他就行了。”
高明德火又上來了：“妳說妳嘴怎麽就這麽快呢？我不是說不找他了嗎？”
“妳就低壹回妳那顆高貴的頭吧！”她說。“這可不像別的事，是做手術，是人命關天的大事。找個知近的人，心裏踏實。”
“看個病有什麽不踏實的？就他會做手術，別人都不會是怎麽的？”
“妳拉倒吧！我保證人家不求妳辦事，行了吧！瞧妳這小心眼！”
老婆壹語中的。就這壹句話，高明德當時就熄了火。
事實證明，老婆的做法是英明的。從住院到做檢查到確定手術時間，僅用了壹個星期。要不是有了陸天壹這壹內部關系，別說手術，恐怕連醫院的門還沒邁進去呢。瞧瞧那躺得滿走廊的等待手術的患者，妳得到的答復只有壹個字：等！等到什麽時候去？不知道。
當高明德幫母親拿著包拎著東西，陪她走進胸外科病房時，滿走廊的眼睛都向他們投來羨妒甚或是嫉恨的目光。他們還聽到了背後傳來小聲的議論：“這肯定是有人。沒人能這麽快？”知道是陸教授接收的病人，連護工也顯得格外親熱；她壹邊麻利地換著床單被罩壹邊搭著話：“大娘，有啥事您盡管說話。”
“怎麽樣！有人就是好辦事。”老婆得意地說。“陸天壹真肯幫忙啊！回頭得好好謝謝人家。”

                                                       

 三
母親提到的給醫生送紅包之事，並非空穴來風。只要患者壹住院，同病房的病友相互壹通氣，便全都清楚了。準備做手術的向已做過手術的咨詢；做過手術的向正準備做手術的傳授，這樣便形成了壹種口傳心授的慣例和傳統，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綿延不絕，以至於無窮。
關於給醫生送紅包，高明德早有所耳聞，可從未親身經歷過。但身為法官，司法界的紅包他是體會太深了。他發現了壹種怪現象：紅包無壹不是臉上壹邊笑著心裏壹邊罵著送出的。醫界紅包的情形也莫不如此，那神氣，仿佛他們在病中又遭了劫；壹個個怨聲載道。高明德就不以為然，覺得這都是患者自找的：誰也沒逼著妳送，何必送過後又滿腹牢騷？要擱他，他就不送。反過來說，醫生也有責任；人家送妳就收啊？要都自律壹些，這股風也刮不起來。作為法官，他覺得自己這方面就做得挺好；不管什麽來路的紅包，壹概拒之門外；要是遇到那種糾纏不休的，他就把“包公臉”往下壹抹，來個六親不認，問題便迎刃而解。他不想貪人這點便宜，背地裏遭人罵。壹切都公事公辦，清清爽爽。
不過，當母親跟他提起這事後，他心裏壹時有些亂，也有點好奇，便跟母親同病房的病友聊起來。母親對床的患者是個中年婦女，壹個機關幹部，剛剛做完手術，渾身插滿了管子，躺在床上不能動；她丈夫天天來護理。
“妳們送了嗎？”高明德問那位丈夫。
“當然送了！”他說，“還能不送！”
“怎麽個送法？”
“主刀大夫送壹千，麻醉師送五百。”那雙綠豆眼在厚厚的鏡片後面淡淡地笑著，壹副很老道的樣子。“副主刀嘛，我們沒送。”
“這個價錢是固定的嗎？”
“我也是聽人說的，大概就這個數吧。多少妳自己掌握唄。反正不能太少了，既然送壹回，也不在那幾百塊，還不送個踏實？”
“是不是找了關系的，這紅包就不用送了？”
“有關系也得送。”這時躺在裏邊靠窗的床位上的壹位年輕姑娘說話了。“陸教授還是我大表舅呢，不是照樣得送？”
“妳也是陸教授給做的呀？”高明德轉頭問道。
“是啊！”
“有沒有不送的？”他又問，看看這個又看看那個。“想過不送嗎？”
“不送？”年輕姑娘笑笑，搖了搖頭。
“不送？”那位眼鏡丈夫反問道，臉上那副老道變成了困惑。“誰敢不送？”
“不送又能怎樣？”高明德追問道。
“別人都送了，就妳不送？”那位丈夫苦苦思索著這道難題。“那就難說了。該割的不割，不該割的給妳亂割壹氣，妳知道啊？”
“這是真的！”鄰床的壹位大媽說。“我們單位的壹個同事做胰腺癌手術，主刀大夫嫌送的少了，就沒給切凈，留了壹點。結果壹下子擴散了，不到壹年人就沒了。”
“妳們怎麽知道大夫沒給切凈，還留了壹點？”
“後來人家專家這麽分析的。”大媽壹本正經地說，就好像她自己就是專家。“人說他早期發現，即使不做手術再撐幾年也沒問題；但是壹旦手術，如果做不幹凈，就會發展特別快。”
“興許是壹次失誤呢；或者是大夫技術水平不行？”
“喲！那大夫技術特棒！那晚期的都找他做，都特成功。壹個早期的做不好？誰信啊？人說就是嫌沒送夠。”
“完全是無稽之談！”高明德說。
可就是這場無稽之談，就像壹根攪糞棍，在壹桶清水中攪了幾下，給他那原本清醒的意識造成不可估量的影響。這是他所沒有想到的。

 四
“明德呀，咱也送了吧！”母親說。
“我心裏堵得慌！媽，妳說咱憑什麽給他送錢？”
“哎呀，現在就這世道，妳就別較這真兒了。”
“不送！”他咬著牙說。
“明德呀，說實話，媽心裏很害怕。”
母親的話讓他心裏壹陣拔涼，望著母親那懇求的目光，他不知道說什麽好。“好吧，我回去跟敏珍商量商量；咱們是找了人的，看這種情況要不要送。”
回到家，高明德把這種情況跟老婆說了。
“那得送啊！”她說。“別人都送了，咱們不送，算怎麽回事啊？”
壹聽這話，他就又來火了。“這不還是那麽回事嗎？找了人還得送錢，妳說妳找人幹什麽？妳這不是脫褲子放屁嗎？”
“這是兩回事，妳怎麽不明白呢？人家給妳幫忙了呀！白給妳幫啊？”
“我就煩妳弄這種事！”
“還不是為了給妳媽看好病？我就心思找個知近的大夫可靠點。”
“可靠個屁！”
“行了行了！紅包我來送，又不要妳送。以後妳的事我還不管了呢。”
“現在就不要妳管了。我自己送，不用妳送。”
兩口子急赤白臉地吵了壹回。這壹夜高明德沒睡好。跟母親病友們的那壹席談話、母親那懇求的眼神、還有他個人壹貫的作風，在他腦子裏亂哄哄糾結在壹塊，就像兩軍混戰似的。他壹直自以為明智、清楚的頭腦陷入了混亂：他感到了壹種前所未有的恐懼。這種恐懼開始還只是個模糊的陰影；隨著他不斷地推理判斷，那道陰影不但沒消除，反倒進壹步明晰擴張起來，最終將他整個吞沒了。他竟做了壹個荒唐的夢，夢見陸教授給母親做手術；他揮著手術刀，在她肚子裏亂割壹氣，嘴裏還壹邊叫著：“讓妳不給我錢！讓妳不給我錢！”他驚恐地醒過來，驚出壹身冷汗，發覺自己嘴裏還在告饒似的咕噥：“我給錢！我給錢！”
他原本的那點自信和勇氣蕩然無存；他已全線崩潰了。他不敢再固執已見，否則他就是在拿母親的性命去冒險，去下賭。“問題的關鍵是，”他壹遍壹遍地對自己說。“我怎麽能相信他？我憑什麽相信他？”而唯壹保證就是他壹貫不相信的東西：紅包。

                                

五
高明德做出這樣的決定並非易事；他是經過了復雜的心理鬥爭、克服了重重心理障礙、下了大決心的；盡管如此，壹想到要給人送紅包，仍不免膽戰心悸：給人送錢，就像要從人家口袋裏往外掏錢壹樣，令他犯難發怵。
他腦子裏首先出現的是壹連串的問號；比如：人家要是拒絕了怎麽辦（即使是虛情假意地拒絕）？再比如：當時旁邊要是有人怎麽辦？或者：要是送錯了人怎麽辦？每壹個問題都像是壹座山似的橫在他面前，擋著他的去路。他只好去向母親同病房的病友們取經。
“咳！這妳都不用操心。”眼鏡老道地笑著擺手說。“不用妳去找人家，人家自會找上門來的。妳還擔心有錢送不出去？”
“他們什麽時候來？”
“壹般都是手術的前壹天，麻醉師和主刀大夫就會來找妳，問壹問病人情況了啦，交待術前註意事項啦，在責任書上簽字啦；其實這就是給妳暗示呢，妳借機把錢塞給他們就算完事。”
“旁邊要是有人，總不太方便吧？”高明德憂慮地說。
“妳放心，人家自會給妳創造壹個有力的時機。”
這壹天很快就到了。他把錢分裝在兩個紅包內：主刀醫生（即陸天壹教授）壹千元；麻醉師（尚不知為何人）五百元。他焦急地等待著。
果然，就像人們傳說的那樣，下午二點半鐘左右，麻醉師出現在了母親的病房中。來人是個中年男子，長得人高馬大的，臉色黢黑，壹雙燈泡似的眼睛來回直逛蕩。其實高明德也無從知道他是不是麻醉師，他自稱是，他也只好就認為他是。最起碼他那身打扮看起來像那麽回事：壹身綠色手術服，把渾身上下裹個嚴實；胸前散布著壹些暗紅的斑點；光腳穿了壹雙拖鞋；壹個跟手術服同樣顏色質料的口罩吊在他脖子上。他給母親量了量血壓，又問了問有沒有心臟病、糖尿病什麽的。
“妳是患者家屬吧？”燈泡眼逛向他問。
“我是！”
“那妳跟我來壹下，簽壹下字。”
自打確認了麻醉師，高明德就開始心跳不止，就像是壹個初次行竊的小偷盯上的第壹個下手的目標。麻醉師那張黑臉上沒有任何表情，看不出壹絲人們所謂的暗示。高明德心跳明顯加劇了，他看了母親壹眼，母親會意，說：“那妳就去吧！”
他跟著麻醉師來到醫生辦公室；壹路上他神情慌張，竟有些賊頭賊腦起來。壹走進醫生辦公室（幸好裏面沒人），他便隨手把門關上了。
“這是壹份責任協議書，”麻醉師從文件夾中抽出壹張單子，臉上仍沒有任何表情。“麻醉可能造成的意外傷害都寫在上面；妳要是同意麻醉，就在上面簽個字。”
接協議書的手不停地抖，弄得那張紙窸窣地響；血直往腦門子上撞，兩眼直發花，根本看不清紙上到底寫的什麽。“是時候了，不能再拖了。”他心下暗想，便毅然從口袋裏摸出那事先準備好的紅包，顫顫地往眼前的綠色手術服上那個口袋裏塞；聲音也顫顫地說：
“壹點小意思，請妳笑納。”
“瞧妳，這是幹什麽！”那張黑臉上現出壹絲驚訝。
就是這樣壹句輕描淡寫的責備險些把他擊垮；他立即奮起自衛反擊，壹副決心制服對方的架式，揮起壹只手臂來抵禦預想中的反抗，另壹只手加勁往那口袋裏塞：“沒什麽，沒什麽！就是壹點小意思而已，請多多關照啦！”
然而對方並沒有任何拒絕的表示，只是胸脯在手術服下挺得很胞滿，以便於接受饋贈；那口袋的開口也足夠大，以便於往裏填塞。即使是這樣，那只紅包塞了半天也沒塞進去。麻醉師那黢黑的臉上終於現出微笑，說：“算了，妳給我吧！”
他接過紅包；等那只手再出現時，紅包已不見了，拿著的卻是壹只簽字筆。
“妳瞧，妳關門幹什麽？要是讓人撞見多不好，把門打開！”
高明德打開醫生辦公室的門，深深地松了口氣，只覺得後背汗津津的。
 

 六
陸天壹教授並沒有像預期的那樣，按時出現。時間在壹分壹秒地過去，高明德像熱鍋上的螞蟻壹樣，焦躁地等待著。他坐立不安，在病房裏，在門外的走道裏來回地遛；不住地看著表；時間每向前移動壹分，他的焦躁便加劇十分。他不停地自問：“這個陸大夫怎麽還不來呀？明天壹早就進手術室了，這眼瞅著就下班了！”
他壹時拿不準陸天壹到底什麽意思。他不要這個錢？可是別人的錢他都收了？這個想法叫他越發地惶恐不安，心裏更加沒底了。要真是這樣的話，這錢他還真非送不可。另壹種可能是他太忙了，壹時顧不上給忘了？或者礙著老婆的面子，不好意思太主動？反正不管是哪種可能，這錢今天是鐵定得送出的。
“這個陸大夫怎麽還不來呀？”他焦急地說。
“明德呀，”母親說。“我看妳別傻等了，妳得去找壹找了。”
“對，妳得去找找。”那位眼鏡丈夫說。
要找陸天壹教授，談何容易！母親住院以來，高明德只見過他兩面。第壹次見面是入院當天，他來病房打了個照面（純粹是禮節性的）；第二次是片子出來後，他約他去看片子，向他交待母親的病情，敲定手術計劃和時間。
“妳可真夠忙的啊！”高明德感嘆說。
“忙！”陸教授笑著說。“太忙了！真是沒辦法！手術壹臺接著壹臺；教學部那邊還給我排了那麽多課，還得帶研究生。這壹天下來，我連坐這兒抽支煙的工夫都沒有。”
此後，他又找過他幾次，回回不在：不是在手術室，就是上課去了；要不就不知他人在何處。
他出了病房，直奔教授辦公室。教授辦公室的門（永遠都是）鎖著；他又來到醫生辦公室，這裏倒總是人來人往，顯出壹片繁忙的景象。
“陸教授啊，”壹個年輕大夫回答他說。“沒看見。妳到教授辦公室看看。”他往走廊那邊壹指。教授辦公室跟醫生辦公室隔著壹個過道。
“我剛從那邊過來，沒人。”
“那就不知道了。”
他打他的手機；手機關機。他只有等待了。他就在教授辦公室和醫生辦公室之間來回來去地遛。很快就到下班時間；壹下了班，他不知該怎麽辦。也不知在下班之前能不能碰見他。他只覺得惶惶然，見到壹個醫生就問：“妳看見陸教授了嗎？”
“陸教授啊，剛還看見他呢，”終於壹個女醫生給出了肯定回答；她回身往後壹指。“瞧，那不是？”
順著她手指的方向，果然看見陸天壹的身影玩捉迷藏似的，在走廊轉彎處壹晃就不見了。高明德立馬追了上去。轉過彎，就瞧見陸天壹在前面急急地走。
“陸教授！”高明德呼哧帶喘地在後面追。“陸大夫，等壹等！”
他終於聽見了，收住急匆匆的腳步，轉回身來：“是高法官啊！”
高明德跑上前去壹把抓住他的胳膊；由於這通小跑，更由於內心裏壹陣急增的緊張感，他幾乎喘得上氣不接下氣了。
“哎喲，陸教授啊，妳叫我好找！見妳就跟見皇上似的。”
“啊，”陸天壹往上扶了扶眼鏡。“今天我特別忙。怎麽，找我有事啊？”
“咱們不是說好了嗎？妳怎麽沒來呀？”
“說好了？什麽說好了？”
“不是，那什麽。”高明德壹時語無倫次了；臉漲紅起來。“明天我母親不是要做手術了嗎？是妳親自主刀，對吧？”
“是啊！”陸教授親熱地拍著高法官的背。“這都是定好了的，不可能隨意改變的，妳只管放心好了。”
高法官隨即賊眉鼠眼起來，偷眼住四下裏壹瞥（走廊上正好闃無壹人），迅速掏出早已攥出汗來的紅包，往陸教授那白大褂胸前的口袋裏塞。可能是陸天壹人太瘦的緣故，胸脯遠不如那位麻醉師那麽結實飽滿，白大褂底下空落落的，且口袋裏插著壹只筆礙事，再加上他手的顫抖，塞了好幾下也沒塞進去。他馬上把他的手推開了。
“高法官，妳這是幹什麽！這多不好！”
“哎呀，壹點小意思嘛，妳何必在意呢？”
“不行不行，我不能收！”
“妳就拿著吧！”
“妳快拿回去！這兒這麽多人，叫人看見了多不好！”
“現在沒人，妳快收下不就完了嗎？”
兩人妳來我往地推搡了好幾個回合也不見分曉。也不知是那紅包的口沒封住還是怎麽著，就在他們兩人拉鋸似的來往推搡的當兒，紅包裏那壹小疊錢壹下子散落出來。恰好就在這時，有兩個護士從旁邊經過，她們就像撞見了某種不能見光的場面似的，臊得滿臉通紅，緊貼墻邊跑過去了。那疊百元大鈔散落了壹地，紅壓壓壹片，分外刺眼。兩人壹時都呆住了。陸天壹看了看地上的錢，又看了看高明德，扶了扶眼鏡，什麽也沒說，轉身走了。
高明德被這突如其來的意外擊垮了，兩腿軟得差點癱在地上。他慢慢伏下身，喃喃地說：“真糟糕！這下全完了！”

                                                                                              2008年5月~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