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02-02╱中國時報╱第A4版╱焦點新聞╱陳學聖

《名家專論》四大區域政府的全球化意義

	新任閣揆謝長廷上台後，立即倡議朝野和解、政黨共生，這項主張的確具有膽識；民進黨主席蘇貞昌接任後，立即著手安排政務官參選年底縣市長，這樣布局的確具有衝勁。不過身為國家級領導人，這般擘畫台灣的格局，可能太小。 　　同樣春節包機成功，對兩岸關係所預示的春江水暖，令人驚喜；辜振甫先生辭世，汪道涵遣人跨海弔唁，對海峽、海基兩會所帶來的復談契機，也讓人期待。不過如果我們觀看台灣的眼光，只能停留於此，則恐怕太淺。 　　其實，當前台灣最為急迫的問題，在於經濟生產關係全球化與中國市場經濟體興起後，對台灣經濟競爭力所造成的雙重擠壓，一則要求台灣重新尋找在全球生產鏈中的分工定位，另則要求台灣必須接受可能被中國各區域經濟體的取代現實。從而，台灣該如何因應全球競爭？該如何進行兩岸競爭？該如何遠離經濟掏空與全球邊陲的困境？這些才真是台灣的首要問題。 　　因此，台灣推動北、中、南、東四大區域政府，創造四個小而強區域經濟體的時代是迫在眉睫、無可迴避的朝野責任，也是一種時代的真正格局，因為台灣原本的北、中、南三大都市規模已顯稍小，地方政府的治理能量也有不足，在資源整合上難以結合海港與空港優勢，在治理協助上沒有制定產業與租稅政策的能力，在與其他全球城市互動時缺乏訂定經貿協議的權力。一個非「完整的」區域經濟體，自然無法與全球其他區域經濟體順利接軌，台灣北、高二市的發展障礙大多來自於此。 　　揆諸全球化的演進，最重要的特質即在於－國家角色的弱化與國家疆域的日漸模糊，原本以國家為中心的政經文化系統，逐漸由各個大型都會區域所取代，全球互動模式慢慢成為以這些「全球城市」（global city）作為「節點」的連結網絡，導致國家主權開始擴散，部分向上匯集為國際間更大的政經統合模式，部分也同時向下分享給國內的地方政府，尤其是該國的全球城市，這種上下分權的特殊趨勢，便是日本著名評論家大前研一預言民族國家終結之原因所在。 　　所以，一個真正有能量、有魄力、有前瞻的執政黨，不應僅侷限於朝野、兩岸表象和解，或年底百里侯之爭席次多寡引為戰功，而是大膽、明確宣示區域整合的時間表，先行定期召集有效準區域政府之縣、市長會報以為雛形，剋期制定行政區域規畫法，完成縣市合併與精簡政府層級，下放經貿與財政權力，給予區域政府以構成「經濟體」的基礎。 　　甚且，在我國主權受限的國際環境中，區域政府的非國家性質，正好成為繞過主權爭議的最好理由，成為推展實質經貿交流的最佳基礎。此種靈活與彈性，不僅可善用於台灣的國際關係，讓四大區域政府直接與各地全球城市進行鏈結；在敏感的兩岸關係上，更可輕巧迴避中央對中央的表面尷尬，而形成地方對地方的實質交好，讓北、中、南三都與中國京津冀、長三角與珠三角經濟體形成更緊致之整合。 　　謝長廷、蘇貞昌不論是「體操哲學」或「蹲下後退」，姿態確實柔軟，是成事之先決條件，但最終仍要看其格局與視野，此刻在全球競爭中這是台灣的唯一機會，更是他們兩人的歷史考驗。（作者為台灣生命力文教基金會執行長）（本專欄不代表本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