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日至7日，應邀第三次赴臺灣和觀選。一周內訪問了八個縣市，拜會了國民黨、民進黨黨部，與四所大學進行了座談，接觸了不分藍綠的各方人士。可謂對臺灣全景式的短促而又深入的了解。由於我是第三次來到臺灣，發現了臺灣的許多新變化，這些變化或許預示著臺灣的未來發展前景？ 

　　臺灣各界對民主既有批評也有支持和辯護，但不同的是，這一次發現辯護的方式發生了變化：從過去直接肯定民主本身，到轉為間接的迂回肯定。在中山大學，一位學者是這樣肯定臺灣民主的：臺灣民主是奇跡，因為我們在轉型過程中沒有流血，沒有暴力和沖突。肯定的是轉型過程，而不在是轉型後的發展結果。臺大教授、民進黨籍前陸委會主委 陳明通 先生則另辟蹊徑：從人類曆史看，民主化是必然的，沒有其他路可走。顯然也是在回避臺灣民主現狀的困境，只能從曆史的邏輯來論證臺灣民主是必然的選擇。所以當我提出法國六十年代搞非殖民化，要求四十多個殖民地實行民主，結果大多數國家引發混亂、內戰和動蕩，不得不叫停的例子時，他回避了。最後一天的座談，面對“臺灣民主民粹化”的批評，在座的學者也只能從曆史的發展角度來辯護：從人類曆史上看，民主民粹化是一個常態，會隨著發展而解決。這和過去完全肯定現時的臺灣民主大為不同。這個轉化，是否意味著臺灣各階層本身潛意識裏面對臺灣民主的失望和否定？ 

　　其次，民進黨人也不再諱談統一，但卻和民主捆綁在一起。 陳明通 教授就直言：兩岸問題就是民主問題，只要大陸民主了，統一問題就解決了。這是一個全新變化。當年呂秀蓮做立委的時候，會見大陸背景的訪問團時上來就毫不客氣的講：除了談臺獨，什麼也不要談。否則請走開。當時就有團員摔門而走，留下來的也是打成一片。這個變化，恐怕不是民進黨立場的變化，而是策略的變化和務實的變化。正如陳水扁當政時所說的：臺獨，做不到就是做不到，我做不到，李登輝也做不到。然而，做不到並不等於不想做。而唯一的可能就是大陸出現混亂甚至四分五裂。李登輝提出的中國七塊論就已經說的很白了。其實不僅是對臺獨，藏獨也一樣。每當大陸混亂的時候，西藏就把中央政府的代表盡數驅趕，自顧自的宣布獨立。清政府倒下的時候如此，中華民國倒下的也是如此。顯然所有獨立勢力都從曆史中明白，他們獲得獨立的唯一可能就是大陸混亂和分裂。因此，才出現民進黨的人物也談統一的奇異現象。而造成大陸混亂和分裂的唯一可能就是大陸的民主化。這從無數非西方國家的實踐都得到了實證性的驗證。日本和德國成功了，是因為美軍的占領，可是這個曆史條件已經無法複制。顯然，民進黨較過去更成熟，更陰辣。只是它把民主和統一包裝在一起，對不了解民主的群體還是很有蠱惑力的。倒是身在臺灣的國民黨人對此有著清醒的認識：民進黨這樣講是有惡意的。只不過民進黨可能沒有想到，當大陸混亂時，可能會鋌而走險，對臺灣發動統一之戰。民進黨的這個變化，是否意味著兩岸的統獨之爭進入了一個新的特殊階段？ 

　　第三，臺灣的新聞自由走向封閉、低俗和極端。臺灣民主化後，許多刊物如雨後春筍一般出現，但很快在市場的壓力下倒閉退出。就是成立將近六十年、頗有品位和追求的《中國時報》也難逃此劫。後來被在大陸投資的旺旺集團一夜之間買下。一個在威權時代都可以生存的報紙就這樣倒在民主時代的市場壓力下。其它媒體在市場的壓力下，則走向另兩個極端：或者煽動民粹、社會仇恨，種族對立，政治立場走向偏鋒。這一類以《自由時報》為代表。另一類則走向色情、暴力和花邊新聞。這一類以《蘋果日報》為代表。我們在臺灣期間，正好遇上“動新聞”風波。《蘋果日報》把報道的色情和凶殺的新聞，用很逼真的方式做成動畫，放到網上，手機可以下載，網絡也可點閱。但由於過於血腥引發民眾抗議。但實質仍是媒體面臨生存危機，不得不日益偏激。在這種情況下，沒有媒體會關注國際新聞，整個臺灣全都陷於一種自我封閉的孤島狀態。新聞自由卻導致更多的媒體倒閉，逐漸發展成一種聲音和自我封閉，實在是很值的思考和研究的政治實證現象。 

　　第四，臺灣兩大政黨政治意志力嚴重衰退，偏安和苟安心態十分明顯。整個社會沒有共同的願景。所有的精力全都在於一次接一次的選舉。馬英九的不統、不武、不獨就是一個消極鴕鳥政策：只談不做什麼，卻不談做什麼。訪問國民黨總部，詢問兩岸政治議題的底線是什麼？是否要求保留“中華民國”稱號？回答卻是：這個問題不應該由我們來回答，而是大陸。因為這取決於大陸。不僅政治議題取決於大陸，經濟議題也同樣。在選後座談會上，出席的教授認為只要大陸繼續經濟上支持馬英九，支持國民黨，2012年還會連任。已經把連任的希望寄托於中共身上了。這次國民黨力主簽訂ECFA，其文宣的基調也同樣如此：只有依靠大陸才能經濟發展。而民進黨除了陳水扁的“獨立不可能”的宣誓外，更是把臺獨當做騙選票的工具。兩黨現在不再是路線之爭，而是政治利益之爭。而據披露，國、民兩黨高層多有持國外綠卡者，都做好了一旦崩潰即逃之夭夭的准備。

　　臺灣各黨政治意志力的衰退，原因一方面和大陸迅速崛起，兩岸實力差距越來越大有關，也與民主化後，過於頻繁和激烈的選舉有關。十二月才開始的縣市長選舉，三月份就要投入選戰。明年年底才進行的五大直轄市選舉，現在各大政黨都已著手准備。有的候選人甚至聲稱：選舉早就開跑。在這種情況下，誰還去想臺灣的未來發展？誰還想臺灣的共同願景？誰還把精力放到執政上？我們在臺灣觀選期間，感到行程安排過於緊湊，十分疲勞。但後來卻知道，馬英九的輔選行程是我們的三倍！馬英九不是超人，一個五十多歲的人，跑完這些行程後，還有什麼精力去處理“國”事呢？ 

　　第五、民主化一旦誤入歧途，往往很難提升，也很難逆轉。縱觀中國曆史，這也不是第一次出現的曆史現象。當清政府已無力應對內外危機時刻，中國拋棄清政府是必然的選擇，這是十分正確的。但選擇什麼制度替代，卻犯了嚴重錯誤：直接照搬了美式民主，結果中華民國在給中國留下巨大災難後，用了三十多年的時間才灰飛煙滅。不過中國當代曆史也有正例。1978年，中國上下都已意識到蘇聯模式已經行不通，需要新的道路。甚至幾年後蘇聯也都意識到這一點，雙方都進行改革。然而中國的模式取得了成功，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卻葬送了蘇聯，他自己也不得不退出曆史舞臺，由世界上最強大的領導人之一，成為曆史和自己釀造的悲劇的看客。蔣經國晚年放棄一家一姓的威權體制並沒有錯，但錯在沒有象新加坡一樣探索一條適合華人政治傳統和文化傳統的制度。當年的“四小龍”，新加坡和香港都沒有采用西方的民主制度，但經濟水平、社會穩定、廉潔程度、法制程度都遠遠優於現在的臺灣。事實勝於雄辯，臺灣民主化二十年，民主的品質繼續下滑，絲毫沒有見到隧道盡頭的曙光。所有二十幾個縣市，除了臺北和臺中，都嚴重虧損。當年臺灣憑一已之力高居亞洲四小龍之首，現在卻淪為之末，依靠大陸成為唯一的選擇。 

　　最後，兩岸的經濟融合明顯加快，“經濟一中”日益浮顯。去年我到臺灣觀選的時候，人民幣還不能兌換。這次去臺灣，機場上就已經開辦兌換人民幣業務。更令人稱奇的是，用人民幣消費，找零錢都是人民幣。這一點在香港都做不到。 

　　不過經過一周的觀選後，最令人深思的還是一位大陸團員的發言：中國就應該立即民主化。顯然，一周內見到的事實改變不了他，民進黨的策略和動機改變不了他，友好的國民黨人提醒也影響不了他。也許出身綠營的陸委會主委賴幸對ECFA的一席話點明了實質：對於那些把“傾中賣臺”當成政治口號的，賴幸媛說，她再去溝通一萬遍也沒用，因為他們只打政治算盤，不在乎政策辯論。 

　　對於把信仰高於事實的人來說，再多的事實也是沒有用的。 

　　臺灣觀選之後，自己也陷入對政治制度的思考：怎樣看待一黨制、兩黨制和多黨？ 

　　任何一種制度都有表現優異者，也都有失敗者。就是法西斯制度，也有德國、日本、意大利與葡萄牙、西班牙的不同。前三者幾乎毀滅人類文明。後兩者卻成為冷戰時西方的盟友。葡萄牙還接受了馬歇爾援助，甚至加入了北約。在亞洲，同樣是一黨制，既有朝鮮的民不聊生，也有“亞洲四小龍”這樣的奇跡。就是南北朝鮮，同樣是一黨制，也表現完全不同。日本實際上也是通過民主的方式保持了自民黨長達五十年的一黨統治，並成功的實現了經濟起飛。同樣是社會主義模式，蘇聯走向崩潰，中國走向強大和複興。民主制度也一樣，有西方的美國、英國、法國這樣成功的範例，也有泰國、印度、菲律賓、伊拉克、阿富汗、俄羅斯（葉利欽時代）、非洲、拉丁美洲這樣的失敗者或者表現極為遜色者。就是當年的“亞洲四小龍”中，選擇民主制度的韓國和臺灣，無論是在經濟發展、競爭力、廉潔程度、法制健全等方面就遠遜於沒有采用民主制度的香港和新加坡。顯然每一種制度都能找出成功者和失敗者，對於具體的國家講，並不能簡單的、先驗性地認定哪種制度好或不好。我們是否可以假設，當初“亞洲四小龍”都走西方的道路，然後出現四個泰國或菲律賓而不是四小龍？有誰願意嗎？ 

　　就在聖誕節平安夜，法國時事周刊《視點》（LE POINT）以八十頁的罕見規模推出中國特刊，題目是： 中國怎樣成為世界第一。小標題則是：80頁驚人的內容獻給世界新的主人。在談到中國政治制度時，耐人尋味的標題是：中國兩千年都是一黨制，現在又輪到共產黨。而對“共產黨”的解釋則是：共，所有人，產，生產，即為所有人生產的黨。顯然，西方的學者也不在從意識形態來理解，而是從一個黨的執政實踐來看待，而且更具有曆史感：從中國的政治文化傳統來理解今日的中國和解讀今日中國成功的原因。 

　　法國巴黎宋魯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