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兄的這篇文章非常好https://city.udn.com/3011/4588484?tpno=0&cate_no=0 ，顧兄與其他大陸網友在此談社會民生問題，對台灣人了解大陸，有非常大的幫助。

身在台灣，想要了解大陸，總是有點「隔」。媒體多有立場，就算沒有，其討好眾人的媚俗態度，無法作出真正深入平正的報導。大陸媒體本身，多多少少還是受限，大陸人自可「聞一以知十」，非常了解那「留白」的部分，但「外人」就難藉此而一窺全豹了。我們到大陸旅遊或是探親，接觸面更是有限；即便如台商，雖然長期生活在大陸，但因為自成一個圈子，受到的待遇也與一般大陸人不同，關心的層面也不一樣，再加上對歷史背景的隔閡，未必了解在地人的感受。像顧兄這樣的文章，引起大陸朋友的討論，無疑是為台灣朋友打開了一個非常好的窗口，有一個深入認識大陸社會的機會。

我以為，對今天的中國，我們當有三方面的關心；一是對中國國際地位的關心，也就是對中國崛起、民族強盛的關心。二是對大陸民眾生計的關心，也就是民生富裕方面的問題。二者合起來，也就是「國強民富」。第三，就是對中國文化的關心；文化是持續生長的，意義是要不斷挖掘的；如果是單單滿足前二者，把中國與過去一刀兩斷，改造成一個與美國無異的社會，那中國其實名存而實亡，那也沒有意思了。至於政治，不論形式還是內容，基本上都應為了達到上述三個目的而服務。空把某種形式當作理想來追求，其實是本末倒置的。

49年之前不談，49年之後，中共政權之所以能穩立，最重要的是滿足了第一個目標，也就是「民族強盛」的問題。人們願意犧牲個人福祉，是因為共產黨在這一方面有作為，也有建樹。當然，也因關起國門與平均主義，人們無從察覺民生問題到底落後到什麼程度，倒也能相安無事。在改革開放之後，雖然看到了自己的落後，但各方面改革的動力非常強，「勢頭」是看好的，給人很大的希望。現在，三十年過去了，從二彈一星、神舟上天，到奧運、世博、乃至現在的「四代機」與航母…，「民族強盛」這一方面的問題已獲得基本的成功，人們的關心從集體的光榮轉移到日常生活的民生實質問題，也是非常合理的事。「十二、五」強調要「富民」（過去是「強國」），也可看作是中共對時代問題的回應，基本方向不差。問題是，累積了非常多的社會問題，要如何具體地解決？如果不能一項項具體的解決，那麼，一場「體制變革」的要求就會變成「人心所向」，縱然有識之士會看出其「牛頭不對馬嘴」，但也會成為「大勢所趨」而難以抵擋。

要一項項具體的解決，牽涉到中共政權的執行力的問題。中共政權的執行力，以毛時代為最好，因為背後有一個很強的理想主義的因素。但這第一是方向錯了，第二是濫用以致成災，所以現在不管用；接下來，用的就是民族主義力量，但如前述，現在問題轉移，所以也不能再依賴它了，那現在怎麼辦？人們的信念是什麼？當官的理想性在那裡？這是個深刻的文化問題，也是價值信仰問題。我在很多地方看到談現今大陸的信仰問題的文章，此一現象也越來越嚴重，基督教力量膨脹的非常快，顧兄文章中也提到鄉下的「邪教興盛」，也是問題之一端；官方大力倡導的傳統思想，有點遠水不及近火；耶教結合西方個人主義思想（民運人士多信耶教了），力量不容小覷。舊的「馬列毛」撐不住，回頭路不能走，新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缺乏理論建樹，發展太慢（潘岳大力倡導的綠色GDP弄不出來，無疾而終，可為一例），問題不可謂不大。

執行力不彰，具體問題不能解決，引起人們對「體制改革」的幻想，這樣一來，衝突就尖銳而複雜了。這不單是中共政權保自己的問題，更關乎引進外國勢力的問題。很多大陸朋友羨慕台灣的發展，殊不知大陸與台灣不同；台灣的反對派，在政府不斷辦選舉（到縣長一級）的情況下，得以集結練兵，發展壯大，無政黨之名而有政黨之實，才能在開放黨禁之後，基本上還算平順地發展起來，但仍擋不住「外來勢力」的問題。而大陸的反對派，幾乎全仗西方人供養，在本土無根，故危險很大，弄不好前述三個重點中的一、三兩項會全部失敗，即便是只求解決第二項，即社會民生問題；但西式民主亦至少需要二十年以上的循序漸進的培養（如台灣），否則貿然行之，很可能三者全失，再現動亂。所以國族思想比較強的人，或老成持重之士，必不以此為然。問題是，當具體問題日益惡化，拿不出有效的辦法，則如何杜絕人們往此一幻想的方向發展？

目前，關於政府的執行力，借用大陸評論家洗岩先生的講法，中央用「贖買」政策來攏絡各級官員為其辦事。此正如顧兄文章中所提到的，公務員、國營事業員工，軍人等，為政府第一批要照顧的人，這關乎政權的穩定。敝人在大陸旅遊時，也看到各地政府辦公樓都造的特別好，高出其他建築一截；想來這亦是一種「贖買」。但這「贖買」的本身，又會造成社會不公，加大社會矛盾。

最近，看了東方早報登出的有關「辛亥革命前的中國」的學者座談，深有所感。清末一如法國路易十六時期，並非亡於不改革，而是亡於改革。改革燃起了人們的希望，帶起了新的勢力，但改革卻無法跑在「新希望」與「新勢力」的前面，則最終要亡於這股大潮。而新的希望與各方勢力失去了軌道，氾濫無歸，國家社會又將陷入混亂與停滯，而這就是法國大革命與辛亥革命後的情形。

在中國大陸之外看問題，愛國之士，基本上傾向於支持共產黨，為得是保住得來不易的「民族興盛」，再徐圖「民生樂利」與「文化復興」。但生活在大陸之內的人，感受恐怕不一樣，因為來自生活的直接壓力，住房、教育、就醫、有毒食品、官員貪腐、社會攀比成風…在在令人不能忍受。據說在大陸上，人們聊天，沒有不罵共產黨的。在此具體的生活情境中，要人們「憶苦思甜」、「大局為重」，恐怕不切實際。如此看來，中國大陸的政局，是不是真的有如在火山口上呢？

顧兄與大陸網友的討論，有益於大家更清楚的看清問題，這是好事。比如說，目前大陸的稅賦是不是太高了？調整稅率，降低稅賦，似乎就是一個比較「不政治」而可做的事情。另外，缺乏組織管理的科學化，許多地方都造成資源的浪費。我個人在大陸上旅遊時，兩次入院看病，就感覺到醫院管理存在著相當大的浪費。醫院如此，其他機構恐亦不會太高明。這方面的改進，都不涉敏感政治問題，可以加速推進的。

個人以為，緩解大陸的社會矛盾，應逐漸開放民間組織的設立。共產黨不必把手伸進每個組織之中，而應展現對人民的信任，讓社會展開自我調節能力。台灣在解嚴之前，柴松林教授成立了一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對台灣社會自清自律的正向發展貢獻良多。這樣的NGO越來越多，形成一個健康的公民社會，將來，有可能使「民主協商制」更為成熟，依此而發展出「中國特色的民主制度」，不是不可能的事。共產黨應「抓大放小」，只管核心政治問題，不要什麼都管；否則不但事倍功半，而且會造成更多的民怨與不滿，徒然製造更多的敵人。共產黨人深諳辯證法，應該知道，如果把「保政權」當作目標，則事情往往會發展到它的反面；反之，如孔子所說，「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只想吃飯，結果反而不免挨餓；不謀祿位，為所當為，反而不失祿位。謀道不謀食，食在其中啊！謀道不謀政權，則政權自在其中啊！

許多大陸人到了台灣，都羨慕台灣社會的「富而好禮」，認為中華文化在台灣，遠甚於大陸。但我以一個生長在台灣的中國人來看，這個表面上的觀察故然不無道理，畢竟台灣沒有文化大革命的折騰，平均國民所得亦遠高於大陸；但在文化動力上，台灣則失去了作為一個中國人應有的志向。例如前面提到的東方早報上的學者座談，這類活動在三十年前的台灣報刊上並不少見（然深度不及），但現在則是絕無僅有了。整體的方向感迷失，自我定位錯亂，知識份子沒有歷史使命的擔當，使台灣失去了最重要的創造力。（媒體沾沾自喜的種種「創意」，其實毫無價值。）又如，大陸出版業十分蓬勃，有人批評出了一堆爛書，但畢竟有好書才有爛書來搶這個市場。而台灣出版業則經營困難，因為閱讀人口大大的降低；台灣作家喜歡到大演講，因為粉絲都在那裡。還有像「百家講壇」這樣的節目，台灣想模仿（中視），但根本做不起來。台灣電視節目在質量上不及大陸；至少陳文茜，蔣勳都是這麼說。這都是台灣不如大陸之處，大陸朋友實不必妄自菲薄。

中國要崛起，一是件非常艱困的事。外部環境並不友善，內部有十三億人與環境的壓力，加上發展快速必定帶來社會適應失調，一切都要盡心費力。說到底，人的素質還是最重要的。知識增加，見識透澈，思考靈活，志向堅定（這點好像很少人提了，其實至關重要。總之是做假太多，表面文章太多，於是真正的重要性被掩蓋了。唯靠自覺。）才能打開一個局面，讓國家走向正軌。中國走向正軌，扭轉以「掠奪」為本質的帝國主義和以「消費」為本質的資本主義，則世界亦可走向正軌。靠大家一起努力吧，在實踐中徐圖改進，腳步不能停，但急躁也沒有用啊！

最後，有幾個問題想請教大陸網友：一、顧兄文中提到的「國家教師」是什麼意思？二、大陸各級公務員的考試與任用，大概是什麼樣的制度？有什麼限制？比如說，有沒有要求必須是黨員？三、在大陸，入黨難嗎？要什麼條件？大約什麼樣的人才會想要入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