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02-09╱中國時報╱第A4版╱焦點新聞╱陳學聖

《名家專論》機會的台灣

　　有一個搭機的觀察現象，生動傳遞了兩岸三地華人的不同性格。當飛機剛落地時，立即起身搬下行李的很可能是大陸人，因為他覺得已經安全了，至於所謂法律效力是由他自己判定的；當飛機已靠近空橋，但安全帶指示燈還未熄滅時，便急忙站起的多是台灣人，因為他慣於遊走法律邊緣，希望守法可是仍能搶先別人一步；而待在座位上，等待機長指示下機後，才立即衝出去的一定是香港人，因為他們最守規矩，但也知道機不可失。

　　有趣的是，這種兩岸三地的性格差異，在全球化的年代裡，卻也提供各自不同的比較利基，與競爭機會。

　　香港特有的殖民地歷史，百年來繼受盎格魯薩克遜的嚴密法系，香港的法制基礎與港人的法治精神，早已取得華人世界中的領先地位。由於法治體系完備，市場機制健全，遊戲規範明確，整體透明度高，加之與英美資本的親近特質，香港於是成為世界轉口貿易的重心之一，這是香港的優勢。不過，也由於殖民統治的政治需要，「民主」成為英國治理下所刻意忽略的機制，而長期欠缺民主薰陶的結果，香港社會穩定有餘，但在穩定的背後卻少了一份應變的靈活，與一股創新的動力，這是香港的劣勢。

　　大陸的民主、法治程度相對落後許多，雖然國家資本得以在欠缺法治束縛的情形下快速成長，利用資源多為國有財產的便利，趁著市民權益尚未有明確法律保障的機會，共產官僚得到最大的彈性施為空間，順利完成與世界市場的接軌，在最短時間內釋放大量廉價勞力，躍起而成為世界工廠。不過對新迎接而來的市場經濟，缺乏民主與法治是最為關鍵的障礙，這項缺乏，將帶給大陸經濟成長的內在危機，與政治轉型的外在危機，屆時中共政權能否成功超克？會否逆勢崩解？這個重大不確定因素，便成為大陸進一步發展的劣勢所在。

　　反觀台灣，在法治程度上，台灣人的守法精神雖有瑕疵，但就公、私法律體系的健全，與執法、司法的公正態度都遠優於大陸；在民主程度上，台灣的民主實踐雖然曾遭受挫敗，但是超過廿年的集體學習經驗，台灣人的民主深度與素養，早已成為華人世界中的翹楚，這其實是台灣最大優勢之所在。

　　因為民主制度的意義，其實遠超過一般想像。一九九八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沈恩（Amartya Sean），便明確指出經濟發展與政治自由的密切關係，他論證出「在解決激烈的經濟需要上，政治自由在誘因及訊息的提供上扮演重要角色」，而民主機制所帶來的訊息流通與經濟利益的調和，正是防止經濟失衡，避免經濟災難的重要途徑。

　　沈恩的話，恰恰說明了一個民主台灣，在華人世界中的競爭優勢所在，代表台灣的民主優勢，將可以為全球資本，在兩岸三地間提供一個最為健全的經濟運轉機制，結合上同文同種的文化價值因素，台灣可以成為進入或管理中國市場的最佳基地。復加以充分訊息流通與豐富誘因機會，所釋放出來的豐沛創新能力，相較於香港與大陸，台灣其實更有資格在全球生產關係中，搶佔最上游的研發（Research ＆Development）地位。

　　因此，如何在兩岸三地競爭中掌握台灣的對比優勢？如何在全球經濟競爭中取得台灣的關鍵地位？台灣毋須自薄，但也應珍惜此稍縱即逝的機會。

　　(作者為台灣生命力文教基金會執行長)

　　（本專欄不代表本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