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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新生活運動的內容實質 scbd | 2013-06-04 新生活運動（簡稱新運）指1934年至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推出的公民教育運動，橫跨八年抗戰。新運雖然標榜“新”生活，內容卻是“舊”的儒家倫理思想。新運最後因中華民國政府於1949年內戰失利「暫停辦理」，無疾而終，總體成效不大。 1934年蔣介石在對中國工農紅軍連續發動軍事“圍剿”和在國民黨統治區實行文化“圍剿”的同時，在中國江西省城南昌發起的所謂重整道德、改變社會風氣的運動。因其從改造國民的日常生活入手，所以命名為新生活運動。目的在於用封建的倫理綱常來控制人民的思想和言論行動，用生活細節的要求來轉移人民對政治、社會問題的不滿，以反對共產主義思想的影響，維護國民黨的統治。新生活運動的主要內容是：①以禮、義、廉、恥為基本準則。禮為四維之首 ，就是規規矩矩，不犯上作亂。②從改造國民的衣食住行日常生活做起。規定要拔上鞋跟，扣齊鈕顆；走路靠左，胸部挺起；和洽鄰裏，同謀公益等。③以整齊、清潔、簡單、樸素、迅速、確實為標準。在一個政府，一個主義，一個領袖之下，絕對統一，絕對團結，絕對服從命令。④以生活藝術化、生產化、軍事化，特別是軍事化為目標。隨時準備捐軀犧牲 ，盡忠報國。1934年2月19日 ，蔣介石在南昌成立了新生活運動促進會，自任會長；7月1日，又成立新生活運動促進總會，自任總會長。1934年7月～1937 年抗日戰爭爆發為全面推行時期。其間，新運總會由南昌遷到南京，聘請何應欽、陳果夫、張群等33人為指導員，又增設婦女指導委員會，以宋美齡為指導長。在全國各省、直轄市、各縣設立分會或支會 。這一運動受到革命者和進步人士的反對和抵制，未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實際收效甚微，抗日戰爭爆發後逐漸停止。 緣起 1934年2月19日，蔣介石於南昌發表演說，為歷時十五年的新生活運動揭開了序幕。「新生活運動」這個名詞，最早見於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七日蔣介石在南昌於調查設計會所作的演說〈新生活運動發凡〉。在這次演說中，蔣介石指出「所謂革命者，即依據一種進步的新思想（主義），以人力徹底改進各個人以至整個國家之生活形態之謂。簡言之，革命即生活形態之改進也。吾國革命之所以迄今尚未成功，即在於全國國民之生活形態始終無所改進。」，是以蔣介石提出的「新生活」是「先求全國國民於食衣住行四項實際的基本生活能澈底改進之一種社會教育的運動」，是使國民革命得以成功，中華民族得以覆興的手段。兩日後，即二月十九日，蔣介石即在南昌行營擴大總理紀念周以〈新生活運動之要義〉作演說，一般視之為新生活運動的正式開始。 事實上，與新生活運動有關的準備，尤其在思想方面，則早已有跡可尋。早在一九三二年四月蔣介石對中央政治學校學生所作的演說〈人格與革命〉中，即已提出除了「親愛精誠」四字以外，尚要加上「禮義廉恥」方能「挽救墮落的民德和人心」、「改造革命的環境」、「確定我們革命的基礎」，因為在蔣介石的眼中，當時的中國人實在是沒有禮義，不知廉恥，自私自利，所以才會面對亡國亡種的危機。後來蔣介石發起新生活運動時以「禮義廉恥」為其中一端重要的思想，可說是他對於挽救中國危亡之方的一貫看法，他強調這是和孫中山思想一脈相承的，可以說，國民黨奉為圭臬的《三民主義》是新生活運動的合法性來源與理論權威。孫中山在《三民主義》裏即提出恢復中國人的民族地位的方法之一乃系恢復固有的道德。孫認為，中國人在接受新文化的同時，萬不能將舊文化中的精華——例如固有的「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即後來蔣介石口中之「八德」）等舊道德——視為糟粕一並放棄，必須予以保存且發揚光大之，方能使民族地位得以恢復，因為這些正是中國比外國優越之處。 在新生活運動開始前夕，蔣介石發表了〈復興民族之根本要務——教養衛之要義〉一演說，亦著重說明教育人民明乎「禮義廉恥」的重要性，蔣謂唯有教育和「禮義廉恥」「才是復興的唯一工具」，又從古人所謂「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引申出「四維既張，國乃復興」的結論，進一步打穩「禮義廉恥」作為日後新生活運動的指導思想的根基。有謂新生活運動在思想層面而言糅合了中國傳統禮教、鼓吹以國家利益為最大考慮，服從效法唯一的領袖的法西斯式觀念、日本傳統的武士道精神以至基督教價值觀的元素，此誠的論，亦可見之於蔣介石發起新生活運動過程中的言論與做法。 有謂蔣介石之發起新生活運動，是因為他某天在巡視時看到一個吸紙煙的小孩，有感於國民生活的不堪所致。對蔣介石這件「軼事」的說法甚多，但實有將蔣介石推行新生活運動的動機過份簡化之嫌，但無可否認的是，這事道出了新生活運動的出發點——從國民的基本日常生活做起，務求達致一個全面的社會風氣的革新。 新運內容 “禮義廉恥”（四維）是新運的中心思想。蔣介石要民眾把“禮義廉恥”結合到日常的“食衣住行”各方面。新運想要做到的，不僅是表面的市容清潔、謹守秩序，而是“要改革社會，要復興一個國家和民族”1。蔣介石理想化地希望新運能使人民改頭換面，具備“國民道德”和“國民知識”，從根本上革除陋習。 三化 如果說“禮義廉恥”是新運的理論基礎，則“三化”就是實踐理論的行動指引。所謂“三化”，就是“生活藝術化、生活生產化、生活軍事化”。蔣介石在〈新生活運動綱要〉的結論中提出了三個目標來概括「新生活」之「使國民生活合理」，即為「藝術化」、「生產化」與「軍事化」；而三者之中，又以「軍事化」最為重要。 所謂「藝術化」，就是以「藝術」為「全體民眾生活之準繩」，告別「非人生活」，力行「持躬待人」並以傳統之提倡「禮、樂、射、禦、書、數」六藝為榜樣，以藝術陶養國民，以達「整齊完善，利用厚生之宏效」。 所謂「生產化」，則旨在「勤以開源，儉以節流，知奢侈不遜之非禮，不勞而獲之可恥」，從而「救中國之貧困，弭中國之亂源」。 而「軍事化」在〈新生活綱要〉中列於最末，但卻是「新生活」的核心所在。在〈新生活運動之要義〉中蔣介石即有這樣的陳述： 「我現在所提倡的新生活運動是什麼？簡單的講，就是使全國國民的生活能夠徹底軍事化！……勇敢迅速，刻苦耐勞……能隨時為國犧牲！……養成這種臨時可以與敵人拚命為國犧牲的國民，就要使全國國民的生活軍事化。所謂軍事化，就是要整齊、清潔、簡單、樸素，也必須如此，才能合乎禮義廉恥，適於現代生存，配做一個現代的國民！」 蔣舉日本人民之能「洗冷水臉」、「吃冷飯」的例子來說明日本人「早已軍事化了，所以他們的兵能夠強」，故此要求中國人民達致同樣的標準。由此可見提倡軍事化生活之目的，乃在於「安內攘外」，希望能藉此提高國民政府動員人民之能力，一方面與中共抗衡，同時也為準備對付來自日本的威脅。蔣介石又謂： 「救國之弱，惟有尚武！方今赤匪充斥，內亂未已，版土日蹙，外侮頻仍，帝國主義者與漢奸赤匪，內外勾結，皆挾其全力，以壓迫我民族，破壞我國家。吾人欲救此危機，完成其安內攘外之目的，亦非準備全國國民之軍事化，不足以圖存；而軍事化之前提，即在養成國民生活之整齊、清潔、簡單、樸素、迅速、確實之習性，以求其共同一致之守秩序、重組織、盡責任、尚紀律，而隨時能為國家與民族同仇敵愾，捐軀犧牲，盡忠報國也。」 至一九三六年，蔣介石又在演說〈新生活運動第二期目的和工作要旨〉中將「軍事化」等同「現代化」：「所謂『現代化』者，就是要『科學化』『組織化』和『紀律化』，概括的說，就是『軍事化』……由此可知我們的生活要『科學化』『軍事化』的意思，就是要徹底鏟除過去一切虛偽自私含糊，因循茍且等一切不適合現代的積習，實實在在力行『整齊清潔簡樸勤勞迅速確實』的新生活。」總括而言，蔣介石的想法是從人民的基本生活開始改善其習慣與素質來達致所謂「救國」「復興民族」的目標。縱使新生活運動所能達致的效果也並不如其所宣稱，也招致社會上不少對新生活運動的質疑，但總的來說，新生活運動之提倡改良生活，某程度上仍具積極意義，縱使當時不少人對這種以舊道德改革生活的方式嗤之以鼻，但徐中約認為這種提倡至少能達致心理上的積極作用，即令國民在面對日本的威脅下有有所作為之感。 新運總會曾於1935年3月發出三份對如何實行“三化”作了極詳盡規定的文件。文件條目分明，內容瑣碎，對人民生活方式規定嚴格，如生活藝術化的“有暇時常至野外旅行”；生活生產化的“年未滿六十歲者，不得設宴祝壽”；生活軍事化的“提倡冷水洗浴”。 新運活動 除了由個人生活做起，新運促進會亦會舉辦各種活動。參考各省市的工作概況 ，戰前的新運工作大致不外乎提倡清潔和守規矩。“規矩”方面有守時運動、節約運動、升降旗禮等；“清潔”則有夏令衛生運動、清除垃圾和汙水、滅蠅競賽等。亦有針對愚民陋習、不良風氣的活動，如識字運動、禁煙消毒（即禁毒）運動等。由於新生活運動力圖直接干涉物質生活與經濟，有學者如James Thomson將新生活運動譏為「建基於牙刷、老鼠夾與蒼蠅拍的民族復興運動」。 組織 1934年7月，新生活運動促進總會於南昌正式成立，統領全國各地新運之工作。蔣介石任總會長，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輝為主任幹事，設調查、設計、推行三個部門。1935年年底，蔣介石在南京就任行政院長，當時的新運已發展為全國性的運動，新運總會遷至南京，熊式輝因仍任江西省主席而不能赴京兼任新運職務，是以改由錢大昀任主任幹事。次年2月，新運婦女指導委員會成立，由宋美齡任指導長。1937年3月，新運促進總會組織略有變更，改正、副主任幹事為總幹事、副總幹事，由黃仁霖擔任總幹事；改設計、調查為學校、訓練兩部門。 戰時新運 抗戰開始後，新生活運動即與抗戰前有著明顯的分別。首先在思想方面，戰前「四維」的定義為人民的日常生活定下規範，而戰時的定義則強調紀律、節約和犧牲精神，要求人民無時無刻不忘抗敵。蔣介石曾將「禮義廉恥」口號釋為「犧牲自己的全部利益，全心全意奉獻給國家」，此外，也將「『禮』是規規矩矩的態度。『義』是正正當當的行為。『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別。『恥』是切切實實的覺悟」，在一九三九年新運五周年時修訂成「嚴嚴整整的紀律」、「慷慷慨慨的犧牲」、「實實在在的節約」、「轟轟烈烈的奮鬥」，這都是為了鼓勵軍民奮力抗戰的需要。 此外，與抗戰前比較，新生活運動促進總會遷到漢口甚至重慶後的工作亦超越了原本較為著重的道德生活教化的層面，成為一個「無所不包、無所不是」的運動，隨著抗戰期間國家的需要而開展，例如節約獻金、空襲救濟、搶救難童、成立傷兵之友社，以及在重慶成立陪都新運模範區等。雖然新生活運動的成效於戰前一直不如理想，但新運組織的網絡和動員能力卻為戰時的服務提供了方便，對抗戰起了正面作用。 終結 抗戰勝利後，中國旋即陷入內戰，國民政府節節敗退，對新生活運動也實在無餘力兼顧。新運總會因此面臨經濟困難，致使蔣介石於一九四九年新運十五周年前夕悄悄指示總幹事黃仁霖「暫停辦理」，終於銷聲匿跡，新運再沒有恢復，歷時十五年的新生活運動無疾而終。1960年代中華民國政府推出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被認為是新運的延續。 跟帖: 為三朝帝師顏面計，我們還是當它‘王X所見略同’吧/no_text - 觀察員909 23:19:19 08/01/20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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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時事評論｜兩岸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