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個充滿不公不義的社會環境中，阿米爾是加害者同時也是受害者，阿米爾是階級與父權的受害者，他的背叛與逃避，使他成為加害者。階級的不平等，使惡行輕易地降臨在哈山身上，但是哈山毫無怨尤。階級的不平等更使得阿米爾還有贖罪的機會，哈山卻不再有機會接受遲來的歉意。哈山在故事中代表著信賴、寬恕與和平，這美好的德性正是促使阿米爾踏上自我救贖道路的最強大力量。

心靈的罪惡感，使阿米爾徹底成為自己惡行的受害者，他痛恨自己背叛與卑劣的行為，阿米爾曾愧疚地自問：「我除了把自己的罪行，加諸在我所背叛的人身上，然後試圖全部遺忘之外，我又做了什麼？」。若不是他不再沉溺於悲傷，轉化為積極的面對，他將以自我懲罰來減輕悲痛，對阿米爾而言，這樣做只是消極的作為。

傷痛的本質是一種偏執，越自我懲罰就越會留戀在悲傷中，來稍減心中內疚感。赫曼（J.L. Herman）在《創傷與復原》（Trauma and Recovery）一書中提出，創傷復原的首要原則是恢復和過去和解的能力，發展出新的自我，不再被創傷支配。創傷者要有一種使命感，將創傷昇華為救贖。年少的哈米爾沒有勇氣去面對生命中的橫逆，卻在二十年後回鄉面對不可知的恐懼。懦弱與卑鄙的自我責難，在此行中被救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