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美國的紐約，大家一聽到布魯克林區就聯想到他是個黑人區、貧民區，治安敗壞、晚上最好少出門為妙。而紐約的有錢人多居住於長島一帶，如此明顯的區隔也造成了許多社會問題與社會對立。這樣的貧富區隔真的是一個健全的社會現象嗎？把窮人趕到貧民窟、把白領階級趕到郊區，好的地段讓給有錢人獨佔，這是一個公平的社會現象嗎？還是多一點社會關懷，多一點社會公平才能真正促進社會間的融合呢？

自從總統大選結束後，民眾對於未來經濟前景看好，台北市的房價普遍也開始向上攀升。在這種情況下便有大學教授起身呼籲台北市的房價有可能泡沫化。而媒體也報導台北市房貸負擔率已站上43.6％（見表一）的歷史新高，房價所得比台北市更升至10.4倍（見表二）。[1]若依據台北市主計處之資料來推算，[2]要在台北市買一棟房子需要16,930,888元，由此可見要在台北買一棟房子是多麼的困難。

在這樣的情況下，人民對於富豪與豪宅多少會產生一些負面的情緒。特別是在某些政治人物的刻意操弄下，民眾的情緒難免會刻意尋找一些敵人來加以批判。這次所謂大陸富豪考察團即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這些所謂的大陸富豪考察的是所謂開發案，跟房地產並無直接的關連，但在部分政客的刻意操弄下，他們被抹黑成了炒樓團。

當然我們不可否認有建商藉機炒作房地產，但這些點出問題的政客可曾思考過真正對住宅問題的治本辦法呢？在台灣一片的奢華風、豪宅風中，政府的放任與媒體的推波助瀾沒有關係嗎？很多人可能會說尊重市場機制，但全然放任的市場機制只會造成富者越富、貧者越貧的問題，政府若不做適當控管只是更加速社會的M型化而已。

在人民居住的問題上，歐洲國家就與美國採取了不一樣的政策。台北市議員潘懷宗認為台北市政府應該思考學習歐洲的經驗，例如法國巴黎在之前兩次的嚴重暴動之後，法國政府仔細思考了問題的原因，認為除移民問題外，都市內的富人區與廉租區涇渭分明，也激化了社會矛盾。因此法國政府提出了兩項政策，一是規定各個城市必須建立一定數量的廉租房，其比例大致為總住房面積的20％；二是將廉租房建在普通住宅區，使低收入者與高收入者“同住一個屋簷下”。並規定今後法國房地產商想在某個區域開發大型樓房時，必須向法國政府承諾其所建住宅含有一定比例的廉租房，否則就無法開發。如此作法一來讓城市中的貧民能有地方生存，二來藉由貧富混居使都市不再劃分富人區與窮人區，減少階級對立、促進社會和諧。[3]

在英國也有所謂社會住房（Social Housing）的制度，一樣是要求建商撥出建案的一定比例作為社會住房，提供給一般民眾購買或租用（無家可歸者、居住在有害環境者、需要醫療救濟者、必須被遷離特殊地區者有第一優先權）[4]。這些社會住房是由地方政府和住房協會（Housing  Association）共同擁有和管理。[5]到2002年時英國全國社會住房約520萬套，占總房產的20％。西班牙則專門成立住房部，對住房政策、住房市場進行宏觀調控，保障青年、老人、低收入者…等的住房權益。可見得歐洲國家對於維持維護人民居住的公平性盡了許多努力。

回頭過來看看我們的台北市，其實所謂的社會住房（Social Housing）跟我們的國宅頗為類似。但自88年起行政院訂頒「振興建築投資業措施」及「健全房地產市場措施」後，要求暫緩辦理政府直接興建國宅。因此，台北市目前已無興建國宅的計畫。但台北市的公有土地仍一塊塊被出售，且幾乎都是被拿去蓋豪宅，逐漸的台北市也被劃分出許多高級住宅區，今天一個一般市民要想在信義計畫區附近居住，面對每坪動輒近百萬的天價（見表三），都只能望屋興嘆。

而台北市的家長若有意遷到一些所謂的明星學區、或是希望搬到鄰近捷運交通方便的地區時，平均房價（以一個家庭約需30坪左右之空間推估）也都在千萬上下（見表四、五），在這個萬物都漲唯獨薪水沒漲的時代，一千萬對小老百姓的負擔實在是非常沈重。依據內政部公佈的最新一期住宅需求動向季報，在台北市的購屋者50.3％是以中古屋為主，平均屋齡更高達20.5年，而台北市的平均購屋價格900萬以上的高達64.5％，期望購屋價格更高達1200萬。儘管如此，台北市仍為最多人期望遷入之地區，佔38％；僅次於高雄市。

再看看中央所推行的整合住宅補貼資源實施方案，真正能提供給台北市民居住上的協助實在是少的可憐。在對一般民眾有關購屋、修繕、租屋的補助上，帳面上雖然可提供的數目為7900人，但真正拿到補助的只有2802人。由於申請條件頗為嚴格，因此申請人數並不多，許多人即使申請了也因為資格不符而無法通過申請（見表六、七）。況且利息補貼的辦法為一般人補貼至2.707％、低收入者補貼至2.132％，[6]但若察看內政部所公佈之「各銀行購屋貸款利率月報表」（見附件）可以發現，許多銀行的貸款利率遠低於政府所補貼之利率，難怪申請人屈指可數了。

雖然馬總統已經宣示將於明年起推出一生兩次兩百萬元的優惠房貸政策，但究竟會如何實行，以及如何配套還有許多不確定性。而且只重補貼所造成的結果是，再怎麼補貼一旦在台北市的房價都高達2千萬、3千萬時，民眾仍然是買不起房子。對此都發局也表示目前建築執照與使用執照都發局依法必須發給建商，而住宅法仍在立院遲遲未通過。因此較為可行的方案是都發局適度放寬容積率，讓更多消費者一同分攤建商成本。但建商成本如何判定，應組成專責機構進行合理的評估與鑑價，如此一來才能在保障建商的權益下，同時嘉惠於全體民眾。

此外，台北市本身針對老人與低收入戶雖有所謂的老人公寓與平價住宅[7]，但目前陽明與朱倫老人公寓共住進了133人，全市的平價住宅也只住進了4971人，以台北市的總人口數來看，實在不成比例（見表八）。況且這些是僅提供給老人與低收入戶者，一般市民根本無法享受。而社會局本身也表示，未來也暫無再興建平價住宅、老人公寓之計畫（擔心造成貧民窟），社會局希望市府能有專責機構統籌規劃台北市的住房政策，將弱勢住宅一併納入規劃，會比單純興建相關弱勢住宅來的更好。也就是說台北市若有完善的社會住房制度，除了可照顧弱勢族群外，多出來的部分又可照顧到一般受薪階級。

因此，市議員潘懷宗希望市府能重視台北市民的居住問題，審慎思考台北市長遠的住房政策，甚至成立專責的住房機構，研究、管理台北市的住房政策。也不要再發生收了國宅維護基金（至97年3月累計80,164,142元），卻無任何維護事實之情事。並應促請立法院儘速修法，要求建商在賺錢之餘也負起一定的社會責任。潘懷宗議員建議相關法規應規定未來任何豪宅興建案均應考慮在台北市另一地區興建一平價住宅，兩案同時送審方得通過，避免未來台北市只有豪宅沒有平宅。潘議員認為此類平價住宅應符合一般家庭的需求，價錢在600～800萬之間，坪數為30～40坪左右，3房2廳2衛。讓台北市不是富人專屬之地，而是升斗小民也能安居樂業的美好居所，這應是台北市長無可推卸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