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艾柏特 (寫於8/1/2006)

正當所有的媒體都在炒三立攝影被警方移送法辦的時候，我卻還想那場原本可以更宏觀的一人學運，電子媒體以淺碟的角度報導輔大學生黎文正的血糖忽高忽低，是否偷吃東西？是不是曠廢學業而遭致二一？台灣社會對學生運動的省思，就注定只有島國視野，黎文正的單薄身影，連繫的不只是泛綠精英朗朗上口的野百合學運，他還開啟台灣「新一九六零年代」的可能。

一個人的學運也好、一搓人的學運也罷，在風起雲湧的一九六零年代激起了世界各地的民主浪潮，捷克學生帕拉許，為了抗議蘇聯入侵捷克粉碎「布拉格春天」解放運動的成果，選擇在溫瑟拉斯廣場澆汽油自焚，震驚捷克全國，激發更大規模的反殖民抗爭；匈牙利反蘇聯佔領的革命，也是由一群和平抗爭的匈牙利學生點燃火苗；對當年「台灣黨外」來說，因抗爭外來殖民（威權時代的國民黨）政權而起的學運，具有相當高的神聖性與正當性，但這不意謂著像黎文正這樣抗爭自家政府領導人的學運，就不具有被殖民者衝撞殖民霸權的道德高度。

歷史輝印著黎文正的影子，一九六三年夏季，美國華府地區超過廿萬群眾走上街頭，處處可見學生身影爭取弱勢族群民權，催生後來的「民權法案」與「投票法案」；一九六八年的法國巴黎更是大鳴大放，因為抗爭巴黎大學排擠特定地區的學生所引發的學運，加溫升高成全國性的政治暴動，無政府主義者、共產主義者、右翼自由派紛紛罷工走上街頭，迫使法國當局在執政路線上做反省；學生在西班牙、墨西哥、印尼、甚至緬甸與獨裁政權對衝，迫使警察、軍隊開槍，留下為爭自由民主而犧牲的年輕屍體；六四天安門大學生擋坦克車的歷史畫面會比鄧小平的經改更不撼動人心嗎？

 學生在亂世肩負的任務不是只有讀書，學生有身為知識份子的宿命，是沉淪社會的道德圍籬，但國父的理論也沒錯，「革命的基礎在於高深的學問」，黎文正與其他「新野百合」有一個顯著的缺點，那就是他們的政治訴求和與外界的互動仍顯青澀，不然不會出現學運代表質問馬英九「為什麼人民不能直接罷免總統」、「陳總統應該停職接受調查」，或者黎文正對著媒體說「請別派狗來」的窘狀，學生在體制外的抗爭若要竟全功，須兼顧知識與膽識，黎文正的抗爭原本可以再有智慧一點，讓局勢進一步發酵，引發社會共鳴，只可惜這個可能性現在看來，不過是杯餿掉的咖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