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01-08╱中國時報【時代論壇】╱中央研究院院士朱敬一

最近有一個流行的時尚名詞叫做「公司治理」，坊間有不少討論，但我總覺得觀念的描繪不夠清晰。由於公司治理的良窳是企業經營優劣的關鍵，我乃認為有必要向投資大眾做一些解說。

要在台灣這種家族事業發達的社會裡談公司治理，可能需要一些扎根的努力；先要讓普羅大眾有若干基本的、正確的觀念，然後再深入談理論，如此才能事半功倍。我想要告訴廣大讀者：公司治理一點都不難，你我原本其實都有些了解。舉個例子，國家就是一家大公司，民主國家的人民都是這家公司的小股東。人民希望經濟發展、國力強盛，就像是股東希望公司賺錢、股票飆漲一樣。國家的總統、院長、部長、民代，就像是國家這家公司的各階層經理人。政府高官未必反對國力強盛，只是他們也各有私心，更希望拓展自己的權力與財富。正因為握有權力的政府高官可能有牟取己利的私心，人民乃設計出定期選舉、權力制衡、陽光法案、貪汙治罪、預算審議、決算稽查等等制度，希望能對國家的這些「經理人」多所約束。因此，簡單地說，整個民主制度，就是國家這間公司的「公司治理」機制。絕大多數的台灣人民多少都了解民主制衡與監督的基本概念，他們當然也就了解公司治理的梗概。

有了以上對公司治理的概略了解，我們就可以進一步解說其中的關鍵環節。為什麼民主國家要設計一套包括選舉、制衡、審議、治貪的複雜制度，去約束高官呢？這背後有兩個主要的原因。第一、人都是自私的，政府高官也不例外。正因為人都有私心，所以高官施政的目標，就與人民的目標未必一致，其所作所為就可能違反人民的期待，必須要予以規範、約束。第二、民主制度繁複設計更重要的因素，是源自「官員與人民的資訊不對等」。一般而言，官員知道法案細節、政策過程、招標底價，但是人民卻不知道，於是人民就不得不設計種種制度，強制資訊的揭露、約束決策的流程，以防範官員舞弊。總之，官員與人民「目標不一致、資訊不對稱」，是民主制衡設計的最核心觀念。

由以上討論的基礎，再將焦點拉回公司，讀者就更清楚公司治理是怎麼一回事了。公司的經理人與小股東（或其他公司關係人）之間，也有目標不一致、資訊不對稱的問題。小股東想要公司賺錢、股價上漲，經理人基於自利，卻可能想要掏空公司、圖利自己，這是目標不一致。此外，經理人深知公司的決策時機、底價、交易對象等關鍵資訊，小股東卻渾然不知，當然也使經理人有上下其手的空間。所謂公司治理，就是要設計出一套制度，讓擁有不同目標、優勢資訊的經理人，能加以收斂，做出與小股東目標較為一致的決策。

讀者當然也了解：即使最老牌、制度設計經歷千錘百鍊的民主國家（如英、法、美），也不可能靠任何監督制衡的法律設計，而做到弊絕風清。法律的條文有限，它所能夠杜絕防範的手段或強制公布的資訊，自然也是有限的；但是人的機巧奸詐卻是方式繁多、變化無窮。怎麼辦呢？在民主社會，我們常將法律未明文禁止，但是卻明顯違反一般人民認知的行為，由輿論或其他社會道德壓力予以制裁。比如說，我們查不出某甲貪汙，但是他帳戶卻多出好幾億不明的資金；或某甲手握重權，且與所管轄之商人某乙資金往來頻繁，而乙則屢屢得到工程標案。這些都是人民不能接受的事。由於人民才是國家的主人，當官員的作為或解釋不能得到人民「正常的信任」，即使沒有違法，也會受到輿論的譴責，甚至因而去職；這就是所謂的責任政治。

回過頭來看公司治理，其實概念也是相通的。一般而言，小股東會有許多觀察，得以判斷是否該給予經理人「正常的信任」。例如，公司經理人是否做了一些「一般生意人不會這樣做」的交易（公司法上稱為非常規交易）？是否在財務報表上沒有揭露特定的訊息（此即安隆案的情形）？是否在董事會中把可以講清楚的事故意講不清楚？是否經常將重要的提案，臨時以隱晦的方式矇混提出？如果公司經理人常有這樣的作為，即使沒有具體違反哪一條法律，但若引起外界質疑，那就是在違反公司治理，主管機關也就能據以做出必要的行政處置。

為什麼「違反公司治理」的認定會比「違法」要寬鬆呢？這其實與許多經濟法律概念的特殊性有關。依據美國司法部前副部長魯賓費爾（D. Rubinfeld）的解說，當廠商銷往國外商品的售價竟然比國內低、或是廠商以不合理的低售價使競爭對手難以因應時，都足以構成「傾銷」或「不公平競爭」的表面證據（prima facie evidence）；除非廠商能證明其低價行為符合特殊的追求利潤模式，否則該表面證據往往就足以令該廠商面臨處罰。同理，對於握有資訊優勢與不一致目標的公司經理人，如果他們有隱匿資訊、能說清楚卻不說清楚、或矇混提案的情形，就構成了違反公司治理的表面證據。除非他們能夠提出「這樣做是為極大化小股東福祉」的證明，否則表面證據就足以判定是非，而經理人就要面對處分的後果。

最後要強調的是：治理責任所規範的對象，是具有資訊優勢與不一致目標的團隊，而非特定個人。交通部ＥＴＣ案，司法上可能難以認定是部長的法律責任抑或是部長特助的法律責任。但就政治責任而言，人民會說「我不必分辨，反正他們兩個該負責任。」同理，公司若因治理問題而生損害，司法上可能難以認定誰犯了背信罪。但就公司治理而言，掌握資訊優勢的經理團隊，就該負起整體的責任。

公司治理的道理既然這麼簡單，為什麼很多人卻覺得它很深奧呢？我們若向集權國家的人民談民主，最好能從基本概念直指核心，切忌一開始就「比較各國民主制度」。同理，若要向全無概念的投資大眾講公司治理，不宜花太多篇幅旁述其他。若能掌握「目標不一致、資訊不對稱」這兩個主軸，其餘則思過半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