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清遜位後，中國人淪為中國史的配角。二十世紀初，中國歷史由外部的英美、日、俄（蘇）三四股大勢力在背後操控。英國十九世紀獨當一面，但進入二十世紀後，一次大戰後實力嚴重衰退，影響力被美國順勢接收，英美在華利益雖有衝突，但整體來說是一脈相承的。

中國近代史是由三股外力塑造

　辛亥革命，有日本人的大力襄助；直系軍閥，主要靠英國勢力撐腰；國共合作、黃埔軍興，都是蘇聯在背後操盤；四一二清共，則可視為國民黨擺脫蘇聯投奔英美的一次政變。不能說中國人在這之中沒有自主性，但不得不承認中國本土的力量如果不被動和外國力量結合，則難成大氣候，這有一點像許多中小型的科技公司，創業成功後，最好的歸宿就是把自己的專利和市場賣給巨頭。

　共產黨抗日，有為蘇聯擋子彈的意思。國民黨抗日，一開始確實是站在民族立場，但珍珠港事件後，英美參戰，主導權便漸漸落到美國手上。

　日本人為了與英美開戰，提出大亞洲主義，希望中日聯合亞洲弱小民族，一起驅逐西方帝國主義。雖然是戰爭宣傳，但確實產生了號召力。在重慶，中國到底是為自己抗戰，還是為了美國人抗戰，開始迷惑了一些人。有些人質疑抗戰的必要性，認為汪精衛加入大東亞戰爭與英美對抗更符合亞洲的利益；有些人認同了史迪威，覺得蔣介石不肯聽從美國人（史迪威）的建議是私心作祟也是愚蠢的表現。

　國府的抗戰史觀，至今仍然被三股外力包夾。

四種抗日戰爭的觀點

　一是美、英視角，認為蔣介石不懂軍事，不聽從美國人的建議。尤其怪罪蔣有私心，甚至親信孔宋家族貪腐，侵吞了美國的援助，不肯認真抗日。羅斯福一度想找毛澤東合作，事雖沒成，但加深了美、蔣間的猜忌。蔣最後驅逐了史迪威，羅斯福忍住沒有翻臉，但從此降低了中國戰場的權重，不久後與史達林簽訂雅爾達密約，希望借助蘇聯力量快速打敗日本。這派觀點認為中國（不論國共）對抗戰勝利貢獻極小，日本戰敗是美國人的功勞，中國直到湘西會戰都還是被動反擊，沒有主動出擊，其差勁表現甚至還延緩了日本的戰敗。

　第二種視角就是共產黨視角，他們也附和前述觀點，認為國民黨不太抗日，除了貪污腐敗外，還把精銳拿來防共。抗戰期間共軍最大的損失是皖南事變，便是國軍對新四軍的伏擊。此外，他們還對大量國民黨軍官投靠汪精衛，或私通日本大加抨擊。這些參加和平運動的國軍沒有機會和台籍日本兵並肩去南洋打美國，卻在各地清鄉剿共。反觀共黨在敵後發展游擊隊，深入農村，殺傷的日本軍人雖然有限，但卻有效破壞日本人（及偽政權）對地方的統治，使其耗費大量人力物力投入地方戰。他們認為中共積極主動，目標明確，才是真正抗日的主力。

　第三種視角則是平反汪精衛，給予和平軍較高的評價，承認他們「曲線救國」確實發揮了莫大作用。汪政權並未賣國，只是與日本人妥協後收拾破碎山河、保境安民。日汪合作，收復了上海租借，逼使英美得不放棄不平等條約。這一派的觀點但強調南京汪政權的正面作用，間接保護了重慶的抗日事業。他們並不否定重慶國府的正當性，但有時也會怪罪重慶被蔣家或ＣＣ等派系把持，又太聽命於美國，無法大公無私對中國的前途做出最優的決策。尤其抗戰勝利後，對「漢奸」採取了不公平的處罝。

　國府以自己為主體的抗日史觀，和上述三種觀點（英美視角、共黨視角、汪政權視角），加上以及日本右翼「大東亞戰爭肯定論」，形成錯綜複雜的互動。國府的史觀是中國人最早的主流抗日觀點，但因國共分裂，為了強調領袖（蔣介石）的正確性，也為了抹煞共黨甚至汪偽的色，顧忌頗多，漸漸形成教條，尤其在台灣，早年它是政府長年灌輸的官方思想，吸引力不大。台灣人在二戰期間為軸心國一側，這部份大家都避談；加上台灣近年又親日，對抗戰的事更沒興趣多談。反而正面戰場這樣的觀點對受中共教育的大陸人民來說，頗有耳目一新的感覺。

空拍機下的西方視角

　先談西方的視角。

　國府立場有一個致命的弱點，就是很容易被西方觀點打臉。中國在抗戰時正面貢獻確實有限，對美國來說只是幫助拖垮日本的一股力量。在美國的優勢話語權之下，如果美國想和國府套套交情時，就吹捧一下中美合作杜立德什麼的，不想理你時，中國人的犧牲在他們眼中就毫無價值。美國的資料數量龐大、觀點全面，中國學者援用中國資料駁斥美國時，很難理直氣壯；若要引用美國資料與之相抗，又很不容易釐清美國資料中不經意夾帶著的優越者的視角，其中也是有許多的盲點。例如阮大成就認為，光看英美側的資料，是很難解釋盟軍開戰初期在緬甸戰場的失敗。蔣介石訪問甘地，擔任羅斯福和丘吉爾的說客，希望甘地合作抗日，碰了個釘子。當時東南亞、南亞的菁英，確實很多響應了大東亞共榮圈的號召，這是英美史料看不太到，也不太願意承認的視角。此外，在反共抗俄及冷戰背景下，蘇聯志願空軍、軍事顧問崔可夫這些人的角色，也幾乎消失不見。

　用大量美國資料替國府辯護（說公道話），近年較為熟知的有齊錫生《劍拔弩張的盟友》。

共產黨只有一分抗日嗎？

　台灣解嚴之初，致力國、共立場磨合的論點一度風行，較有名的如黃仁宇。他認為國民黨為中國拼出了「四強」上層架構，而共產黨則為新中國建立了下層架構，也就是消滅了明清遺留下「土豪劣紳」的社會。這種觀點在兩岸和解後一度很政治正確，但逐漸淪為大陸方面的一廂情願。大陸願意多點綴有時甚至誇大國軍的功績，努力拍了許多持平甚至美化國軍的電影，但看在國民黨追隨者眼裡還是不脫「吃國民黨豆腐」的不舒服感，不但不領情，往往還造成反感。

　國民黨的高層基本上不接受國共合作功勞各半的論述，堅持國民黨才是抗戰主力，宣揚自己功勞不打緊，卻仍不忘共軍在敵後「游而不擊」、「一分抗戰，二分掩護，七分發展」這種說辭。確實，依賴國府既有檔案，碓實很難不做出中共對對日抗戰貢獻微不足道的結論，但參考太多中共資料，整個人又容易被帶跑。

　這股風潮在大陸也帶動了「果粉」熱，並開始失控，貶抑中共革命史觀。為與之抗衡，民間推出一些粗製濫造的抗日神劇，胡亂誇功，更降低了延安視角的可信度。不過習近平上台後，年輕人高度愛國，中共自信心大增，討好台灣的觀點又逐漸式微。

蔣、汪是在唱雙簧嗎？

　汪政權的觀點一直很弱，畢竟作為失敗的一方，拿不到發言權。在美國的眼裡，汪精衛也不過是日本的側翼，無足輕重不值得花功夫討論。即便日本右翼學者，對這個力量也沒有興趣。然汪政權確有值得同情之處，也能對照出後來國府（甚至共黨）說法的虛偽和矛盾。抗戰勝利後，國府復員南京，不得民心的接收釀成日後失敗的基礎。

　國民黨各路人馬和汪偽之間，多少都有些暗通款曲，究竟該說是汪政權身在曹營心在漢，還是國府軍政要員為自己留後路，這還真不好解釋。

　共產黨也吸收了若干和平軍的力量，但在共黨一側，爭議倒不大，像吳化文這些獲得善終的和平軍將領，不需要追求平反。其餘冤錯受害的人，他們受的苦和委屈，也絕不會比其他黑五類或文革時期遭害的人來得大，平反他們不構成單獨的政治訴求。

　在台灣一側，問題反而零碎複雜，國民黨內，其實同情汪精衛的人還不少，尤其情報系統出身的人，相信蔣汪之間有秘約，一個正面抗戰，一個曲線救國。君（蔣介石）為其易，我（汪）為其難，只是很可能因為後來的形勢，蔣翻臉不認帳了。

失敗的接收

　戰後許多重量級的漢奸不是被國民黨槍斃，就是死在國民黨牢中。有些人（如繆斌）甚至被懷疑是遭到滅口。一些兩面三刀的人獲得見用，一些可能真心為國也不曾傷害過抗日的人卻遭到清算；有更多留在淪陷區的人被敲詐勒索，任意被扣上漢奸的帽子，財富被洗劫。看過金雄白著作的人，有時甚至會覺得這些投敵者不乏正氣澟然、大節無虧之士，相較之下，國民政府小器得多，被特工、官僚及財閥把持。即便國民黨的官員不是壞人，即便你相信蔣委員長人格高尚，但老百姓所能接觸到的也都像小說《圍城》裡的魋魅魍魎，這些人不論學問多好、志氣多高，組合在一起絕對不能讓人氣象一新。

　最近幾年，台灣民間為汪政權翻案的人又多了起來，但誰忠誰奸，往往取決於他們最後投靠了誰，也就依後世研究者立場出發。當我們討厭共黨時，就覺得最終投共的漢奸是叛徒，並將這種厭惡回饋共產黨——你看，共黨包庇漢奸，根本不像他們所宣稱那麼反日。當我們喜歡共黨時，就覺得這些漢奸不管之前如何，但最後深明大義、棄暗投明。

　而投靠了誰的差別待遇，還不止是國共之間的問題。國府不同系統之間，問題更形複雜。（這裡的國府泛指1949年來台的各路勢力，除國民黨外還有鬆散的第三勢力，他們雖不是執政黨，但不乏胡適這樣有名望的學者。一些人獲得美國支持，一些人與本土的在野勢力合作，能吸收國民黨派系鬥爭的失意者，有些與大陸北京還有連繫。他們看似沒有組織，但遠比想像中壯大，國民黨失勢後的今天，他們的影響力一直存在。）

　蔣家可以和富田直亮合作，但不能容忍有獨立性格的胡蘭成指點江山。何止蔣家如此，其餘系統的人對汪偽遺員的態度也大率如此，能為我所用者用之，不能為我所用者便扣上漢奸大帽。最近幾年情形又有所不同，為國民黨翻案的熱潮在馬英九卸任後已經退潮，一些人將視野投向了「偽軍後來怎麼了」的相關研究。政治立場上他們似乎多為反共而非台獨的人，不一定認同兩蔣。這類研究豐富了外省族群的多樣性，但也很容易因為取材新鮮而給人誤導，希望他們不致陷入窠臼。

天道酬勤

　汪1944年病殁。周佛海與重慶約定，適當時機要率六十萬大軍反正。一九四五年七月底，國軍收復桂林，據說何應欽已規劃好八月十五日進攻廣州，這也是周佛海約定起義之日。即便結局如同華沙起義，國民黨也會令敵人、對手和盟友刮目相看。歷史沒有給周佛海機會，也沒有給何應欽機會。八月十五日當天，日本投降，中蘇友好條約在莫斯科簽訂。國民黨失去了在最後關頭臨門一腳。勝利的門票雖然還是到手了，但這個果實終究不是親手摘下，得來不踏實。

　本文開始時提到，進入近代後，中國人淪為自己歷史的配角。這樣的說法有一點刻薄。事實是各路人馬無不努力想要建立自主性，只是就算有些成就，最終仍外力所寄生或掠奪。就拿國民黨到了台灣來說吧，不管是因為輸不起而反共，還是如蔣公紀念歌說的「為正義而反共」，還是在自主的意志下，並非替美國賣命。但美、蔣的實力相差太大，國民黨既然不肯與中共和解，便註定只能依賴美國，縱然有些叛逆，但終究只是美國意志下的棋子。毛澤東有一闕詞說：「問滄芒大地，誰主浮沉。」這個主字用得好，坐在那把交椅上的人，可能突然間就作不了主了，但他自己並不明白。

　一九四九年後的新中國走了另外一條路。韓戰其他人都不贊成參戰，只有毛力排眾議，或許是奉史達林之命，但最終打出了自己一片天。韓戰結束後，蘇軍歸還旅順、大連。七十年後美國把中國視為頭號對手。你不必喜歡這個主角，但他真正是中國的主人。

如果日本晚一個月投降

　如果當年廣州反攻成功，英軍勢必不敢重回香港，接收台灣的國軍也會是一支真正的勝利之師。省籍衝突還是會存在，但輕視外省人的心理就不易滋長，二二八也許就不會爆發。在關鍵時刻，些微變化就會扭轉整個歷史。可惜歷史沒有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