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經濟面的原因 :

E.     羅馬帝國奴隸經濟結構的缺陷在第三世紀就全面的顯露了。當擴張戰爭的停止，戰俘奴隸的減少，基層生產的勞動力在缺少奴隸階級可以利用的情況下，元老院的運作就日益加強對低下階層施加壓力，使其法律、政治和憲政體制的權利就逐歩的消失了。這樣他們幾乎失去了保護自己免受剝削的權力。

削減(whittling)貧窮人民權利的過程，主要發生在安東尼(Antonine Dynasty，公元96~180年)王朝的繁榮時期。到了塞維魯王朝(Severan dynasty，公元193~235年）期間窮人已幾乎什麼權力都沒有了。公民就成為絕大多數人民，沒有先前公民的特權及”公民意識”了，因此公民的身份開始發展成為平凡化，普遍化。

在第二個世紀，證據清楚的顯示，佃農經常絕棄土地而離去，地主往往是憂慮的和蒙受實質損失的一方。  在新的經濟環境中，這個日益顯著的問題，變得必須嚴肅面對 ---- 該如何平衡雙方的利益，並能保持農業系統運行?

於是制定了嚴格的規則以管制利益的衝突。由於為帝國的事務官腐敗，強制佃農是很複雜而問題很多的。  逃跑的佃農通常很難經由官方抓住他們，就算抓到了，逃跑的動機依然存在，這個規則無法糾正問題的本質。令人驚訝的，處理這個問題所造成的混亂，在第三個世紀完全未能達到其目標。

到284年，這樣的系統陷入混亂，小佃農已普遍成為不能自立的半奴隸(semi-servile)。他們的法律自由非常有限，他們的經濟地位日益依賴保留的財產也經常的被入侵者摧殘毀。如果離開他們可能會挨餓，留下來，實際上就是一個農奴。 

在三世紀危機結束後，羅馬帝國農村經濟的停滯是陷於”無計可施”的困境，332年，只能由君士坦丁一世(Constantine I)頒佈修改的法律，使小佃農成為一個是要附屬於這塊土地的隸農(Coloni)，隸農必須隨著這特定小塊土地一起被轉讓的。這種法律也間接的確認了羅馬帝國農村的景況，只能以法律的形式規範保持農業系統運行，這逐步形成了莊園制度，一直持續到歐洲的中世紀。

F.      邁可羅斯托夫采夫(Michael Rostovtzeff，1870年11月10日~1952年10月20日)在他的羅馬帝國社會和經濟(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Roman Empire (1926))的著作中指出---在第二個世紀，證據清楚的顯示，佃農經常絕棄土地而離去，地主往往是蒙受實質損失的和焦慮的一方。在這段期間我們看到“羅馬自由公民地位的集體下降”。我們基本上是看到是從奴隸生產切換到農奴生產。這個社會情況廣泛的發展，是造成第三世紀動盪和叛亂的主要原因。

邁可羅斯托夫采夫(Michael Rostovtzeff)像

社會城市中大量較貧窮的有財產的階級成員（例如農村人口、 零售貿易商、 工匠），他們對工作的冷漠，對公眾利益會有不良的影響。奴隸制和剝削的問題真是羅馬社會的根本問題之一。帝國建構在勞動的剝削上，而他們很可能是無法從他們的工作中受益的人。這樣的社會部門使得廣大帝國的勞動者永遠不能享用他們的勞動成果。這兩個主要問題，導致了人民缺乏工作的意願及提升工作的技能，而且因為他們沒有消費能力，結果就只能形成一個淺小的國內市場。(I.E.想想近代的例子幫助瞭解---1975年改革開放前的中共人民公社;蘇聯及現在的北韓) 

所有提到的這些趨勢都不是一次的運作達成的，是多年長期的，導致各種行業從舊的帝國中心向外遷移的明確發展。在整個帝國期間有緩慢的逆轉為，小型，僅剛夠糊口(hand to mouth)的小工作坊集中緊鄰大城市進行生產的。羅馬、日耳曼、高盧等方面的進步互相抵消了義大利的衰退。

在第二個世紀，有明顯的跡象義大利是快速失去曾經擁有的主要地位而且人口減少，農業和工業產品的出口大幅度萎縮。看來對工業生產快速失去信心，因此越來越需要以靠近人類的基本需要的地點進行保護形式的生產。奧古斯都開始時從舊系統基於奴役和”自由市場”經濟被這種類型的區域性的經濟接管。

在這裡我們看到幾乎農業技術的每一部分都顯著下降，但儘管很大的產量被移往農村當市鎮的條件惡化時。這個經常性的生產從市鎮向外移動的趨勢，實質上減少開放進行貿易的領域，也成為一般經濟崩潰的促成因素。  由於莊園變得越來越自給自足，客戶對舊市場流通商品的需求越來越少，也日益傷害了古典的分工經濟體系。 大的領域造成貿易上重要的限制並加快了地方分權的進程。到第三個世紀的後期，我們可以看到此類莊園的興起，這是羅馬經濟真正的嚴重衰退跡象-----這就是中世紀莊園生產的型式。在這段期間的猶太人塔木德經典(the Talmud，源於公元前2世紀至公元5世紀間，記錄了猶太教的律法、條例和傳統。)，指導讀者保持他們的三分之一的資金投資于莊園、 三分之一保留為現金，三分之一在商業和生活產品。這些意見告訴我們羅馬那時的經濟已到”機能障礙功能”( dysfunctional)的程度。

伴隨這種大型莊園的增長，是城鎮的萎縮和古代文明範圍和素質衰退。城市開始凋殘，而且城市化的過程減緩，是帝國更加的依據地方的分權結構。政治上實質的地方分權所帶來的影響是非常具破壞性的，因為它廣泛導致在週邊外圍之間的政治自給自足 (autarky)，因此，政治的解體，從而弱化政治的中心。這意味著羅馬逐漸不再是羅馬。巨大的帝國因被擴散到邊疆而弱化了自己，因此義大利向週邊外圍的各省交出自豪的地位(Italy therefore surrendered its pride of place to the provinces and the peripheries.)。